迷迷糊糊九十年代
□汪晓云
假如我们梳理下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首先发现的必然是这样一些以“新”命名的名词术语，较为常见的有“新潮”、“新现实”、“新历史”、“新生代”等等。其次，应该是“私人写件”、“女性写件”、“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等新鲜的称谓。接着，应该是一系列作家作品如余华的《活着》（拍成了电影了呢）、苏童的《妻妾成群》（也拍成电影了呢）、陈染的叫不出名的小说和邱华栋、东西、刁斗等同样叫不出名的小说。称谓与类别是最最要紧的，至于名称，不记或记不住也罢。还有就是什么呢？对了，诗歌都快被人忘光了，人们还只能记住八十年代舒婷的《致橡树》。据说有个年轻的诗人海子自杀了，并不算太年轻的顾城也自杀了。这更几乎是无人不晓。说到散文，名家名篇几近于无，到处都是无名小卒们写在报刊杂志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式散文。有个叫王小波的，大家都说他散文写得非常棒，但是写文章累死了。
的确是纷繁复杂。照此看来，文学这片广阔的天地是不是略显荒芜了呢？然而，文学杂志之外，每年新增的大量出版物中就有许多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不管大家认为当今时代是散文时代还是小说时代，人们都在其中添加了许多非散文小说的东西。
“宝贝们”——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
□刘 放
“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可以提供解析的信息很多，有人注意到了，表示值得探究：她们为什么不在陈染、林白之前出现？包括社会上一个相关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妓女绝不是“逼良为娼”，而是自愿的。女性解放的意义由此轰然瓦解，从西方60年代争女权，争人权，到今天戴锦华说的“搞女性文学的人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中产阶级的气味”，女性的社会身份在广大意义上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女权只是少数女性的女权，在另外一个程度上还变成了男性抵制的借口：我们对你们挺好的，你们已经够有地位了，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男人活得都已经不像男人了。
所以女性解放闹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最初的那些怪圈：性别之争，话语之争，主义之争，文化情境之争。争来争去，争出一批宝贝们来，这种整个时代文化氛围中女性文学出现的变异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一直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的理解，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或者说，这种建构，还一直停留在伍尔夫提出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阶段，用俚语说，就是有点惹不起总躲得起的味道，而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一旦缺少这些，女性和女性写作的命运就会原地踏步或走两步退五步，这也是我们见到即使在西方如波伏娃这样非常智慧的女人面对智慧的男人萨特时也会陷入无奈的原因。对于当代女性写作来说，直接的表演就是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身体，所以王朔说：“祝棉棉身体好。”有个好身体的基础，是70年代女作家的经验资本，但是精神呢，却被她们流放了。要说她们的精神意识，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中有轻松得过分的反叛，和一些文人的意淫相比，她们倒还有天真的无耻，没有病态的文人气和暧昧的东西，将“阁楼上的疯女人”那种内心的疯狂也散发得更彻底，这些还真不能说全都是错的。
九十年代扫描
□梁宁宁 聂道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它的大发展时期。首先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多元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宽松的发展氛围，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文学提供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文学的面貌更为丰富。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也表现出了溃败的迹象。
1、 玩偶化。90年代中国，有一个不是商品的商品品牌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那就是“布老虎”。这是一个征象，一个以玩偶为命名的文学品牌为什么能在90年代中国大行其道？它预示了文学在90年代的命运，如果说80年代中国文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审美的、人生的、思想的，那么90年代很明显，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地位急剧地下降了，它已经降到了玩偶的地位。2、操作化。“操作”这个词仅仅是在80年代还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到90年代它就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文学术语了。它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术语，例如“雪米莉”的作坊式言情小说创作，例如“全庸”的流水线式武打小说创作，雪米莉、全庸都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文学创作工厂的名字；另一方面“操作”也是一个文学促销术语，换句话就是说，文学越来越依赖和它不相干的事物来争取读者了。例如90年代以来文学界的操作策略，“美女作家”、“新新人类”、“断裂作家”、“小女人散文”等等，它们和80年代的文学词汇“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文学”等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和文学有关，而后者和文学无关，前者是文学命名，后者是广告命名。3、影视化。纸面文学越来越试图通过不是纸面文学来赢得读者，这不能不说是纸面文学衰退的迹象。“触电”是90年代纸面文学作家最热门的语汇，一方面是纸面文学作家的成名越来越依赖电影和电视，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纸面文学作家更主动地向影视靠拢，他们身份是纸面文学作家，但是，写作过程却是向着影视去的，他们在创作之初就常常已经想好这个题材是否有合影视性，是否能被影视看中。4、改刊潮。90年代初文学刊物已经先于作者、读者、批评家感到了纸面文学市场萎缩带来的压力，它们对此不是没有反抗的。但是，那时文学刊物之反抗主要取道文学内部，想振兴纸面文学，办法是树立文学流派大旗，通过扶持文学流派形成刊物特色，争取读者回归，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状态”、“新都市”、“新市民”等一系列泡沫流派，当然最终都失败了，纸面文学不但没有什么起色相反越来越表现出溃败的迹象来；90年代末期，文学刊物订数进一步下滑，许多刊物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刊物放弃了纯文学的思路，掀起了改版的热潮，但是如今改版潮已经尘埃落定，改版的刊物从《北京文学》、《小说家》到《湖南文学》、《当代作家》可以说没有一家是成功的。
90年代中国人的口味
□刘晓春
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似乎一夜之间从波峰跌入浪谷，经济的转型将人们从传统的政治体制中摆脱出来，与以往相比，政治更少地与个体的“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经济在人们的生活中更具有控制与主宰的能力。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的文化也开始摆脱原有的政治运作模式，文化日益成为一种商品，文化开始遵循资本的运作规律，且大行其道。人们的注意力从大的政治、文化叙述转向了在原先看来属于蝇营狗苟的日常经济生活中粘稠的世俗气味，而缺少了以往的历史叙事所具有的深刻与厚重，尘封的历史被用来作为戏说、调侃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个帝王将相被拉出来，在现代人面前“洗尽铅华”，充分地展露“后宫”与“大内”的“隐秘”生活；现实生活也并没有因为人们开始真实地从天空落实到大地而变得从容自如，反而更加失去了对生活的自信，一切都犹如“一地鸡毛”，人们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的同时，精神的家园却越来越有“找不着北”的感觉……一如人们对日常经济生活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取代了对政治、文化大叙述的偏爱，人们也开始在文化领域实践着自己对世俗问题的趣味。综观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现象，相较于在此之前的文化领域，其中有一个极其深刻而且意义深远的变化，就是文化越来越趋于世俗，文化非但没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经济学”面前坚持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操守，反而越来越自我矮化、自我低俗化。文化产品对世俗生活事相的迷恋，对物质与肉体欲望的追求，对个人隐私的执著等等，都昭示着文化产品精神价值的沦丧，而体现出娱乐的、官能的、欲望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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