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话“大话” 　　□任晓雯 　　这是个没大没小、没上没下的时代。 　　“大话西游”，出生于六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不能不对这四个字敏感。它仿佛成为一个情结、一个商标，一类风格的形象代言人；它的台词成为经典、范式，成为改写我们的口语甚至书面文体的语言习惯。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炒作、极少广告的条件下奇迹般地完成的（它在香港本地票房平平，刚引进大陆时被评为当年的最差引进片，可以说，这部四不像的搞笑悲喜剧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不知不觉走红的）。 　　这种“大话”，是与以往主流意识形态充斥的真正的“大话文艺”（假、大、空）相抗衡的东西。它颠覆权威，消解意义。 　　比如其著名的一段台词：“××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意义，行为本身作为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存在凸现了出来。这倒是与诱导人们消费的广告语“Just do it”不谋而合。倡导疯狂购物的消费文化所指引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非理性。而事实上，这一切都出现在一个运作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层制的社会里。 　　唯一与“需要理由吗”这段台词的知名度及引用率能够媲美的，恐怕只有“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了。 　　“……我爱你。如果要在这三个字前面加一个期限，那就是：一万年。”这段煽情的台词曾经感动过多少少男少女。非常奇怪的是，这段台词在影片中，是周星驰为求脱身而对朱茵编的一段谎话，而到了少男少女那里，却被理解为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宣言。在这里，经过编码、解码的转换过程，文本的意义被完全按照不同的方式阐释过了。 　　在言情片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们，开始背叛纯情时代的琼瑶阿姨。他们厌倦了美女帅哥乌托邦式的爱情，厌倦了海誓山盟宏大叙事，对于他们，平民化的爱情方式是更可接受的，没正没经面具下躲藏着的无可奈何的真诚（比如王朔的某些人物，比如脱胎得道前的至尊宝）是更值得信赖的。如果有真诚，那么真诚也是扭曲的、羞于表露的，甚至是处于被半解构状态的。为何这种变味的纯情如此具有号召力？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更符合我们对当下真实生活的想象。平民时代的人们能够更多出些勇气来面对自身的猥琐、虚伪，以及种种私心杂念。 　　 　　 　　大话者生存 　　□张 闳 　　几年前，当周星驰连同他的《大话西游》刚刚潜入大陆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大话时代”正在悄悄到来。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大话时代”到来的步伐。今天，没有看过《大话西游》的人，等于少懂一门外语或方言，交流的障碍甚多，尤其是进入网络世界。对于一些人来说，网络好像是另一个国度，有许多话听不懂。我的一位新近学会上网的朋友曾来问我，为什么BBS里老是有人说“铛铛铛铛”、“你妈贵姓”之类，这有什么好笑的。我问，看过《大话西游》吗？他说，没有。--怪不得！ 　　一如最初人们需要小说一样，今天的人们需要大话。现在，小说的原始功能基本上已丧失，差不多都变成了“大说”了。“大话”可以说正是原始的小说艺术的现代变种。“大话”跟经典有关，而所谓经典，最初无非是一些很普通的（多半是因为有趣而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在今天，这些僵死的经典，只不过是学者教授们做论文的材料。“大话”以戏谑的方式模仿了经典，并瓦解了经典，将文化经典中的那些没完没了、唧唧歪歪的教谕、议论化为轻松一笑，这一点无疑最能博得年轻人的欢心。长期以来，他们被传统教育制度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总算能出上一口恶气。另一方面，“大话”使经典获得了现代意义，可以说是复活了经典。一些人的写作是精英分子自我感动的迷幻剂，另一些人则在孜孜不倦地为都市白领制造标榜品味的文化胭脂，“大话”写作则使更多的人从文化颠覆活动中获得了破坏与创造的快感。 　　在网络中，大话式写作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和最受欢迎的写作方式。《大话西游》、《大话水浒》、《大话三国》，乃至《××故事（之大话西游版）》，无不显示出网友非凡的创造力。网络空间提供了大话者的话语生存方式。网络大话者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往往是匿名的，写作基本上脱离了现实功利目的，有时一些作品还是集体创造的结果，公众书写，公众共享。应该说这更充分地体现了文学写作的自由创造精神。去年网上流传的《鸡过马路》，就是这种写作的典范。写作仿佛又回到了古老的民间传说的阶段。 　　 　　 　　大话时代的初夏——从达利到周星驰 　　□王晓渔 　　有首外国民歌《夏天的回忆》，这样唱道：“夏天到来，令我回忆。”就在2001年的初夏，我的身边发生了两个文化事件：中央电视台悄悄推出《大话西游》，达利画展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出。 　　《大话西游》是对“西游记”的善意盗版——“取经”这一具有禁欲精神的“文化苦旅”，摇身一变为传奇的爱情故事。播出的《大话西游》是被删节的“洁本”，但从香港走进北京，还是用了6年时间。而这六年的精神氛围，也恰恰从“文化苦旅的重”演化为“大话西游的轻”。1995年《大话西游》出品，但它在那一年几乎被秘密蒸发。既没有媒体花边新闻的宣传攻势，也没有观众们鲜花盛开的掌声。那时，人们即使在旅程中也会陷入“沉思”，偶尔发出一丝带有文化味道的沉重的叹息。“轻”也只有在赋予内在的“不可承受”时，才会被大家一窝蜂地接受。谁想到，几年之后《大话西游》却重新出土。台词逐渐经典化，甚至成为新新人类见面时的“切口”。主演周星驰，正如卡尔维诺为新世纪选择的吉利形象，具有“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是的，每一个人的体重，并不妨碍他内心身轻如燕的轻逸。周星驰应邀去北京大学讲座，虽然被人斥为北大的堕落，但这并不能阻止“大话时代”的到来。 　　我承认，如果从单纯的电影技术美学来看，《大话西游》算不上一流的电影。正如达利（杜尚也做过类似之举）在蒙娜丽莎嘴唇上抹的两撇小胡子，与小学生的涂鸦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典的秘密，就是它可以被摹仿但不可能被复制。如果你再给林黛玉添上胡子，那只能说明你是三流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的等级制中，疯子与大师分别属于两个世界。但在美学的走廊里，两者很有可能只是一步之遥。 　　上海美术馆的五月，站满了衣冠楚楚的人们。今天，很少还会有人指责达利“哗众取宠”或“浅薄”。但为什么周星驰却还会被一口咬定为庸俗的“小丑”？他们或许不知道，有时小丑和大师也只有一步之遥。“达利东游”与“大话西游”同时出现在这个初夏，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大话时代”正如这个季节的植物，健康地生长。 　　 　　 　　大话的文学国 　　□王弘治 　　《大话西游》是不是“无厘头”？如果大话西游是“无厘头”的话，那么近七八百年的中国文学传统就完全丧失了所有的意义，成为一堆文字的僵尸。之所以这样说，可以参考几个实例。 　　其一，关汉卿就是大话的大师。《窦娥冤》的县官见了告状的便磕头行礼，言道“凡来告状便是老爷我的衣食父母”，这种笔法，周星驰确实学得很像，他演的宋世杰，官场就仿佛是元曲当中调侃的一样，而不是一本正经地反着腐败。 　　其二，《西游记》本是一部大话书。写什么神魔鬼怪、飞天遁地，这都玄乎得很。而且光是师徒四人的形象组合，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有老实有奸猾，摆明了就是为五百年后周星驰量身定做的。 　　其三，中国是一个笑的国度，大话是这个传统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或许几千年沉重得够久了，别的不用说，看一看社戏台下的农民是咧着嘴看梁祝的故事，人人都在笑话“梁呆子”的傻劲，就知道了。 　　因此，当文人雅士的唐诗宋词一样成为文学史上的“冷猪头”以后，中国文学的“大话”逐渐变成了群众主流。学者们总在关心着明清以后的文人如何如何，分析他们的人民性。他们有什么人民性？不会笑就没有人民性。不会笑的文学，就变成了《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一变而成为他人的笑料；不会笑的文学，就变成了《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一变而成为专心向上爬的贼子；不会笑的文学，如果到了今天，大概就是SB的文学吧。 　　 　　主持人：酷哥 　　栏目管理人：杨伦理 　　配画：何立伟
	佛山期刊出版总社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