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关心大众
当今文化界之怪，世所罕见，作家们玩个人体验，连篇累牍地演绎自己的感情历程与性交史，全不理会读者是否全跟着你去搞婚外恋或者滥交；电影导演们玩个人风格，拿投资商的钞票挣自己的艺术名分，把观众赶出了电影院却怪罪市场或者体制；画家们画的东西与普罗大众无关，只与附庸风雅的收藏家们有关；台上的舞蹈不是给百姓欣赏的，而是为各种奖项的评委们评分用的；只有搞流行音乐的那些人贴近了百姓，但他们贴得更近的是百姓的钱包。问问现在有几个百姓读小说，看电影，买字画，就知道文化离大众有多远了。怪道的是，只有被贬为低俗末道的工商业界，却在不断生产着百姓们需要的东西，吃住衣行你能想到的他都能供应，你想象不来的他也能生产，虽然商人们要的也是钱，但他们毕竟在赚钱的同时服务了人民。须知商业的根本目的是利润，文化的本质却是服务大众，如今本末倒置，商人们以各种文化（企业文化、咖啡文化等）为幌子，为利润而服务大众，文化家们却以经济为理由，拒绝关心大众。当然，有个别识时务的文化家也直接服务大众，搞裸体行为艺术引来门庭若市，造文字调情通奸卖得盆满钵满，拍美女出浴镜头招来上当观众，等等，如此倒不像搞文化，而是比行商更粗俗的卖笑。
文化之为大众服务，一项最根本的就是，你必须有服务大众之心，佛曰爱心，道曰慧性，文化曰关怀，百姓曰“想着咱们”，在想着、爱着、关心着百姓的前提下，搞什么形式都无所谓，咱百姓还是分辨得出爱抚或是耳光的，即便动作基本一样。当然，以爱抚的动作施予耳光或者强奸，则另当别论，那些戴着高高的“崇高”帽子的主义者，为骗取个人名利而做人文关怀状，根据其误导与煽动之效果，应以道德犯罪论处，比卖笑更可恶。但不管怎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经济、利润、策划、假冒、伪劣之类的词汇，还是懂得不少，咱们或许会上当一时，买了你卖肉的畅销书，看了你个人化的艺术电影（话说回来，既然是个人的东西，招咱们来看个鸟？）却未必就会上当一世，以为你真的把咱们当回事。假如都明白了这个理，不知文化家们上哪儿找市场？
所以，迷途知返吧，文化不是你们专有的，谁多读点书都能有文化，都能搞文化。真正的文化，是心怀大众，是胸藏宇宙，是大慈大悲。（夏大得）
文学与杜桑的便器
1917年，纽约，在一次大型艺术展览会上，杜桑先生拎着一只搪瓷小便器，作为“现成艺术”，堂而皇之地摆在艺术的殿堂上，向世人展示。在唾骂与赞美声中，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艺术死了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挽歌一遍一遍响起，丧钟一阵一阵敲响。作为广义艺术的一支，文学的上空，同样飘荡着这些挥之不去的不祥之音。诗人荷尔德林问，诗人何为？新的千年,众人更是千万次地问，文学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因特网上充满动感与临场感的精彩画面，正带我们进入了美仑美奂的读图时代——字符文化面临挑战！email与网上聊天促发的恋爱事件，已把情书及其代表的古典爱情，以及融汇着泪与笑、痛苦与期待、甜蜜与忧伤的经典浪漫，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往日情怀——致命的打击就在于此。因为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名著都离不开爱情，而所有的爱情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一封“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书。情书文化的衰微，对诗（情诗的比例一直很高）的打击更是有目共睹，mouse（鼠标）的叫声取代了夜莺的娇啭，从此人间无好诗。
无疑文学兴盛于一个压抑而不是宽容的时代，一个封闭而不是开放的时代，一个蒙昧而不是开化的时代。人们借助文学的魔力，可以宣泄对不公不义世道的激烈情绪；也可以让那些幽闭深闺的夫人小姐，以及正处于青春期性压抑的青年们在想象中得到满足。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意淫在激发阅读行为的动机中实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说白了，文学就是一只便器，是用来盛人类精神的排泄物的。
随着人类怡情悦性的选择日趋丰富多元，说教者布道人越来越无人喝彩。文学期刊的倒闭与读者的减少就势所难免。作家和文学都要对自身重新定位。文学不会死，但肯定会变。试想想1917年以后艺术领域的潮起潮落、花开花谢，就知道“艺术”这个词的包容性是多么强。即如那只便器，人们终究还是承认了它的艺术地位。别的领域，应该不会例外。（朱晓军）
中国人的身体患了“失语症”？
其实，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中，并不缺乏对人类身体以及欲望的想象与建构。许多人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基本上针对性和身体采取压抑的态度，不过，我们在中国广大的民间，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关于性想象与实践的图景，远较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开放、直白、率真、自然。明代冯梦龙的《桂枝儿·山歌》中关于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解读，可以说是富有民主精神，要求挣脱封建伦理的压抑，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沈从文描写的湘西世界中人们的情感与欲望需求，与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的虚饰与矫情相比，应该是生命的天籁；遍布大江南北的各种民间庙会，民众在祈求丰收、贸易往来的同时，“士女冶游”，极尽生命狂欢形态。
现在，我们则很难看到民间（大众？）对自我身体的审美想象与审美创造，有的只是对身体与欲望边疆的无度开发，而且，非本土的、外来的关于女性“美”的尺度占据了人们的心理空间，“性感”、“三围”等可以用技术和数字化的美感观念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美感的模糊想象，“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施朱则太赤，施粉则太白”的整体美感可以说是中国美学观念对女性美感的恰当表述。这种用技术和数字化的美感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中的人们——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女性身体美感的再生产。这种美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表述体系”，有助于使女性个体自觉和不自觉地变成技术和数字化美感观念的实践主体，同时，她们能够自由地将自己与她们所处的世界之间的位置相适应的“图景”内在化。作为中国人自身的身体观念却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文化氛围的侵蚀下逐渐趋于沉默，中国人关于自身的身体书写为大众文化图景所取代。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人关于身体的书写正在日益地纳入到西方人的想象体系之中，本土的身体与性的历史正在丧失，简言之，即是中国本土的身体与性文化似乎不再具有再生产话语的空间。西方资本主义的身体和欲望满足的话语以一种适应本土文化的逻辑，在中国当下的大众消费市场攻城掠寨，制造了一个个中国人传统以来性蒙昧、性压抑、性扭曲的神话，而中国人关于性欲望和身体美感的理解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输入才发明的，似乎中国人从来没有关于自己的身体和性欲的表述，使中国文化内部的诸多关于身体与欲望的想象之差异同质化，并使其僵化在历史之中。（刘晓春）
调情与游戏的文学怎么啦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如今已经被人们弄得很复杂了，还弄出了许多阴险的理论。
最早的文学其实只有两个功能，一个调情，一是游戏（耍嘴皮子）。《诗经》的主干部分《国风》，尽管已经被孔子删改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调情和游戏。看看一些著名的篇章，比如《关雎》、《静女》、《蒹葭》就可以知道了。还有一些被专家划为“政治讽刺诗”的篇章，实际上就是耍嘴皮子，通过语言游戏顺便发泄一下、嘲弄一下统治者，比如《伐檀》、《硕鼠》等。但是，它并没有直接的语言之外的目的，否则，它就不会采用大量的同语反复，或一唱三叹的音调。与此同时，调情和游戏受到了来自伦理道德方面的限制，于是，修辞术就产生了。人们不好意思将内心的欲望直接说出来，就遮遮掩掩，用一些比喻来作为“咏叹之词”，意思是说：关雎都成双成对了，你还不答应跟我结婚？
屈原将这种“修辞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他也开了一个坏头。他将一种纯粹的男女之间的调情，变成了个人对国家，臣子对皇上的调情，从而使文学的调情和游戏功能变成了一种过于沉重的东西。此后的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跳出这个魔圈。
网络文学的出现让许多人惊惶失措，就是因为它跳出了那个传统的魔圈，那个既吸引人又折磨人的魔圈。受虐狂突然失去了施虐者，那怎么受得了。于是，他们稀里糊涂地就开始拒绝、反对，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其实，网络文学，只不过回到了文学的最初功能上罢了。网上的言谈，尽管也有许多言外之意，但主要就是游戏和调情，是一个语言的狂欢节。在这里没有身份（连性别身份都变得不明不白），没有权威。它唯一的权威就是你的语言很牛逼，你的手脚很快（键盘操作的熟练程度），你的心态很好（不急不躁，提得起放得下）。它的表达很直接，有人说这是欲望的直接宣泄。其实它是将以往那种拐弯抹角的、日趋复杂的、与伦理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的“修辞术”抛弃了。
在网络言谈的基础上，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修辞术”，一种新的“伦理学”？现在讨论还为时过早。（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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