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写作
□卢雅修（复旦大学中文系）
你如果上大街随便找个小年青，问他什么叫另类，他只会告诉你酷就是另类，王菲是另类，谢霆峰是另类，没准他还幽你一默，说他自己就是个另类。如果你问他什么是另类写作，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卫慧是另类，棉棉是另类，或者再加上什么安妮宝贝、京城四美之类。一言以概之，所谓另类写作，就是美女加时尚的写作。
作为一个思想还算开放的青年（可能算不上另类），我有时也愿意认同流行的另类观念。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有一些喜欢鼓捣出新花样的人物出现，不能算坏事。至少说明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懂得表现自我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会傻兮兮地大炼钢铁。
可是我思来想去，如果只是天天在咖啡厅、舞厅里泡着，或者整天在单身公寓里和一个浑身长毛的男人做爱，这能叫另类吗？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合适。在我看来，另类总应该包含一点精神上的东西吧。年青的女作家们都很喜欢杜拉斯，可是杜拉斯被称为另类，绝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也许看过电影《情人》的人会抗议说，她年青时长得不坏。可是你想想看，她写《情人》的时候，已经七老八十了，再怎么保颜有术，也比不上咱们的上海宝贝漂亮……所以说我们喜欢杜拉斯，肯定有另外的原因。她对世俗规则的不认同，她对绝望爱情的追寻，足以使每一个人（不管他另不另类）为之心碎。我想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承认她是另类的。如果只是脸蛋漂亮，做爱时声音很大，或者将头像印在内裤上，这恐怕跟另类的文学没多大关系。不错，有时中国的女作家们也爱标榜自己的情感，可是这种情感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空中漫无边际地飘，只要见到一个支点就迫不及待地靠上去。如果我们把这也叫做另类，那未免太矫情。有人也许还会为中国的另类作家辩护道，她们也很鄙夷世俗啊，可是兄弟，你太天真了，所谓的世俗在另类女作家的眼中，就如同作品主人公所用的避孕套一样，平时随便乱扔，方便时却可以拿来用一下。从表面上看，另类女作家跟世俗社会的关系是紧张的，然而在潜意识中，他们却是同谋。只要作品一进入市场，她们就会原形毕露，上电视、做广告、搞派对，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诫大家，当前所谓的另类写作是虚伪的，不可信的，我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分地庸俗一回，也不愿意假惺惺地装出很另类的样子。
当然读者也可以这么评论我说：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既不会写东西，又没有漂亮的乳房，当然要说她们坏，假如换个活法，也许你就不那么想了……这话说得很对，可是我妈把我生成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另类”的翻转
□穆 阑（复旦大学中文系）
虽说“另类”是个新词，但“另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并不新。
随着时序的迁移，在文学领域，每个时代都在产生着自己的“另类”即异端。魏晋的嵇康——明朝的李贽——晚清的梁启超——1917年的胡适——50年代的胡风——1968年的郭路生……这些“另类”的存在不断为文坛提供着生机与活力，为文学史注入新的可能性。无论它们在发生的当时是如何扬厉或者如何微渺，作为一种有品格、有个性的独立的声音，它们大胆地发出来了，这就是值得表彰和值得庆幸的。
随着时序再往后的迁移，这样的情状又在不经意间被翻转。文坛的现状是：“另类”不再是异端，反成了一种时髦，成了书摊上明码标价的商品，成了少男少女趋之若鹜的偶像。“另类”也不再与向着真知苦苦的探索有关，不再与面对重压倔强的抗争有关，不再关涉国民性的思考，不再关涉文学的意义、价值、内容，甚至形式。“另类”不再独立，不再有自己的头脑，不再有自己的性格，更谈不上有自己的品格。它就是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贴满了标签的无物。前些日子，在阅读一部走红的“另类”小说时，忍不住加注了闻一多先生的名句“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我并不相信文坛真的已经蜕变为“绝望的死水”，但现在的一些文学现象又迫使我不得不作类似的联想。至少，撕开那时髦的“另类”的前卫包装，就给人这样的直观感受。而作为读者，发现“另类”的真面目时，钱早已进了别人的腰包。原来如此。
另类为何？
□朱晓军（江苏省泰州市文化局）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像“美是什么？”或“人是什么？”一样，哲学得令人找不着北。不如换个方式，从另类不是什么开始，或许能撩开其神秘的面纱，满足一下我等俗人百无聊赖的窥视欲。
首先，另类不是异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类的命运是很残酷的—犹太民族就被排斥、驱赶、放逐、诛杀，满世界狼奔豕突了数千年，最后在奥斯维辛他们的悲惨境遇打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类似的经历，黑人、印第安人、斯拉夫人……差不多所有的民族都曾有过，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另类不是异端。环绕另类的，不过是别人的目光而已。等待异端的，却是火刑柱是绞索、是断头台、是监狱。布鲁诺、李贽、谭嗣同、切·格瓦拉，甚至包括基督本人以及历史上的改革家、革命家、有创见的思想家们，其人其事，众所周知，不胜枚举。
最后，另类不是先锋。先锋、前卫是艺术王国中的叛逆者，几乎每一个时代卓然成家的大师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毕加索，乔伊斯、斯特拉文斯基……概莫能外。通常情况下，另类不具备这方面足够的天分和素养。
这样一来，另类的面目就比较清楚了。把异类、异端和先锋三种原料，按一定的比例掺和，再放进现代传媒作催化剂，合一炉而冶之，另类就热腾腾地出炉了。他（两性兼指，下同）是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显然以异类自居；他特立独行，孤标傲世，操流利的外语，读古怪的书，俯视芸芸众生卑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似乎颇有几分“思想”，有点像异端；他房间与时尚保持距离，但又极为关注时尚的趋向以便永远保持超前的优势。他对广告与时装的精通度远甚于对莎士比亚的领悟和对米开朗基罗的欣赏。当然他也能跟你侃侃玛格丽特的中国情人和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偶尔他也提及贝多芬这样的古董或鲁迅这块老石头，并不失优雅地在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又具有十足的先锋风度。此外，他的前卫性还充分体现在他的发型、眼影、唇膏和奇装异服上。他蔑视大众的注目，尽管这是他的阳光；他攻击媒体的媚俗，尽管这是他的空气。他是自己的艺术品，他的仪容举止就是最好的行为艺术。
毫不奇怪，另类仅仅是一群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激情寻找出路。在一个没有绞索、断头台没有烽火硝烟马鸣风萧萧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有音乐啤酒大麻避孕套伟哥足球有贝克汉姆辣妹阿加西库尔尼科娃手机因特网email的时代，英雄无觅孙仲谋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还能怎么着？所以，得把某著名诗人的名句“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宁愿做一个人”改为“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宁愿做一个另类”。
异端与另类
□张 洁（武汉大学中文系）
“异端”的政治色彩极浓，或许干脆就是个政治词汇。凡是不正统、不够正统或有点犯冲的东西，统统可以称之为异端。异端并非一无是处，好坏兼有：坏处是常令人担惊受怕，那些意志不坚强的人很容易被由此生出的流言击倒；好处倒也不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藉此暴得大名，甚至“走向世界”。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想，所有熟悉80年代文学的人都能举出一些来。国内的人喜欢搜异，国外的汉学家不也同样喜欢猎奇？只需翻翻当时国内外的选集译本，看看选家和译家都是些什么人，都选、译些什么人的作品，你就会明白异端究竟意味着什么。
“另类”是90年代的异端，政治色彩却要比原来少得多，原因是其主要对立面转向了坚持人文精神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自认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但在另类面前却视自己为“正类”，以另类另眼相看，或摆出宽厚同情的样子有分寸地评议，或施之以愤激猛烈的道德挞伐，以维护世道人心之不坠。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就因专注于展示新人类别样的“私生活”而格外惹人注意，成为某些人竭力攻击的对象。由此看来，与知识精英相比，另类可算是边缘的边缘了。
果真如此么？非也。另类其实并非真的就是另类。关键在于如何看问题。从正统或正类的立场看，卫慧、棉棉之流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另类；而从文化效应的角度看，另类则是货真价实的正类，他们是大众文化市场的宠儿，是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英雄。他们不是为摆脱孤寂、抚慰自我写作，不是为承担神圣的道义和使命写作，而是为迎合时尚、吊人口味写作。大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大众就没有他们红透半边天的今天。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数遍作为知识精英的边缘作家，请问：有谁比他们拥有更大读者群？看来，另类当作另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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