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一只唯美的细腰蜂
□杨梅（时尚杂志编辑）
谁不知道王尔德是因为同性恋才给关进监牢里去的呢。虽然王尔德曾经夸张地说，犯罪是现代生活中惟一的亮点，他自己犯的至多也不过是“风化罪”，被判两年监禁，算得上被“严打”了。
“如今是这样的年代，读得太多而没时间欣赏，写得太多而没时间思想。”王尔德天女散花似的妙语隽言警句怪论，让全世界足足受用了一百年，但欣赏他的人也会说，他的思想远不够深刻和博大。当然，一个胸佩铃兰花的唯美主义者，本来就与深刻博大的思想无缘。我们不能向一只细腰蜂去要求犀牛角。
王尔德这只嗡嗡的细腰蜂，专挑细皮嫩肉的上流社会客厅里的众男女下口。男人当然不在话下：“男人啊越变越老，绝不会越变越好。”“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女人更糟：“女人对许多事情生来就很精明。除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什么也瞒不了她们。”“昨晚她胭脂搽得太多而衣服又穿得太少，这在女人向来是绝望的表示。”“坏女人给我麻烦。好女人使我厌烦。”恋爱与婚姻也成了王尔德开涮的最佳材料：“恋爱总是以自欺开始，以欺人告终。”“男人结婚是因为疲倦，女人结婚是因为好奇。”
王尔德与中国新文学结缘甚早。在鲁迅眼里，他属于异域“世纪末的果汁”中的一份。1924年洪深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在上海演出，一时好评如潮。这一百年里，中国作家谁最像王尔德呢？也许，林语堂有其幽默，而不免矜持；梁实秋同样尖刻，但失之油滑；钱钟书《围城》的心思之灵慧、口角之波俏，与王尔德真能分庭抗礼，可是钱氏大约不会喜欢这么比照吧。
在我个人看来，张爱玲的行事行文倒是大有王尔德之风。王尔德素以智力上的优势为傲，张爱玲也是“不聪明的人她就不喜”（胡兰成语）；两人都喜欢奇装异服地招摇于人前，在擅长自我包装方面堪称合璧；两人的文字，色彩都丰富而敏感，只不过张爱玲调子偏灰一些；张爱玲1990年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还引到王尔德的名言：“好美国人死了上巴黎。”
“才，所以装点世界；情，所以粉饰乾坤。”有人问温斯顿·邱吉尔，来生最愿意与谁订交倾谈，这位一直活到91岁的“语言巨子”想到的正是那个46岁就死掉的牛津才子。“奥斯卡·王尔德”，他说。
写诗的状态
□成 明（复旦大学博士生）
相传北京的小酒馆里经常会有人举杯大叫：“这笔３百万的买卖成了，钱明儿我给您汇去。”
这次去参加一个所谓的诗人聚会，饭局上不停地有人叫：“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啊，想称霸中国诗坛？”烟酣酒足饭饱之际坐在我旁边的那位约不超过２０岁的“诗人”大吼一声：“脱！都他妈的给我脱！”
后来一起在北京逛街，聊天，我很奇怪和我谈诗的朋友用的都是剑拔弩张的口气。在圆明园外那条废街上，那个“诗人”满嘴都是“牺牲”，“总要有人先走这一步”，“没别的路了，你要出声就得反”……
走在中关村的大马路上，满眼都是化了浓妆的女人，红绿青黑下面却是一张张苍白发灰的脸，和北京的天色相似。
那场湿透北京萧瑟街头夜雨构成了抑郁对我的最后一击，我被击倒在地，极度的惶恐将我包围。必须挣扎，哪怕是虚张声势。
只有语词，如铁丝网一般的语词。没有生活。没有下课后和一二女友一起饮用的珍珠奶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做《子弹穿过百老汇》的电影。总之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状态。深秋的北京像一枚子弹洞穿了我对北方的几乎所有诗性幻想。
逃回上海。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季节的南方还有绿叶和真正意义上的阳光。
南方，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个可以偏安的地方。14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偏安在南方，上海。
偏安在南方，不用挣扎，不再必须对抗着致命的北风和萧瑟作出一个铁丝网长期般死硬姿势。我，感觉又可以和复旦的诗人们一起自由平等和和气气地写诗。
我开始发现我拥有生活，非线条而质感的生活。不夜而温和的上海，复旦的香樟道，午后文弱书生的小憩，纸上谈兵的文字使用，自由而无用并且引以为荣。这就是我以及我们的真实生活。生活是宽容的前提，宽容是丰富的前提，丰富是自由与颓废的前提。
如果说诗歌是真实的，那我们的诗歌即来源于这种颇有小资嫌疑的真实生活。
正如一个复旦诗人写道：“天气很凉爽／风从耳边掠过的感觉很舒畅／我走上大街／穿着散发脚气的泡沫拖鞋／没有人来陪我喝酒／没有人来触及隐痛／天天都是这样……”
上海是个不具有北方那种粗豪传奇的城市，她平庸并且踏实得出类拔萃。我一个朋友对上海过于井然的秩序（program）深恶痛绝。不管我当时如何赞同他的观点，现在我深深地知道，若令我离开平庸和秩序，进入哪怕接近那种传奇，对我或者我的诗歌，都将是一场灾难。
我的个体将会消失，我的语言将无迹可寻。
可贵的依然是距离。正如你离开了烽火连天，神魔乱舞的电影院，看到街上不太漂亮啃着玉米棒的小姑娘，你知道你已经舒舒服服地过了一把瘾。
我总觉得这才是写诗应有的状态。
痞子蔡的堕落
□朱晓军（厦门大学硕士生）
痞子蔡曾经是一面旗帜。网络与文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其直接后果，就是所谓“网络文学”的诞生。散文家周涛先生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让时间怀孕。痞子蔡也许不够那么伟大，但他却成功地让网络与文学进行了交合。至少在中文语境中，可以断言，没有《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网络文学”仍将是一个热炒中的虚拟概念。
当比特携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茫茫的网际空间翩翩起舞时，网民们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因为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痞子蔡已经横空出世。千百年来，随着文字被上层阶级所垄断，文学早已沦为贵族的游戏。它的生产和消费与某种特权紧紧联系在一起。印刷与纸媒的出现，只不过加固了文字——书写所形成的权力阶梯而已。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作家、思想家，有了精神贵族；而面对他们的，则是愚氓、是庸众，是等待启蒙的芸芸众生，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但在更早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人类居住在山洞里，茹毛饮血，扛木头的号子“杭育杭育”就是最早的诗歌；月光下、火堆旁的蹦蹦跳跳就是最早的舞蹈；山洞里、岩壁上的涂涂抹抹就是最早的绘画，人们无忧无虑，率性而为，没有什么皇帝，也没有什么作家，人人都是艺术家。由此看来，网络文学所表征的“数字化生存”的光荣和梦想，仅仅是复兴了人类久已湮没的辉煌。借助于网络，坚固的文学壁垒，可以被打破；森严的文学体制，可以被颠覆——文学将回归原初，回到民间。自由交流，自由表达，至少在技术上得到了保证。起码，痞子蔡在这场攻坚战和颠覆运动中，已经充当了先锋，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然而，遗憾的是，痞子蔡的革命精神并不彻底。革命尚未成功，痞子蔡已另有所图，放弃了努力；不仅放弃了努力，而且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民间毕竟太卑微了，江湖毕竟太寂寞了。痞子蔡就这样把自己当初对文学帝国的造反经历兑换成受招安的资本，一头扑进了纸媒的怀抱，乐颠颠地四处奔波签名售书，收获着少女的媚眼和书商的银子。痞子蔡一变而为作家蔡、君子蔡。痞子气、江湖气荡然无存，儒雅气、庙堂气正气浩然——一副沐猴而冠的作派，真像花果山上的猴子，美猴王的闲散日子过着不舒服，思量着跻身于天庭，在玉帝手下做一个有头有脸的角儿，于是就扯起了反旗，于是就受招安，于是就荣获了弼马温的位子……
看着正在进行风光之旅的蔡先生，我们有理由推测，已经改邪归正、脱胎换骨的此公将成为作家协会强有力的候选人。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一句：遗弃了网络，您蔡先生还能走多远呢？
如何玩弄文字
□孙 洁（复旦大学博士生）
最近很流行酷评。既“酷评”，多少就有点偏离正常批评的范围了。有一个近似的词，曰“苛评”，但细细体味，能描述当下的某种批评现象的，更贴切的词，还是“酷评”。
参与到热闹的“酷评现象”里来的，有好几位文学博士。这又是一个令人莞尔的征象。伴随着卸去严肃面具的文学期刊的市场化，和网络的推波助澜，直指当下的文学批评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过。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离读者越来越远的创作界，一方面是和媒体越走越近的评论圈。问一问关心“文坛”的大众，有几个不知道北大某博士生涉嫌剽窃的余秋雨评论？又有几个没听说过不久前南大某博士给20世纪中国文学写了两篇言不及义的“悼词”？
在一声紧过一声的酷评声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玩弄文字的好手段。
其一曰巧立名目。在BBS上这是增加“点击率”的制胜法宝，在书肆这又是招徕主顾的不二法门。一时间，“包装”二字显出如此的重要来。评论家关心题目远甚于关心自己的文字本身，甚至甚于关心评论对象。内容是其次的，题目是要紧的。“说”是第一位的，说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说得对与不对，好与不好，那更是读者“点击（购买）”之后的问题了，大可以忽略不计。呵呵。
其二曰瞄准名家。这要以王朔的“我看……”系列为代表了。尽管王朔的“我看……”系列比某些博士的酷评文章来要平和得多，也真诚得多。
主 持 人：辣 妹
栏目管理人：杨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