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与《长恨歌》的性感
□柳珊
读《长恨歌》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它刚出来，很是热闹了一阵。热闹的原因当然不是有人猜测或暗示它会得什么大奖，而是因为它着实借了上海另一位女作家的光，就是那个四十年代以奇才奇情、奇装异服而大红大紫，五十年代以后从大陆文坛销声匿迹，九十年代忽又回光返照的传奇才女张爱玲。
《长恨歌》是当年模仿“张爱玲热”中最精彩最传神的一部。尤其是小说第一章，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记得里面有一段写上海的弄堂，宁静悠扬，像小提琴上拉出的小夜曲。其中有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她说“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 （传神。用“性感”一词描述《长恨歌》岂不把王安忆和张爱玲都说尽了。啧啧）
这种表述无疑是典型的张氏语言和思维。要知道，张爱玲小说的智慧和迷人之处80％来自她的语言。可张氏的语言是相当贵族化的，这并不是指张氏的语言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而是指张氏的语言不能完全靠后天的勤奋修习可得，而需要天赋般的才情和艺术感觉去触摸运用。所以尽管一时“张迷”无数，却几乎无人敢说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像张爱玲的作品。
用“性感”去描述上海的弄堂，这个感觉实在是抓得准抓得妙。在读到这句话之前和之后好多次，我这个成天沉溺在文学艺术殿堂里的愚庸之辈在上海的各式弄堂里倘佯过好多回，想来想去，还是“性感”这个词最能道出上海弄堂里的味道，那种综合了各类声响、色彩、空气、气味等生气活动，并蕴藉了人的知识感情、生活阅历的难以言说的味道。不信的话，大家不妨亲自去体验一番。
说实话，刚看完《长恨歌》我是相当吃惊的。因为记忆中的王安忆属理智型作家（虽然她是一名女性），像《小鲍庄》、《荒山之恋》什么的，虽然其中不乏感性审美的精致篇幅，但叙述者的冷静沉思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批评界少有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王安忆的作品，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出自她的这份冷静与沉思。
可《长恨歌》不一样，王安忆在这部作品中显得相当轻松放纵（与她过去的小说相比）。她好像是憋足了一股气要跟人（可能就是张爱玲）比个高低，恰如摇滚乐手服了兴奋剂一般，她的确使自己的艺术灵感与想象上升到了一个常人难及的极致。一个完全属地摊文学的故事被她那枝细腻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系）
看啊，这野蛮和罪恶的特权
□李运抟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个奇异丰富的文本。从取材说，它对绝大多数的汉族读者是一个新颖对象。藏族土司制度的结构、土司社会的风貌、土司王国的人际关系和民族的神奇的风土人情等，非常引人注目。从叙述视角来说，第一人称“我”的设置非常巧妙；“我”既是土司的儿子又是个“傻瓜”，真真假假亦真亦幻中，“我”的经历和叙述就有多种意味：既是作品中一个能够充分享受权力、淋漓表现自我感觉的真实人物，又是一个能够常常超然物外的清醒审视者，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明价值观念的评价者。从创作方法来说，很明显的是采用了给人予许多想象空间的魔幻现实主义。
我以为作品最深刻的思考就是小说经由土司制度而对人类社会特权的揭示与批判。如果说“尘埃落定”是指土司制度最终的土崩瓦解，那么构成土司制度的核心就是极少数人把持的社会特权。土司制度中，等级就是法律，就意味着上者的随心所欲而下者的俯首贴耳。作品中，“我”的父亲麦其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于是土皇帝的麦其土司可以随便玩弄女人，可以强占头人的妻子，可以随时下令杀人，可以将辖下的所有家奴都当牲畜使唤。头人都只是土司的走狗。“我”这个土司的“傻瓜儿子”除了服从父亲外，同样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意使用侍女卓玛和塔娜，也可以让头人胆战心惊。麦其土司家是这样，汪波土司家、拉雪巴土司家和女土司家也都是这样。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寓言
□洪治纲
王旭烽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1、2）以一个江南茶叶世家的命运为主线，通过对近百年来“华茶”跌宕起伏的历史描绘，传达出与独特的茶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华民族极为潜在的精神风貌和人性品质，折射出某种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寓言。
这种历史的寓言具体表现在作家始终不受历史事件本身的规囿，同时又不抛弃历史应有的真实性原则，以灵性激活历史，以艺术再现历史，然后借历史的曲折跌宕来推衍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动向。因此，《茶人三部曲》（1、2）尽管叙说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社会沧桑，但它既不像传统历史小说家那样完全遵照一些可勘证性的历史事件来衍说故事，也不是借历史之名对历史进行任意性的虚拟，而是在真实的大历史时空中充分地发挥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想象力，不断地在解构历史事件之余又进行现实生活现场的重构。
而人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当王旭烽把审美视点投向茶叶——这一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文化载体时，她也就不可能不对茶叶所包蕴的那种民族文化精神进行全面的展示。因此，贯穿在《茶人三部曲》（1、2）的叙事中，不但有大量的关于茶文化发展史的描述，还有茶所具备的那种“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而乐生的”内在精神的烘托。正是这种茶文化的内在品质，使吴茶清在穿越了历史战争的喧嚣之后终于感悟到平静优雅的生存乐趣。杭天醉面对现实的磨难由最初的忍让转向最后的遁入空门，并不只是其性格懦弱的结果，同样也是茶叶淡泊无俗的内在精神注塑的结局。
（ 作者单位：浙江省作协）
该说什么说什么
□周政保
评价长篇小说《抉择》，实际上并不是一件难事，如今小说成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便变得有些复杂了——其实也可以不复杂，那就是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力，说心里话，说实话，或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
就批评家的良知而言，我不仅推崇而且敬重张平的创作。他的作品不只是《抉择》，据我所知还有《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十里埋伏》等。他所经历的泥泞的创作道路，一直在告诉我们：作家之所以是作家，作品是作家最好的注解。我们读张平的小说，可以强烈感觉到底层百姓在他小说中的地位——尽管《抉择》的主人公是一位市长，但撑持这部小说的，却是一种与底层百姓息息相通的感情。评委张炯先生受评委会之托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抉择》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在我看来，“深刻地揭示了”的说法，或多或少有些过分，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切合作品实际的，因为相对的眼光仍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感受方式的依据。
《抉择》写得匆促粗糙是不言而喻的，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在艺术上有些欠缺”。但他还是存有糊涂的地方，譬如说，他把“粗糙”的原因归咎于贴近生活的“近距离写作方式”，且认为是坚持这种方式是为了“融合”老百姓。这就少有道理了。实际上，只要你贴近生活或卷入现实，以及更接近小说艺术，更接近“现实”背后的东西，如腐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等，那小说就更能震撼与呼应读者。（切中要害之处。原以为名人说什么都有理，却不知……嘻嘻）
小说终究是小说，特别是“近距离写作方式”，无论如何要考量作品的生命力及小说之所以是小说的个性叙述方式——不过，卷入现实这一点仍然要坚持，因为作家就得承担人或人类的苦难！
（作者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版花设计：张自强 漫画：魏贤东 马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