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你为什么不忏悔？ □朱晓军
首先我要声明，这个抢眼的好标题是窃自余杰老弟的雄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按读书人的前辈孔乙己老先生的遗训，窃是不能算作偷的。何况我坦白在先，还望余老弟雅谅则个，且莫与我对簿公堂，既有伤和气，又有辱斯文——老兄这厢有礼了。
世纪末的文坛好戏连台，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平心而论，最吸引我，最精彩绝伦的，还是小余斗大余这一出，极似金庸笔下的武林大会：一方是炙手可热、名满天下、大有武林至尊之象的余大侠；一方是如日中天、气冲斗牛，正在横扫江湖的余少侠，倚天剑对屠龙刀，煞是热闹。可惜本人资质鲁钝，学艺不精，功力不济。对两位高手已臻化境的上乘武学，只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份，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当然我也无意向余少侠施暗器以助余大侠一臂之力。只因马齿略长于余少侠，所以倚老卖老，大方不惭地向这位小老弟提个醒：
老弟早慧，又幸运地进了北大，得高人指点，本科四年焚膏继昝、兀兀穷年，可谓智福双修。因此矫矫出尘、傲视群伦。也是才高名盛，理所当然。但自从你打开了抽屉，才华惊世，被人捧为黑马、天才、大师候选人之后，真是灵感如水银泻地，文章如飞絮扬光，反思历史，质疑教育，四面出击，尽情挥洒你百科全书般的学识。老兄怜惜地望着你孱弱的书生之躯，和那颗不大的脑袋（照片），倒替你捏着一把汗了——毕竟，你还不到30岁。而自罗素死后近半个世纪，人们都公认他那样博学的人物在这个知识分化愈演愈烈的时代，像某些珍稀物种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再生了啊！果然，一向对你的文章有见必读的我，读到了太多的某小说情节简述加两句评语，或某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生平行迹加两句感慨这样的、赫然冠有你的大名的大作。屈才啊！这样的玩意，不才如老兄我，一日两篇的产量（绝对保证达到你的质量要求）也是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的——只是没处发表就是了。
说了一大堆废话，转到正题上来吧。余杰老弟，你有资格批评，但无权力批判（中国意义上的）。忏悔是灵魂的事情，这块地方归上帝管辖，也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在你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也别拧着心儿去和他老人家较劲。心中有良知的人，上帝自会促使他忏悔的。强迫人家忏悔，与强迫人家写检查和强迫人家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多大的区别呢？在我的记忆中，你好像一直在呼吁人们不要忘了文革。作为文革后成长的一代，你有这份清醒，老兄是十分欣赏和欣慰的。老弟天纵英才，前程远大，是上帝的宠儿，望好自为之。阿门！
文坛岳不群 □叶 开
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里有一个叫岳不群的，江湖上人称“君子剑”，其实是个伪君子，在道貌岸然的脸皮底下埋藏着阴险邪恶。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伪君子，普通人就没有那么明白了，他们容易被一些表面的事情所蒙蔽。这样，岳不群先生打着正义的旗号要拿什么人开刀乃至置之死地时，群众一致拍手称快。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时也总是关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替好人担心，憎恨那些坏人，似乎天经地义。在世俗的观点里，生活只有两种可能，非好即坏，非正即邪。这样一分为二的简单而粗暴的观点一直左右着我们的意识。在“学者”、“作家”余杰的眼里，世界也是这么简单的两极：要么高尚，要么卑下。他在分析哈维尔和昆德拉的时候，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哈维尔是昆德拉同时代的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政治家。哈维尔曾发动抗议政府的请愿签名运动，而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人物托马斯却拒绝别人要求的签名。余杰由此得出结论：哈维尔是高尚的勇士，昆德拉是卑鄙的懦夫。在一篇不到三千字的短文里，余杰轻而易举地将昆德拉判决了。一类人是神；另一类人成了恶魔。余杰还以同样的方式审判了余秋雨。余秋雨该不该审判？该！但是权力在上帝那里。余杰的问题还在于他对哈维尔的无知，他所依据的仅仅是一本别人译的哈维尔自传。对于昆德拉，他的无知就接近于无耻了。不能把作家笔下的人物等同于作家本人，这是文学常识。余杰也许根本就没看懂昆德拉的这部小说，因为就像昆德拉很忧伤地指出的那样，他把它看成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了。文学作品总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正人君子们阉割。小说即是要对确定无疑的世界秩序提出质疑，使之变得丰富和复杂。小说在“非此即彼”的强权秩序的包围中，展示了第三种乃至多种的生存的可能性。这样，小说具有了一种巨大的制约力量和宽容精神。这些都被余杰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在粗暴地阉割哈维尔和昆德拉的同时，也污辱了我们这些既不特别高尚也不特别卑鄙的普通读者。在此我要特别提出“伪善”一词，王朔说余杰是个“假道学”，也是这个意思。真小人尚有可爱之处，“伪善者”则一无是处。“君子剑”岳不群先生自己悄悄地修炼邪功“葵花宝典”，终于走火入魔，把自己一刀给骟了，成了一个不阴不阳的阉人。
像“牛蝇”一样的余杰 □汤奇云
如果说，王朔的“骂人”批评是“俗”文学向“雅”文学争夺话语权的一场抗争，那么“两余”之战则是“雅”文学之内对创作主体人格的一场诉讼。这两场论争似乎比较远离文学本身，但其实不然，前者预示着一种回避虚假崇高，回归真实欲望的勇敢袒露的新的美学潮头；后者则通过拷问创作主体的灵魂来印证文本的真实性。
我们应该感谢余秋雨，正是通过余秋雨的文学历程及其社会效应的浮出水面，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认识我们几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的精神土壤。我们也应该感谢以余杰为代表的余秋雨的批评者们，通过他们使我们认识到文学不简单是表现才情的舞台，更是人格的曝光台。文学创作不是游戏，而是作家生命的映照。也正是余杰等“牛蝇”式的叮住不放，显示了当下文学批评的良知尚在，批评的利剑仍然在制约着知识界罪恶的黑手，批评并未完全缺席。
我们觉得，余杰这“牛蝇”“叮”得是地方，也“叮”得是时候。遗憾的是，“叮”得还不够坚定，也“叮”得还不够力度。说他还不够坚定是，据2000年2月3日《文学报》报道，“二余”曾在魏明伦的斡旋下在成都会面，“化干戈为玉帛”，余杰表示“佩服余秋雨的胸襟”，他是“对事不对人”。
说他还不够力度是，余杰还没有真正摆出余秋雨在文革中历史材料，只能无奈地“求”人家“自我坦白”，自我忏悔。力度不够的又一表现是，对余秋雨连“文革余孽”一词都不敢用，用了还要后悔，赶忙道歉。
余杰的“牛蝇”式的“叮”人批评，是我们所欢迎的，是我们批评的希望。它对于那种肉麻式的吹捧是“另类”的批评，它也比温吞水式的一分为二要强得多。遗憾的是，他“叮”得还很有顾虑，时时还会害怕那巨大的牛尾巴会从背后来抽打他。这就使我们更怀念鲁迅的“匕首”式的批评，他就不是犹犹豫豫地“叮”，而是义无反顾地“戳”，决意要挖掉中国人的精神瘤毒，至死也不原谅那些“恶”人。这也是我们说中国当代真正的“酷评家”尚未出现的又一重理由。
不贞的妇女与扔石块的人 □谭运长
王朔把余杰描绘成一个小阴谋家，我看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至少，他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与余秋雨相比毫不逊色，考虑到他如此年轻，恐怕余秋雨也要像王朔那样感叹后生可畏了。余秋雨一生的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写批判文章，二是写畅销书，可这是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完成的。而余杰呢？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就一举达到了这两方面的成就，余秋雨将要自愧不如了吧？
贾平凹有个看法，说他最欣赏有才气的人，一个人只要有才气，甚至不用考虑人品，他也乐意与其做朋友，因为有才气的人让生活充满色彩，使生命有趣。可是，有时候人们还是要问，才气是种什么东西呢？看时下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表演，人们不禁要感到迷惑了。事实上，姚文元的才气不可谓不足吧？余秋雨、余杰自也不差，相信与他们做朋友交往比读他们的文章更为有趣得多了，有才气的人给生活带来色彩，这一点是毋须怀疑的。可是，余杰为什么就不满足于同人交朋友取乐，而非要去写批判文章吓人呢？
真的思想，真的学问，大体都不是用来吓唬人的。思想的价值在于它是思想者心灵的花朵，学问的好处是因为它是学者的自娱之道，而客观上给世道人心带来的意义，其实倒是一种副产品了。我看钱钟书的学问做得好，他的学问用于自娱的性质，比起用于吓人的性质来，要大得多了吧？
在90年代的学术舞台上，似乎连自身都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第一课的人，都敢于以思想者、先知的姿态来对人启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道奇景！其实，在先知经过的地方有两类人，一是不贞的妇女，二是朝不贞的妇女身上扔石块的群众，后者的蒙昧实更甚于前者。
说到底，余秋雨即如不贞的妇女，而余杰就是那扔石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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