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复出 □谢有顺

　　在余秋雨先生著名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绑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的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段煽情而夸张的话，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感慨，特别是面对大文豪苏东坡的悲怆命运，许多人为此惭愧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然而，前段时间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十作家批判书》，里面有一篇旅澳评论家朱大可的题为《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不久前，我在北京见到回国的朱大可，他告诉我，此文的原题是《甜蜜的行旅》）的长文，对余秋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样是上述那段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朱大可的解读是：

　　这是动辄上升到“民族高度”进行煽情的范例。苏东坡遭到告发和逮捕，这首先与“贫瘠”和“愚昧”无关（他无非是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其次与“民族”大义无关。试问：余文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宋代的汉民族，还是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苏的被捕究竟丢了谁的脸面？谁又在“民族”之外进行了文化或道德注视？或者说，民族的“脸面”又是怎样一种价值尺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一陈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点燃了人们对“差官”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时，旧式文人的尊严，在这个叙述和阅读的时刻里获得了短暂的实现。

　　朱大可锐利的文风，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享受。虽然，朱大可去澳大利亚定居已经五年多，但他的文章依然通篇洋溢奇特的智慧和敏锐，风采不减当年。读者或许还记得，远在1986年，正值谢晋的电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朱大可就在同年7月8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认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被称为“1986年中国文坛三大冲击波”之一，它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位和第五代导演的全面崛起。现在看来，朱大可确实有常人所没有的深刻与先见。

　　中国太需要像朱大可这样有独立见解和思想深度的批评家了。所以，《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刚与读者见面不久，国内的许多传媒就把焦点对准了朱大可，一些媒体称，“金（庸）王（朔）大战和朱的复出，中国文坛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文化风暴”；北京的《阅读导刊》更以“朱大可复出文坛？”这样醒目的标题，花整版的篇幅加以评介，呼唤真正的批评家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然而，在我们这个温情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有的只是泛滥成灾的友情吹捧、广告宣传和话语泡沫，犀利、准确、言之有物的评论文字似乎已全面退场。于是，一个个平庸的文人被说成是大师，一个个阅读神话被悄悄地制造出来。久而久之，神话就变成了常识，普及在公众的头脑中，使之丧失怀疑和批判的能力。健康的批评空气的建立，有利于打破这种屈从于现成的阅读神话的局面，把读者带回到一个清醒的立场，通过对权威和“公众意见”的怀疑，恢复每个人身上固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批评的屈辱 □葛红兵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呢？是洋腔批评、官腔批评、金钱批评、炒作批评等等功利主义批评？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老生常谈、含糊其辞的好人主义批评？还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敞开心扉的批评？尼采似的狂想，巴赫金似的睿智，本雅明似的悟性，福科似的偏执……我渴望看到这样的文字，它深深地刺痛了我，像锋利的斧锯，它深深地感染了我，像艺术作品本身一样神采飞扬，它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主见，它无法克服自己的感动，它冲动地一遍又一遍地向世人推荐它认定的好作品，诅咒那些它所认定的坏的，让人邪恶的作品……批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批评应当源于对语言（文学）、色彩（绘画）、造型（雕塑）等艺术媒介的天生的敏感，源于对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热爱，源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深深地扎根在批评家本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对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内涵的感悟之上。

　　但是，这样的批评文字我们真是太少见到了。我们读了太多的梦游型批评、评委式批评、牧师型批评、哨兵型批评，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味觉呢？想一想，当我们读到真正的真知灼见的时候，我们常常却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由此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就不太难。

　　

　　拒绝“酷评” □郅庭阁

　　时下的文坛可谓热闹非凡，单是“酷评”便让人目不暇接。酷评无甚高深，却是那些充满作者个人激情的情绪化、主观化、自我化的评论文章。在学术昌明、言论自由的今天，在摆脱了种种枷锁、桎梏以后，我们终于赢得了一份畅所欲言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讲，“酷评”意味着我们终于摆脱了敢怒不敢言或者言不由衷的尴尬处境，同时，这也为原本肃穆的学术殿堂带来了些许活泼的景象。但恕我直言，就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酷评”的存在实在是弊大于利。

　　比如沪上一位青年评论家分别为20C的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所写的两份悼词。评论者由于个人感受的膨胀与张狂，既无充足的理论根据也无客观公正的历史根据，轻率的发难诸如鲁迅、丁玲、钱钟书等人及相关作品。诸如此类的评论文章并非绝无仅有——如扬言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得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的《十作家批判书》。这类文章看似勇于直言不讳地表现自己，也的确称得上畅快淋漓，其实却充满不负责任的自由发挥和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其最大的弊端尚不在于混淆视听，（尤其是对那些对文学史略知一二的初学者）而在于严重阻碍了一种正常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进而影响到学科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有着半个世纪以上研究历史的现代文学早已不再年轻。为了促使其日益走向成熟，置身其中的每一位研究者必须用更严格的学术标准和规范来要求自己，直到1998年7月资深研究者赵园先生还不无忧虑地指出：由本学科人才训练的角度看，规范的建立几乎具有迫切性，在她看来缺乏共同遵循的基本规范，已严重限制了可能的对话，交流。现代文学是兼具历史性和文学性的一门学科，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其研究水平的提高。而现在的事实是更多的人只热衷于提出惊人的新见解，着重于能否引起轰动效应，而不屑于扎扎实实地作史料工作，也不考虑所作的论断能否经受历史真实性的考验。既然我们所面对的现代文学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已成经典的传统，我们更应该作的，无疑是加强其史学品格也即历史研究的特色，多一些客观的精神，理性的节制和传统的学术规范，少一些自作主张的发挥和自以为是的论断。倘若每一个人都以此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我相信这将是这门学科的幸运。

　　

　　中国文坛的“狂吠症” □殷国明

　　我们很赞赏蓝棣之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采用的“症候式”分析方法。因为医生的姿态，一般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姿态，是为了治病救人，除非他是庸医，或者是怀着不可告人目的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

　　如果给我们当下的文坛号号脉，看看文学家们和批评家们肿大的舌头与充血的眼睛，就知道他们神情浮躁，肝火太旺，动辄“批判”、“开骂”、“棒喝”，与人叫阵，或舌头底下含沙射影。有的则干脆自命为“狗”，一只“见谁灭谁”的狗，明确摆出一派“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文坛倒是摆脱了“失语症”，但满耳充斥的是一片骂声与“狗”儿们的“吠声”。以蓝棣之先生的“症候”分析法来看，当今的文坛患上了“狂吠症”。

　　其实，狗儿们吠几声并没有什么不好，倒是能显出几分人间生气；骂人也并不可怕，骂人式的批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骂”得在理，“骂”得有据。凭心说，当今有的人或有些现象，确实非“骂”无以触动其顽劣的神经，非“骂”无以平民愤，非“骂”无以释心中的怨气。鲁迅的文字，就曾经被视为“骂人文学”。

　　况且，作“狗”也不一定是什么耻辱，只要这条狗不是一条趋炎附势的“走狗”。郭沫若就曾经自喻是一条“天狗”，它就不是简单的要“吠”几声，而且还要把月儿吞了，把太阳吞了。“狂”一点也不打紧，鲁迅就历来反对“费厄泼赖”，要求在中国文化中注入一点“偏至”，还塑造了一个“狂人”形象，来启蒙民众。鲁迅虽然也讨厌狗，但他反对的只是“叭儿狗”。

　　因此，“骂人”批评是一种张扬个性的批评，但它必须以学理与良知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