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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本之女性空间 □杜作兵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写家庭，写亲情，写人生的日常琐事和感情生活。现代都市生活的喧嚣、复杂、荒唐，使这一代人的感觉压抑、无聊、惘然，小女人散文应运而生，主要有黄爱东西的《花妖》，黄茵的《闲着也是闲着》，素素的《现在的心情》，沫沫的《宽容是首歌》，赵建雄的《都有病》等。这些“三分聪颖、三分感觉、三分真情，还加上一分尚不让人生厌的虚荣心”的小女人散文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这些女人不顾这样那样的“提示”和“指导”，能够自如而随意地写自己所思所想并乐于公开地包括具有自私性的那些内容，她们描写琐碎的生活片断，并从中发现乐趣，抓住生活中那些无关大局的琐事，追求闲适雅致，呼唤和向往真挚的情感，却并不希望自己有着横空出世般的女性强权的姿态，她们企盼构建女性的生命世界，但并不是为了凌驾于男性世界之上，她们希望自己多几分温柔多几分母性，以期不失却女人的天性；她们主张与世无争的散漫，“从巴黎的华服到罗马的首饰再到潮州的抽纱”，“不想做官不想从商不想上班，只喜欢居家的日子。”她们拒绝庄严与崇高，拒绝深度与沉重，看重的是一份简简单单的平常心。她们没有超越没有反省没有冲突，但这些小女人散文并非全是娇嗔的小女人气，这里有黄茵旅途中的豪气与眷恋，有黄爱东西言辞间的伶俐洒脱，有张梅的闲适自得的雅……陈娟在《女人的都市》里就很有卓见地点出：小女人散文的出现表明“在文学史是曾经闪过的珍贵的，一种反映生命原生态的文学，一种性灵的情趣又萌芽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发生的变化，散文更贴近生活本身了，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了散文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散文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更易于为读者接受。这是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在文本形态上的一种基本表现。在审美表现上，九十年代女性散文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即叙述摆脱了封闭性、同一性的模式，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富于弹性。

“女性”文学还是女“性”文学 □夏大得

美女作家们风光以前，早有一批女作家在书上叫床了，可能是她们年纪不轻，虽风韵犹存却挑逗不起太多读者，而且那时的照相馆尚无“艺术照”，她们的照片虽也鲜艳地印在书上，其视觉效果却与现今经过加工的脸蛋甚有差距，因此声响远不如七十年代出生的后辈。相信不久之后，八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定能叫出更高的境界，如此才符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矩。女性文学本来地位就不高，综观中外，相比起男性作家，能被历史肯定的作品与人物比例实在是低。要说过去年代男女不平等，那么现在应该好多了，女权主义者谁都不敢惹，可女作家们写的东西还是际遇不佳，成名显赫者多因“通俗”，想高雅的总没市场，挤不进文学史册，让人灰了心，于是干脆玩一招以毒攻毒，以大俗攻大雅之堂，一律跑去叫起床来。女性文学的问题原不在招数，而是她们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总有个性别——我是女生。从市面上众多女性文学作品里，谁都能读出她们写作时完全不忘自己是女人，其性别意识之强，已使她们忽略了自己是个人。也就是说，女人一词对女人来说，只有前面的“女”字重要，“人”字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样的文学也有它一定的价值，照此下去也能为文学世界里的女性文学大厦添砖加瓦，只是这样确实有局限性，出不了大家，出不了大作品在所难免。要说能抛开性别意识的女作家也不是没有，虽凤毛麟角却随时代进步也不断在涌现，可不知是太过急功近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家竟不努力往消除性别意识的方向上努力，而是纷纷跑到书里叫床，并搞集团军操作，不管大部头长篇还是中短篇，一定要叫上几声，叫上几阵才过瘾。女人叫床的声音确实比男人好听，也肯定好卖，却使女性文学变成了女“性”文学。满街叫春，似乎切入了人性本质，或者人“性”本质，却仍逃不脱性别意识，还是女“性”本质。此招貌似勇敢，实际上是破罐子破摔——反正主流是上不去了，名垂文学青史的事情留给别人干吧，风光一世做不来，就来个风光一时，叫你个春情荡漾，叫你个魂飞魄散。

我看女权主义批评 □郅庭阁

屈指算来，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我国已发展了十多年。这种批评是以性别为标识的，它以女性为主体，以性别话语为特征而区别于其他批评流派；按理说，只要现在与历史、与未来无法割裂，只要两性差异的历史积淀及其影响无法消除，女权主义批评就有存在的土壤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近年来，此种批评却招致了不少非议和批评。在我看来，个中原因在于发展中的诸多偏差及误区。

比如理论来源方面，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不加分辨的全方位移植。众所周知，中国的妇女解放走的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所谓自由、解放与其说是自己挣来的，不如说是国家权利、男同胞所赋予的，无视这种巨大差异动辄以他们为理论参照，势必有削足适履之嫌，也难怪中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

再者，现阶段的女权主义批评基于各种原因，放弃了对男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放弃了与男权文化正面的交手与斗争。而自觉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建立，首先离不开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和揭露，同时更重要的，少了男性文学的对比与参照，有关女性语言、女性文化等的提取、创立、建构成了闭门造车、面壁虚构的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幻想。只有包容了女人和男人文学经验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权主义批评，才能消除偏执、极端与虚妄，达到一种理想境地。

个人化与私人化 □汤奇

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概念的提出标识女性转向内心和自我发现。其实这两种命名都是指出一种现象，即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但外延有不同，个人化按字面理解是写作的体验化、心灵化，这对每个作家都是必须的，它标识着一个作家的个性或者说是风格。但女性作家对个人化有自己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私人化，如林白对个人化的阐释就很精致，她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这个概括包含两层意思：（1）个人化写作的基础是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包括自我经历）。（2）个人化写作的颠覆性与解构性，以它的独特性来和主导意识形态构成“她者”力量，从而对既有权力结构具有内在颠覆作用。所以，“她们”的个人化既是指向自身的又是要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而私人化写作首先是个人化写作，它的叙事对象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人领域”、“私人生活”，叙事方式是自我作裸露，即“我手写我心”和“我手写我身”，叙事价值是女性拥有自己的权利。但私人化的同义词是具有隐私性的个人生活，所以它的内涵更丰富，在九十年代它有特殊的指向，那就是女性写作。所以我们把女性作家对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理解的写作定义为女性写作。

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 □刘歌

中国女性主义，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女权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不小的发展，但就其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困惑迷茫远远多于收获希望。

不说别的，名称由“女权主义”更换为“女性主义”就别有意味。虽说创名者声称这一更名不是出于修辞上的策略，而是为了表达上的清晰，但很显然，前者比后者温婉柔和得多，也更有“女人味”。然而即便这样，中国女界敢公开声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寥寥无几，数得清的几个也是借着95年“世妇会”的风光才大胆显身的。

此外，中国女性主义引起了众多误解与误读。这是因为中国女性主义在理论阐述上不得不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女权主义，而她们在现实态度上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模仿西方，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毕竟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便使她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据了解，女性文学创作是中国女性主义意识和立场显现得最好的领域。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文学界还的确存在着这样一批优秀的作品，那么到今天，在男权社会的既定格局中，女人作为“被看”的对象，由于市场因素的过度介入，女性写作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纳入了一个商业运作的轨道，女作家成了“美女作家”“粉红色作家”，某些女作家的作品也被包装成了“个人写真集”，女性主义意识和立场遭到了严重的歪曲与戕害。

看样子，中国女性主义道路真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啊！可正因为如此，中国女性主义者才更显庄严凝重，她们的努力也更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