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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人间四月天》 □刘帆

徐志摩活着的时候，就因为置众议于不顾的私生活被指指点点，头上悬着种种压力，没想到他死后半个多世纪，令他备受关注的仍然是这些牵牵绊绊的感情故事——谁说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只看到永久不变的人性。

看看掀起这场热潮的那部片子吧，《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浪漫爱情故事》，观其内容，谁都会发现，卖点是浪漫，是爱情，是故事，但肯定不是徐志摩。当然，志摩是诗人，或许有几分神秘感，比其他人好销些——可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大家是热爱诗歌或者真把诗人当回事儿嗷！不信你试试，在各种场合中直承自己是个诗人，正从事神圣的诗歌写作，没准儿一阵哄笑——来自普通群众；没准儿又一阵轻蔑的笑——来自其他诗人。

听说台湾播这部片子时万人空巷，奶奶太太们在家大为感动，时髦青年纷纷效仿志摩戴圆眼镜，骑自行车，我顿时感到有点可疑：从古到今，文人未必个个都郁郁寡欢穷困潦倒，但大多数却终其一生，总是寂寞。“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恐怕是各类明星：政治明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谁听说过文学明星？——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哪个文人开始炙手可热了，那不是被政治拉过去当大旗扯了，就是被一些个文化商人在市场上狠狠炒卖了一把。

这样的文人，一准儿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迎合买主的趣味。终于，开朗健谈才情过人朋友无数的徐志摩变成了一个动辄闷声不响的职业恋爱家，极有个性极有主见的才女林徽因只会眨着大眼睛泣不成声……看完这部片子，大家顿悟：“哦，诗人原来就是用诗一般语言说话并过着诗一般生活的人。”

有人乐观而善意地想，在这个没有人能拒绝包装的时代，这种炒作也许能带来大众对文学和文学史的关注和了解。这固然好，但我总有些担心这种文化传播的结果是从无知到偏见，是志摩和志摩的诗的碎片。

也许我做的只是一个旧梦，徐志摩有了这么多的读者，总胜过寂寂无闻，或者随风而逝。

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理应如此。

鞭打与拯救 □谭运长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座监狱，里面牢牢锁着的，就是心中的魔鬼。这些年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骚动不安了，随着社会生活的物质进程和单向度的现代性诉求，出现了从脱贫到致富奔小康的全民总动员。于是，人们心中的魔鬼纷纷出笼了，欲望的恶之花找到了最温暖的床，开出了鲜艳欲滴的瓣。

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思想、道德、文化等种种矛盾、冲突、纠结，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而归根到底，似乎总与以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有关。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欲望大潮一起汹涌而来的“日常生活写作”、“欲望写作”、“身体写作”，也可以看到那种以启蒙者的姿态，用思想的鞭子抽打着大众欲望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与“欲望写作”同样都是可疑的，因为写作者与大众一样受着心中的魔鬼的把持，他们那批判者的权利从何而来呢？于是，这些批判者、斗士、黑马等等，看上去并不像耶稣，倒像是那些朝不贞的妇女身上吐唾沫、扔石块的另一类群众，他们灵魂上的污垢，可能比不贞的妇女更厚、更脏。

当思想脱离了思想者的个体，与某种群体力量结合在一起时，思想就有变成一种暴力的危险了。“思想在身后的大地上长出翅膀”，这未必是一桩幸事，因为此时它就可能成为鞭子，被人用来朝自己憎恨的人身上抽打。可是，被心中的魔鬼煎熬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啊，人们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鞭打，而是怜悯，而是拯救。

在我读到的所有与现时代的道德思考有关的文字中，北村的中篇小说《公民凯恩》（《花城》2000年第2期）是真正保持着思想的纯粹性的。在这里，思想始终坚守在个人的内心深处，始终与那个脸色苍白的大胡子思想者结合在一起。那个饱受心中的魔鬼折磨的“中产阶级”公民陈凯恩，就是思想者自己，所以他没有受到鞭打，只是从心底里发出了要求怜悯、拯救的呼唤。

在北村面前，一切伪装的思想都失去了重量。

是青春期还是更年期——评张贤亮近作《青春期》 □柳霞

张贤亮的《青春期》据说写得有些动物凶猛，但看过之后却感到很疲软，即使在全文的高潮部分，在与“麻雀的老婆”交往的这段经历中，我们也没有看到真正的青春期。故事反常的、有违本能的结局使我们一口气憋着上不来。其余的部分，纵然我们能够耐着性子看下去，也不能找到半点青春期的影子。在议论多于描写，叙述多于展示的枯燥无味的絮絮叨叨中，张贤亮完成了他的青春期叙事。这样的经历——充斥着令人难以理喻的暴力和蒙昧——与其说是青春期，倒不如说是更年期更为贴切。作个不甚恰当的比较，在同是回忆描述自己“文革”期间遭遇的《黄金时代》中，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倒散发着无限的青春魅力，他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普通人与生俱来的、浑然天成的青春骚动。

当然，我并不赞成以文章来衡量一个作家人格的高低，但如果用“青春期发作，血脉贲张”来作借口，然后就“理直气壮”地砍断农民的一截手指，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接受的。

是什么在晃晃悠悠 □顾春

《晃晃悠悠》是一本后城市主义小说，作者石康。我们这一代有许多花枝招展的代表，无疑，石康是新人类的代表。与八十年代那一批人相比，石康们生活质量生活细节都更精细，也更讲究。因为他们的青春没有谁来蹉跎，他们生活在一马平川的温室与花丛中间。青年都是有理想的，也不管这理想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和节拍。但石康们已不再像八十年代的青年们，固执，苦苦地寻求一种名叫真理的东西。因为生活太忙了，每天如果有空虚，都能找到许多物质来填充。所以他们在至为颓丧的时刻，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一切的生活，像是一种物质的虚假。这时的石康们会嚎叫，叫出“晃晃悠悠”一类的话来。但是我相信，这个时期会过去的，而且持续也不会太长。甚至，本来并不为了颓丧而写下这本书，却也会在看了它以后，觉得自己真是颓丧透了。

新新人类已经真的出现并越来越多地存在了。我想，他们最好的存在方式，是尽快地成为雅皮士——你看，同样是这个年龄的青年，同样想反叛些什么，不屑些什么，建构些什么，姜丰就是一个活到了阳光下的新新人类。当然你可以说你不想做姜丰，只要讲这句话时你所用的调料中，并没有酸葡萄。

暧昧的隐私袒露和回望的姿态 □邱诗潮

陈晓明先生在《暧昧的身份认同》一文里评林白的《玻璃虫》时说：“这部小说确实以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提出女性的性别含义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只是简单的男性/女性对立，而且同时在于女性自身的不确定性。”身份不能明白地被确定，就为被误读、歧解提供了某种可能，确实，林白为我们制造了这种现实。“我”与男友们的交往是最具有这种杀伤力的一个方面。林姝姝不断脱离文化落后的空间，也是一个不断脱离没有思想深度男人的过程。林姝姝爱有上海男人气质的泽宁，然后爱北辰，爱程麻，为了叙述的方便，林姝姝为自己的情人进行了编号，有甲乙丙丁，有一二三四，于是脚踏三只船、五只船的故事就成为浓抹重彩的一章。

有必要提一下的是，林白的回望姿态。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文化黄金时代，任何一个文化人都会在这个时代高扬自己的主体性，这与九十年代相比，更能看到它的精神立场和人文浪漫色彩。林白的《玻璃虫》就力图用散文化的记叙呈现出80年代的那种文化情境，用对过去的回望来显示一种特殊的精神体验。林姝姝在广州组稿的全身的轻松，到北京开会的休闲等等，都谈到飞翔，而这种飞翔式的想象令人想起她的另一个小说《致命的飞翔》，因为飞翔在林白看来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林姝姝之所以以一个女性之弱不禁风的身体来申请到外出差的机会，是因为这是一个脱离平常状态的方式，是反抗和挣扎的工具，建立个性世界的开始。

女性不能固定，因为固定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也就必定让她的人物不断地生长自己的个性，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存在，她不以工作和家庭的建立而改变自身。从这一点来说，林姝姝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同时在一个女性主义的语境里，道德也失去它原有的杀伤力，拥有多个情人也就拥有了美感。

林姝姝是一个不屈从于环境限制的人，她不断地挑战，但林白写得很美，因为她使用一种回望的姿态，让人在唯美主义的修辞学中去理解女性自身的纯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