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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第一天，当新年的钟声四处敲响，欢呼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到处火树银花，人们莫名地流动着，兴奋着的时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文化人，我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上，而这次文化之旅却又是以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贯穿始终的，于是，我便在新年的第一天想到了与余先生有关的一些话题。 记得当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余秋雨不要有意回避其早年写作的一段重要经历，即“文革”时期他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重要文章”，而要深入地反思这段重要经历的要求时，余秋雨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绝不向邪恶忏悔”。（见《南方周末》2000．4．28） 余秋雨认为他早年写作没有犯罪。“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我在那个以伤害别人为时髦的年代，整整十年没有伤害过现实生命中任何一个人。”（同上） 本来，要求余秋雨反思和忏悔的人企图提升和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余秋雨形象，并非邪恶之徒。因为无论余开伟要求“一个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对历史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和自省，无疑有利于灵魂的再造和精神的重建。像人品与文品俱佳，在‘文革’中备受折磨的邵燕祥先生都在进行灵魂自审写出《人生败笔》这样的警世之作；像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韦君宜先生在临终前还在进行精神反思写出《思痛录》，思国家之痛，思个人之痛。过去和现在都备受体制恩宠的余秋雨教授难道就没有必要反思一下当年过错么？余教授的许多散文都在探讨文人自觉和文化人格及文化节操，是否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缺失呢？（见《文艺报》1999．4．2》）还是张育仁期望“萨特说过，身处黑暗的年代，你说‘不’，那就是同谋，何况余先生还说过‘是’呢！即将到来的21世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在灵魂拷问中站起来的健康人格形象，我想这一切对余秋雨先生来说还来得及。如果能把‘文化苦旅’的下一站选定在‘文革’后期，并勇敢地将自己在《学习与批判》撰文的那一段历史作认真严肃的反省，我相信，余先生的声名不仅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而且定会赢得知识界的喝彩；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在灵魂得到救赎的同时，会更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了。”（见《中华文学选刊》2000．2）都没有像李香君对待阮大铖那样，把余秋雨斥为异类，而是视为同类。因为余秋雨早年“奉命”写作，和少数老谋深算的御用文人是有区别的，就个人而言，他恐怕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政治图谋，他很可能虔诚地以为自己是在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同上）但余秋雨不仅主动，而且干得非常出色。所以，他们要求余秋雨见贤思齐，要求他像邵燕祥、韦君宜那样勇敢地解剖自己，像巴金、冯友兰、周一良那样洗刷过去的尘垢，彻底摆脱依附状态，回到正轨上来。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区别余秋雨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没有真正把握余秋雨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可能改变的依附本性，所以落了个农夫的下场。 事实上，这些年来，余秋雨是有反思的。这就是余秋雨的思想“转向”。 尽管余秋雨不像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善变”，即变来变去，但也有大转弯。 在1975年《学习与批判》第8期上，余秋雨发表了一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力作。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指出，因为“从陶醉胜利到失去胜利，从讴歌革命到败坏革命，从革命队伍表面上的扩充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鲁迅是多么严峻地提示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胜利是好事，但如被胜利的美酒灌得醉眼朦胧，在胜利中放弃革命原则、冲淡革命精神，却是促使胜利向反面转化的条件。”所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敌人难于钻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革命队伍在艰苦的锻炼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只有永远进击，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使革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见《中华文学选刊》2000．2）这是肯定不断革命论。 二十年后，在《抱愧山西》中，余秋雨认为：“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先是太平天国。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海内最富的晋商，在近几十年不断革命中衰落了。余秋雨反对和告别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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