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确定今年的春节是否会像前几年那样地索然无味。说实话，我害怕回到高黎贡山下的那一片神秘的林场。在那儿，蛰居着我的离休的继父，还有不可避免地将要面对的三位既异父也异母的兄长。当然，还有母亲，我的生身母亲。她在女人们仍然可以保持风韵的四十二岁的年龄下，匆匆忙忙地凋谢了。如果有人仍然对我母亲青春年代的美貌抱有兴趣的话，那就尽可以来观察我吧。母亲曾经在桌上摊出一堆照片，来向我证明我是多么酷肖她二十余年前的这一幅幅青春。
寒假，我便被苍茫的火车所裹挟，加入了探亲队伍。尽管开头我已经说过，我害怕回到高黎贡山下的那一片神秘的林场。大凡人们在动用神秘这个词时，总是表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困惑。比如，母亲的整个睡眠活动就属于一种神秘，在我没有考入大学的将近二十个年头，我无数次目睹了她梦游的美丽。她总是穿着白色睡裙，一根非常长非常柔软的鸡毛掸子是她夜巡的必不可少的道具，她的手反剪着，将鸡毛掸子在身后柔媚地拖曳，开了通向院子的门，手捏牢掸子一路缠绵出去。如果夜里存在着月亮，那她就是一位旁若无人的为月色而开路的清道夫。
以上情境来源于我回家度寒假后的第一夜梦境。我推开窗子，首先你得面对从滇西峡谷升腾起来的白练似的晨雾，它们不绝如缕，掺杂了沉甸甸的水分来复盖方圆二百里的马子坡林场。倘若你此刻能够站立出去，你就能获得一种微雨中淋浴的感觉。
我裹紧了睡衣，跑到室外。我想，我一定能找到与我梦境暗合的证据，我是指母亲。母亲有轻微的神经分裂症，多少年来，她依赖一种合法的被叫作杜冷丁的注射液来维持精神平衡，它由母亲的挚友敏姨提供，敏姨是一位年届四十仍然漂亮仍然独身的林场医生。当母亲严重失眠或者情绪出现问题，继父就会派人去找她。她召之即来。
我来到母亲的卧房，它位于整座楼房的西侧，顺便要提到的是，继父离休前执掌马子坡林场管理局局长的位子，这使他拥有以杉木建筑的连带一个大院的楼房。继父的卧室处在楼房东侧，他与母亲遥遥相对，是一个相见很容易的两极。
我在那一极找到母亲的时候，她留给我一个慵懒的背影。一切和好多年前相似，母亲仍然保留晨睡的习惯。你不难猜到了，她偎在藤椅上躺着，她的绣花鞋边沾染了花莲草，现在当然打不到露水了。茶几搁着一件手绣的衬衫，那朵蔷薇埋伏在胸前，被许多针眼拥抱着。这是一个挑灯刺绣的故事。
母亲的呼吸非常清醒。
我是绣给你的，媚儿。她在椅上动了一下。
我说，我不缺这个东西。你这样绣东西，很伤神。
母亲笑了。她隔着椅背捉住我的手。不，媚儿，我不伤神。我就是觉得老要走神。我已经到了常常容易走神的年纪，真没有办法。
我不想拦截母亲的晨睡。我退了出来。我在院子里遇见我的异父异母的三哥。他高大英俊，是一位在本省已成名的三十岁青年诗人，供职于州文联创作室。他对准一棵模样枯死的洋槐，一脚一脚用劲射足球。槐树根部的树皮剥落殆尽，这当然是被硬足球一千次一万次摩擦的结果。
“你回家来过年，我真高兴。小妹。”
“是吗，”我对他没有兴趣，“什么理由值得高兴。”
他把足球盘定于脚掌。“看见，就有一种明媚的感觉。这是许多条理由中首当其冲的一条。”
“谢谢你的首当其冲。”
在我离开这位颓废的现代诗人之后，我记得我开始在走出家门的林子里小跑，那儿隐约着一条可以通向林场场部医院的浅白色小路，在那一端，我可以找到一贯喜爱我的场医敏姨。我的三哥，我至今没有说明姓名。他叫三杰，在二十五岁之前什么也不做，一个典型的消闲者，曾经促使两位姑娘浪漫地怀孕，结果却不负一点责任。我的继父成功地庇护了他。他后来突然玩命地写诗，又突然获得大红大紫的成功。缪斯之神将幸运的桂冠嫁接到他的头颅，也许是诗界的大幸，也许是诗界的不幸，天晓得呢。
敏姨刚刚为一名服毒的少女灌肠完毕，并且尽可能地开导她。她一边洗手，一边听我叙说。当时候诊室只有我们两个，我透过微白的玻璃，可以看见躺在内室的那一位灌肠少女。我想，某件不成熟的恋爱事故促使她伤感，她做了一桩过于软弱，也是过于清白的事情。“这样的事，一辈子只可能做一次，你说对吗，敏姨？”我问母亲的这位好朋友。敏姨一边洗手，一边考虑给我的必要回答。她说：“对有些人也许这样，不过对这位姑娘就难说了。说到底，你不了解床上的这个姑娘。”
她洗完手，那种带有阿莫尼亚的浓烈药味已经被空气所吸收。敏姨拉开抽屉，请我吃五香炒栗子。她了解我从小嗜好栗子的习惯。我们守着病人，同时静候那一轮爬出晨雾后一个劲上升的太阳。在不远处响起伐木工人油锯的那种空旷的呻唤，它告诉人们马上要发生一件新旧交替的牺牲。林场自蓄自养的马鹿场在接待一批新闻记者的采访，为了保护隐私，鹿儿喘着气四蹄奔跑，我们这儿也闻到了尘屑的苦味，一架空军的教练机好几次从屋顶上头来回飞旋，它划着漂亮的弧形，可后来终于飞走了。很多声音重又鱼贯入耳。
敏姨说：“看得出来，你在为了保持身段而节食。”
“我的同学都这样，”我对她说，“我们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都有点胖。”
“是怕找不到丈夫？”敏姨笑了，“这似乎很浅薄。”
“不，敏姨，不仅仅是这样。你要知道，女孩子到了这种年龄，是会有很多古怪的想法的。”
敏姨天真着依然美丽的眼睛，她的确在表示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敏姨主张我应该趁着放寒假的机会，多和母亲凑在一块。“你得让她多多说话，让她多多活动。她不能老那样沉闷下去。天哪，我甚至幻想，如果有能力帮助她发动一场婚外恋来结束她的孤独，我也乐于尽力。”
我向她透露了忧虑。我对母亲不能摆脱麻醉药的依赖深感不安。
当然，当然。作为医生，无可争议地比任何人都明白。对精神异常施以必要的镇静麻醉完全出于同情和怜悯。
可那未必人道，天长日久，她会染上瘾的，于是一个人也就毁了。敏姨，这是饮鸩止渴。
好了小姑娘，我不跟你做哲学辩论。医道和人道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能等同的。比如植物人苟活的问题，医道认为这样，人道认为那样，争论了很久，照样的争不出名堂，急不出法律。小姑娘，我累了，我今天已经忙了四个手术，你看看，看看我的眼睛。
我和敏姨对坐着静默。我在想象，我们之间刚刚结束了一段有关母亲的麻醉用药问题的谈话，然而，客观的静默却在证明我俩之间什么交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剥着栗子，顺便一点一点地吃下去。
继父在我从林场医院返回时必须路过的一片棕榈林子做着琐碎的小事。他弯腰去捡显然是被风刮落的那些棕榈叶子，他喜欢把这些叶子梳理整齐后挂在门脸，充当帘，这是我从小目睹的装饰景象，它被继父长年累月地嗜爱。一种非常离奇的嗜爱。“小媚，”继父弯腰起身，他温和地笑道，“我想给你换一道门帘。你回家来过寒假了。”
我对继父一向不具备很深的亲情，这事大家以后会逐步了解。不过，继父这个建议令我感动。我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不要再操持家务，怪累人的。继父又笑了，用不大的拳头叩击腰眼。“我只想动动身子。到了这个年纪，不动就老得更快。”
继父的眼睛对我射出一种哀色。继父再也表现不出当年权倾一时的那种男子英武了。继父定眼看我。媚儿，小媚，你要多劝劝你妈。她与我越来越不对了，我们老夫妻怕是再过不下去了。自从她得了病，她变得越来越怪，我总怕出事，小媚。我总怕这个家里会出事。啊，小媚，你明白了。我很高兴。我看着你长大，很多事情，你想一遍就能明白。
小媚，我明天就给你来挂门帘。
我的三岁死亡的小弟据说非常酷似继父。那时候我刚刚到达朦胧记事的年纪，我很难判断亡弟与继父有哪些面貌上的类同。他死于一次和伐木无关的偶然事件，那天，肯定是周末的晚上，继父拖了母亲去看那部当年上演频率很高的《渡江侦察记》。我和三哥成为目击小弟死亡的直接在场者。现在作为三哥踢足球射靶子的那棵洋槐，当年非常茂盛，十三岁的三哥极喜欢对住它的树干射足球。他射去的一个遒劲的夺命皮球震动了那个离奇的枝桠，它从洋槐上折落，飞快地打中了小弟一脑袋毛茸茸的头颅。
作为母亲和继父结合的唯一一个证据，它死了。
我在夜里去看母亲的时候，给她带了一小包从敏姨那儿拿的栗子。母亲显得高兴。她说，很久没有去看望敏姨了，她是我唯一的离得很近的女朋友。她也很久不来看我了，老是叫一个戴眼镜的护士给我送药。说到这里，母亲尴尬了一下，她显然明白我是了解送什么药的含义的。母亲不厌其烦地调试电视天线，她说，架在林区山头上的差转台将要播放俄罗斯片子《安娜·卡列尼娜》。母亲说，这是一种老派思想老派手法的片子，如今时髦的青年大概不会喜欢它了。
我说，不，我很喜欢。我们大学很多女同学也喜欢。
母亲说，那多有意思。女人们都喜欢这部片子，这是女人所以成为女人的悲剧性原因。母亲看住我，忽然莞尔。“我们娘俩难得凑一块，该说些快乐的事。我记得，你小时候喜欢拉我给你梳头，边梳头边怂恿我讲故事。”我说当然记得。“我们坐在那棵芭蕉下梳来梳去，很多蜜蜂就飞过来。”我说。母亲的瞳仁放出异彩。的确是那个样子，媚儿。我们交换着梳来梳去，我们笑着那些趣事，蜜蜂就飞过来，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媚儿，我们赶不走它们。
我记得，并不是绝对的赶不走。是我们对蜜蜂采取的一种貌似驱赶实则嬉戏的姿态，事实上我们愿意招徕它们的芬芳和柔情的嗡嗡。
现在当我与母亲耳鬓厮磨梳着黑发并且观看《安娜·卡列尼娜》的美好时辰，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童年的阳光赠送的许多东西。在我的小弟死亡之前，家庭应该说是朦胧的美好。二十五岁的母亲完成再嫁的婚礼时，依然青春百倍，尽管继父比母亲年长了二十，但这种年龄的悬殊好像并不足道。敏姨第二次给母亲担当伴娘。在母亲二十岁初婚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任何陪伴经验的所谓伴娘。她之所以获得这种资格，主要来源于她和母亲是从幼儿园到高中年级始终厮守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她和母亲诞生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同一条弄堂，成长迅速，志向远大，在六十年代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来到遥远的滇西支边。母亲的俏丽以及她当年的能歌善舞提供给林场垦荒队的男队员以广阔的想象天地，当时非常流行文艺小分队这种表演形式，它集吹拉弹唱蹦腾跳跃以及呼喊很多激进的口号于一身，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我没有缘分目睹它的盛况。当然，我后来考入华师大，在一间尘埃封锁的图书馆里看到过几张照片，表演者左袖笼着红箍，舞蹈动作整齐划一，人体造型是具备了一点意味的。
如果敏姨向我叙说的能成为事实，那么，我的生父当年的确是一名出色的舞蹈员。他参加了由母亲领舞的那个著名的西藏民间群舞《洗衣歌》，它赞颂部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军民鱼水关系，是很能够悦人耳目的好作品。敏姨描述了我生父作为一名北京支边青年的那一口纯正的北京普通话，他的颀长的体型以及向左右张开的优美的手臂，他以他的优势建筑了非常出众的舞蹈语汇。
正是这双适合舞蹈表演的手臂在那个没有鹅卵石铺垫的河滩第一次拥抱了母亲。我相信那个夜晚有月亮，也有一点微风，此外，还有一两骑驮着东西的马帮沿着河滩慵懒地走过，因为缺少石子磕碰，所以马蹄一时间寂然无声。他们为了卸掉演出化妆，不得不跪在河滩，涂上一层凡士林，随后用手掌去掬水，一掌又一掌地擦拭面孔。在无与伦比的月色倾泻之下，他们跪洗的形象又招供出另外两个身影，我认为，一共有四个人在清洗，他们之间越跪越近了。
不多久，文艺小分队把他们两个传播得纷纷扬扬。对他们暗地里吐唾沫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共同习惯。直到我考入大学读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段中国，我才真正明白，那确实是一个爱情不能正名的非凡季节。总之，人们唾弃了他俩，人们用生活腐化堕落等一类不洁的措词来否定他们的价值取向。文艺小分队让他俩必须抱着充分的羞耻，一次又一次站在众人面前接受斗争。最后，把他俩开除了。对这样一个有关我父母的不幸事件，敏姨曾经在叙述中个不停地给我补充。不过，关于生父自杀的情节她总是闭口不言。生父过于脆弱，尽管匆匆宣布了与母亲结婚的事实，但他忍受不了那种连篇累牍的羞辱，在腰眼镇了块大石头，跳河自毙去了。其时，他并不知道我已经活跃在母亲的胎盘了，否则的话，这个强有力的事实肯定能够挽留他的生命。尽管他生性懦弱。
继父在确信我已经起床后才过来挂门帘子。他把棕榈树叶编织便做成了某种奇迹，他挂好后眯着眼睛左右欣赏。我得承认，它使我想起大城市洋派的饭店里为了索求邻桌的雅静而特意悬吊的丝条门帘，它朦胧地掩护了窃窃的隐私以及食客们不可避免的各种吃相。
我受到感动。我喊了他一声爸爸。在二十多年和继父生活于一块的履历中，我知道像眼前这样的呼喊并不很多。继父也把相应的感动在脸上维持了很久，他把手支在门框，和蔼地笑着。
小媚。他叫了我一声。今天有一件小小的事让我高兴，你妈拖了敏姨一同去西山大佛寺进香了。这个事儿怪极了。的确怪极了，爸爸。是吗？连你也觉得怪，是不是？你是知道的小媚，你妈好多年不信神信佛了，像个枯人整年整年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想小媚，说不定是个好兆头，你妈要变了。我想，她会变好的，你说呢小媚？
不等我叙说，继父便一颠一颠地走了。他有点高兴，这是真的。他有点敏感，这也是真的。我没有想到母亲会一大早去联络好敏姨从而一同去进香，长期以来，尤其是小弟的亡故，促使她非常自觉地厌世。我非常同意继父的观点，也许其他人膜拜宗教可以理解为是厌世行为，然而对母亲的解释恰恰应当相反。这就是我现在模模糊糊高兴的原因。
我看见继父由于受某种幻想的支使而撒开碎步在楼下院子里走来走去的背影。这个丧失权力的前任局长一辈子都在谋求母亲的爱情，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在这一方面赐福于他。随着岁月的流逝，局外人也许认为这个问题早已经不重要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就是到了人生的晚景，他依然放纵自己的幻想。男人，多么离奇和美妙。
当时光恰如其分地倒退到我的生父刚刚暴死的那些日子，母亲凄切而又美丽。在无数热带含羞草蔓延的马子坡林场的东侧山岗，存在着一大片历史悠久的坟地，很多大去之人在这儿得到最终的发落，很多未亡人曾经跪在这儿以泪洗面把这种伤感的场面一次一次地反复维持。敏姨搀着怀带身孕的母亲来帮助我的亡父寻觅一个结果，她们决定把父亲葬在一棵缅甸菩提树之左侧，它给父亲的坟包提供了一个容易辨识的象征。我在母亲的胎盘内明显地感觉一种磁场效应，它促使我从小喜欢在这一带四处浪游。被文艺小分队开除了的母亲寄宿在林场医生敏姨那儿，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我非常自然地由母亲体内分娩而出。我们母女俩依赖敏姨提供的庇护，寄生了下来。
倘若当年的继父不是因为他谋到了马子坡林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要职，倘若他当年的夫人能够把握自己的贞操而不去和另一位大红大紫的造反派青年首领私通的话，那么，母亲的下半生也许将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永远无法知道的局面。继父在极端震怒之下，三下五除去二以一股凌厉的作风处决了他与夫人的婚姻关系，他才四十多岁，手握权柄，仕途看好。他当年正被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许多人们所看好。
我相信是被母亲装在一只马马虎虎的襁包里，并且被驮到了她的脊背后面，跟随她去山里头挖野笋和黄花菜的。母亲为自己的失业以及寄生在敏姨那儿的不良处境由衷地感到惭愧，她想做一点家常琐事来贴补敏姨，尽管敏姨并不要求她这样做。在将近两年的野外采摘中，母亲显得黑了，瘦了，一种山里锤炼出来的少妇苗条悄悄地武装了她，母亲更美了。她驮着我从猎人们精心设计的陷阱旁一次又一次擦身而过，她仔细寻找那些寄生于朽木的菌类，它们可以卖到价钱。无数新冒的野笋挤挤挨挨，母亲的手指移向它们，给它们以最终的赦免。有的时候她在一种奇妙的轰鸣中发现了饮料，她仰起秀美的脖颈看见了悬挂的蜂蜜，她从背上解下我，爬上树梢上摘那种金黄的蜂巢。母亲冒着蜂螫的疼痛，说着一句妩媚动听的台词：罪过，我可真是罪过哟。可我没有法子，蜂儿娘娘……这种惶惶悚悚求食的镜头让树底下的我一目了然。
在云雾缭绕的马子坡林场，许多男人理所当然地喜欢骑马。继父当然也是。他骑一匹栗色的公马。那次突然的邂逅为母亲的下半生命运画定了一个机关。那天傍晚，母亲照例发现了一窝蜂蜜，并且奇大，并且寄生于一棵诡谲的高大柞树上。母亲照例把我放到树底下，让我从从容容由下至上地观摩她的偷窃行为。母亲这一次的失败令人痛心，她点燃的用以驱逐蜂子的烟雾由于风向拐弯而失灵，硕大的蜂王率领万千孩儿奋起反击，母亲兵败树梢，岌岌可危。如果不是一位骑马的无名氏不顾一切攀上树枝搭救，那么被群蜂毒刺噬咬的母亲终于昏厥终于坠落下来化作一堆肉泥将会成为可能，山区里不是没有过此种先例。这个见义勇为的男子便是我日后呼唤他为爸爸的继父。
之后的一切起承转合完全合乎言情小说的惯例，他被母亲的美貌击倒，母亲被他的侠义感动，如此，一场男女婚配便成为不可避免。继父伸缩权柄，安排母亲进了林场图书馆，觅到一个尽情赋闲的职位，比较悠然地嫁到了这座全林场最漂亮的私宅。
如今，我凭藉着回忆（或者掺杂了人们可以原谅的想象），记叙这些已经属于归档的历史，我惊奇地发现，这些事物由于再一次被我咀嚼，它的一些镜头显得更加洗炼和奇妙。
我的异父异母的三哥诗人正在厨房霍霍磨刀，他看见我走进来倒满开水，他对我笑，他说：“我又要杀猪了。每年过年爸爸总要支派我去杀猪，真是讨厌。”“那是因为你杀得好。”我说。我知道从前继父在位时，过年过节少不了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送各种肉食前来进贡，如今他离休了，自家养的猪儿竟也找不到一名屠夫，实在过于悲惨。三哥于是学会了杀猪，这是一名诗人功夫在诗外的卓越表现。
“小妹，我真希望你等闹完元宵再走。家里太冷清了。”我的三哥用手舔着刀锋，摇头叹息。
“不是还有大哥二哥么？”我似乎有点明知故问。
他重又把头拨得乱晃。“你又不是不晓得，他们都忙，连过年也难得回家。比起他俩，我还算好的。我是一个恋巢的冒牌诗人。我还是一个孝子，包括对你的母亲。怎么，小妹，你不信？”
事实上我很难相信一位“对你的母亲”这样称呼的尽孝者，倘若他果真能够安慰孤独寂寞的母亲，那么他首先应该换掉刚才的称谓，尽管那的确是一个后妈。出于顾全家庭大局这个宏观目标，我还是冲三哥点了点头。在我一步一步退出厨房的身体背后，传来三哥那种真假莫测的神秘笑声。
直到临近除夕，我才从敏姨那里知道，母亲最近的变化除了热心佛事之外，又移情到文艺。毗邻的州文化宫组织了一帮爱京剧的票友，他们没有忘记二十年前风靡这一带的母亲的艺术表演天才，他们正式邀请她去“票戏”。母亲显得躁动不安，她在自己的房里一个劲羞涩，这点我有把握。当时光上溯到我还不存在的那个年月，母亲青春正好，她绞着油亮的俏辫在《红灯记》里唱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她杏眼微嗔脚踩“沙家浜”的泥土与胡传魁、刁德一大加周旋；她依靠侦察英雄杨子荣一举控诉“八年前风雪夜”座山雕土匪的种种暴行。母亲把自己关在屋里忆往事，这完全适合任何意识流的汹涌奔腾。
母亲的某种预感得到了证实，她打开房门，果然看见我站在外边。母亲怀柔地一笑：“怎么不敲门，媚儿。”
“我想，您一定在做重要的事，妈妈。”
母亲说：“还有什么事比让女儿进屋更重要的呢。”
我看见正午旺盛的太阳企图僭越窗帘来窥探母亲的秘密。在她的茶几上放着《红娘》的剧本，一些唱段下还加了醒目的横杠，这标志着房子的女主人正在研究某一位红颜的命运。
我说：“妈妈，您果真变成了一个票友了，我替您高兴。”
母亲说：“这纯粹属于消闲。很多人来拉扯我，我拒绝不了。其实，我对古典戏了解很少，这比当年唱样板戏困难多了。”
我上前吻了母亲，我说，“真想为您的艺术干杯。”而母亲却摇着头。她说：“应该是为幻想干杯。到了我这种岁数，再提什么艺术实在属于浅薄可笑了。自从你弟弟死去后，我丧失了幻想。你大概还不到那种年纪，可我到了，那就是，女人需要某种幻想，她如果没有，就要想办法去寻找，一旦找到后，就钻进去活着。这是女人们最适宜的一种活法。”
我说：“于是您重又选择了演戏，做票友。”
也许是这样。母亲在屋内缓缓摆弄碎步。“我们一些年岁相当的妇女一同排戏，一同交流幻想，然后一年年地老下去。人如果能够带着各自的幻想漂向天国，想必一定很轻柔，就如同，一片树叶一样，媚儿。”
母亲这一番意味很浓的谈话在正午的窗帘后产生了一种死海微澜般的离奇感觉，我由此认为，它可能会成为改变母亲长期压抑封闭的个人小世界的一个契机。
我把在故乡度假的指针延长到了正月元宵。整座林场弥漫着冲天的炮仗火药气味。在无与伦比的温柔夜里，很多闪烁着幽火的长耳兔子灯被顽童拖着，一盏一盏叙说着关于传统的童话。这样繁荣的晚上，对于迄今为止仍然属于老姑娘的敏姨，我担心某一种孤独将成为她的主题。我去林场医院拜访她。我透过没有窗帘掩护的玻璃，看见她脱下雪白的大褂之后，凝重地坐到一面蛋形镜子前。她打开妇女普遍引以为荣的红漆梳妆盒，凭我的经验，这将是一长串流水作业。
我敲响了房门，并且在门外想起曾经读到的某句古诗，我把它嚷了出来：“韶华飞逝，为谁粉妆？”
“为我自己。”敏姨在屋内断然决然。她笑着，低低骂了我一句什么，把我让了进去。
老辣的敏姨势不可当，但愿她成为全国老姑娘的领袖。
“是这样，敏姨。我明天要走了，回上海读书。”
敏姨在镜子里跳起一只眼睛以示调侃。“回去吧。做一个好女人，做一个好的读书人。女人读书，其实读得过男人。相信我的话。”
“是这样吗，敏姨？”
“当然。读书是一种优势，你要保住优势就得读书。小姑娘，记住我的话。”
我们谈起了母亲。敏姨说，她已经十多天没有索取那种仅供麻醉的杜冷丁注射液了。我真希望她从此以后不依赖任何药物便能维持精神平衡。我寄希望于你母亲。她好像有点变了。
“她现在渴望演戏。敏姨。”
“是的。我听说了，一个人倘若对现实不满足，渴望新的表演，这说明她还有救。人绝望枯燥了，只会去表演死亡。”
“敏姨，您是妇女界的哲学家。”
她笑了，斜睨一眼。“你的刁钻评论恶毒得很，其恶毒就在于‘妇女界’这个名词。”
我们暂时闭了嘴。我又闻到了许多药物对人类致命威胁的那一股味儿。我一生讨厌药味。
敏姨忽然说：“你大概一直讨厌你那个家，它使你不安。”
我无力去为历史辩解。我只是认为，我的个人选择只能追随母亲的选择。她似乎在变好，那么，这个家也许会慢慢好起来，包括我的继父，三哥，还有老不露面的大哥二哥。同时，肯定还包括了早在坟地里的亡弟，甚至，还有我的冥间的生父。
母亲给我提供了一座迷宫，一个家。我的任务是接受它，承认它的庇护。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敏姨静静思考着我的话，末了，她说：“你是对的。其实人们都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之所以发生了想不通的错误，那完全是时间在捣鬼。我再三说，你是对的，小姑娘。”
敏姨像感动天主那样搂紧了我。在可以远眺的林场医院的碧绿甬道，走来胳肢窝下明显地夹着《红娘》剧本的母亲。她依旧蓬散着长长的秀发，低着头走路。也许她在默背台词，也许她还执著于给自己的历史注释，总之，她在一个人独自走路。她被某种神灵规定好了，要去一个人独自走路。她被某种神灵规定好了，要去一个前所未有的稀奇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给她导引。在苍穹鸟瞰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一定存在着她最后的驻脚点。而在那一处，自有一堆篝火等待。它们等待她静坐下来，以便开始新的故事。
责任编辑：谭运长
题、插图：王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