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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波 流浪汉带着三个问题上路:为什么要去某个地方,为什么离开,为什么滞留。在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的开头,V·S·奈保尔梦游一般接近巨石阵旁的英格兰古老庄园,但自出生以来,他就断了问头一个问题的念头--"为什么会到这里?"--他渐渐能接受生活:无论是生在特里尼达,抑或在非洲流浪,还是"回到"英国,在他看来,抵达某个地方是宿命,不是人类应该关心的谜题。 就像阿尔蒂尔·兰波在《孤儿的新年礼物》中有关想象力的描述:一对孪生孤儿才四岁,母亲生下他们后就死了,父亲在远方,从未照顾过他们,家里的衣橱用不着上锁,因为没有秘密留给孩子,但孩子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回忆却如此充沛,他们用想象回忆,他们回忆"前世","回忆"自己如何抵达这个世界。在奈保尔看来,"前世"并非一个迷信的词,它特指那些早已和自己毫无瓜葛的遥远的传统:他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具有纯正的种姓贵族血统,肤色暗淡,散发着印度人的体气,特里尼达的阳光给他的皮肤加入了红色,目光像个忧伤的玩蛇人。但奈保尔在《幽暗国度》中承认,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甚至也"远离特里尼达",他的童年在那里度过,但他没有必要保存童年,正如他没有必要忠实于"前世",他拒绝将自己想象成个土生子--肤色、种族血统就像前世的遗迹一样不可靠,对于家谱,他不希望上溯得过于遥远,他仅仅承认父子相承的传统,父亲在接近中年的时候通过自学成为《卫报》记者,他鼓励儿子成为英语作家,1953年,奈保尔从牛津毕业前夕,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正如W·H·奥登为核心家庭谱写的"圣歌"唱的那样:"父亲通过儿子得到永生"(Father by son lives on an don)。但奈保尔并不倾向于效忠更遥远的祖先--正如一个行过部落割礼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就成为了部落一员,他反对人们过度解释那个伤口,他相信割礼仅仅是出于卫生考虑,于是部落仪式在他身上失效了,因为他没有信仰,他也并不急于找到,《自由的国度》里出现了一个来自纽约的黑人,比起白人,他与土生的黑人更加疏离,他毫无寻根的意图,他甚至在战争中同情白人,奈保尔几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套用萧伯纳某句类似的话:相同的肤色把人们隔开了。 奈保尔是个憨厚的作家,除了自我暴露,他不知道还能怎么写,正如他不知该怎样掩饰自己对妓院的癖好,因此他的每一篇小说都诚实得像随笔,每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都可以完整地被视为作者自己。在《自由的国度》中他承认:"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因此,"我自己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感……我比较唯物,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奈保尔显然不是甘地大军中的一员,他永远像一粒开小差的精子,他不可能无视敌人的机枪扫射梦游到海边,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男人,印度教"崇高的悲观主义"在他身上代之以对个人命运的悲观--"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奈保尔的非洲小说大多描写了非殖民化运动导致的战争,战争不仅意味着交战双方势不两立,战争还使所有人都成为敌人。"没有国旗,也没有神器的人"更是危机四伏。在《河湾》中,很多流浪者都选择逃离,而在《自由的国度》里,西方侨民巴比在接近"特区"的时候不得不把支持总统的黑仆路巴像垃圾一样扔掉--同样作为流浪汉,那正是奈保尔最不屑于考虑的第二个问题:"离开"。 在是非之地,弱者只有两种选择:离开或者滞留。但"离开"是件更轻率的事,二战中很多知识分子轻率地离开德国,然后从遥远的地方以书面形式参加战斗,同时耻笑滞留者。相对于流亡者,为了保全自己,滞留者将抵抗运动"内心化"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8年的青年革命,罗兰·巴特相信,这仅仅是一场"被不必要地外化了的内心冲突"。 作为一切冲突的局外人,奈保尔先生绝不会参加任何运动,但同时他将选择在战争时期顽强地留在原地,忍受现实,他有着令人惊奇的缓慢性格,他对外界的急剧变化既敏感又能忍受,他能忍受被战争压缩到最孤独、最狭窄的生活,他总坚守到最后,即使景象消失了,就像观赏莫奈的《滑铁卢桥》,他抓住"视觉暂留"般的印象,抓住还没来得及抽离画面的阴影,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这种缓慢而丰富的观察在"肤浅而快速逃离"的当代文学中是罕见的,在地狱里见证苦难总比在天堂指手画脚更需要勇气。这让人想起《抵达之谜》中杰克的岳父:他天生驼背,"仿佛生来就是扛东西的",他走路走得很慢,做什么事都极审慎。在起伏的山峦中,"他辟出自己的路径,而且谨守着这些路径",但为了严守这些路径,他可以像刺猬一样穿破铁丝网墙。 人们普遍相信奈保尔是亲英国的,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印度,他背叛了出生地特里尼达,他背叛了"第三世界"的自由追求,但1987年出版的《抵达之谜》像块决定性的砝码,平衡了他的世界,在此以前,所有的砝码都放在消亡的殖民地一边,这本书证实他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孤独,他的孤独是"完整的",指向人类的--在"帝国中心论"之下,他同英国也是疏离的,他仅仅是滞留在某个地方,他的乡愁没有方向,他也无以自豪,他像外星人一样缺少具体的爱,他正是以此来为自己的狎妓嗜好进行开脱的,他无法忘记那个非洲妓女临走时在他的下身充满怜悯的一吻……凭借这些微不足道的求生手段,他最终在这个没有立足之地的星球上保全了自己,并为后殖民时代的世界文学保全了一种珍贵而独特的视角--用尤金·古德哈特的话说:一种建立在"帝国偏见"之上的"人类私生子般的奇妙清醒"。 来源: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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