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暗路：小说的反文明
	作者：邵建 　　小说的反文明？ 　　是的，在这个题目下，我想从林琴南说到鲁迅。 　　林琴南的为人所知，不仅在于他的"林译小说"，即依据别人的口述翻译西洋小说一百七十多种，是用文言；而且更在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著名的反白话文的急先锋。以今天的我来看，反白话文也没有什么了，无非就是当时的一种观点，而什么观点都是可以表达的。但我无法掩饰对他的反感。我反感的不是他之反白话文，就像我更不反感当年施蛰存建议文学青年读一读《庄子》和《文选》，尽管因此他被鲁迅骂为"洋场恶少"；我反感的是林琴南那种反白话文的方式。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林琴南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田必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隐射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三个主将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之。说这三人聚集陶然亭，一会攻击孔丘，一会鼓吹白话，于是，从隔壁出来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他们三人打骂了一顿。次月十八日，林再接再厉，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妖梦》，依然是用影射法，影射上面三个人，只是钱玄同换成了蔡元培。不但影射，而且大骂，比如"不逞之徒"、"生而为恶，死亦不改"云云。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人身攻击的方式，而且是用小说。以小说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且不管攻击的对象是谁，这做法本身是反文明的。因此，借光文革前毛泽东向文艺界发难时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个人便把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由林氏发明又后继有人的方式称为"利用小说反文明"。 　　利用小说反文明，曾经是鲁迅坚决反对的。也正是看到林琴南的小说，鲁迅迅即作出了反应。一九一九年三月下旬，《孔乙己》将在《新青年》发表时，鲁迅特地追写了一个短小的"附记"。为了明白鲁迅的态度，我不妨一整过录：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这个附记是"多余"的，谁读《孔乙己》都不会感到这小说有人身攻击之嫌。但鲁迅写了，这只能看作是鲁迅对林琴南小说的一种态度，一种极为反感的态度。 　　类似的态度，鲁迅不止一次。上面一次鲁迅如果是个旁观，那么，这一次，鲁迅就是当事了。一九二三年元月，鲁迅翻译并发表了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文章《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这位盲诗人在"记"中批评了中国的旧戏和旧道德，也批评北大学生囿于旧道德，以至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同时还包括学生受旧戏影响，"模仿优伶"而不能真正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等。文章发表数日后，北大学生魏建功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敢盲从》的反批评文章，由于文中有对爱罗先珂进行人身攻击的语言（我没有读过，不知道），鲁迅旋即作了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见《集外集拾遗补编》），文中对魏建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这是鲁迅对利用文章（不仅是小说）进行人身攻击、而且是就对方"体质上的残废"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反文明行为的憎恶。这憎恶使鲁迅出离愤怒了，文章最后，鲁迅声色俱厉："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最后一句表述烦琐却见精彩。说白了，人身攻击这行为，不仅新的不道德，也是旧的不道德，它是双重的不道德，尤其是在盗用小说（或文章）这种文明形式的时候。 　　我完全认同以上鲁迅对林琴南和魏建功批评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只是觉得对魏君言重了。而且我感到魏氏即使有所不恭，也不是对爱罗先珂，比如文章那题目），我想，这立场也应该是一种文明共识。不仅用小说作人身攻击绝不可取，哪怕即使是以小说搞影射--影射文学，文革中给当时文艺界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词--也是文学创作的末流或末技。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奉行中国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的共同标准，即"听其言，观其行"，以鲁迅所说，视鲁迅所为，则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或者仅仅在这一点上，鲁迅至少言行相乖，或者说，对人对己是"双重标准"的。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年《孔乙己》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发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四号上的，如前述，那个"附记"是后来特意的追记，可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呐喊》由当时的"新潮社"出版时，也是鲁迅自己特意把那个"附记"给删去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鲁迅全集》时把这个"附记"附在了第一卷《孔乙己》的"注释"内，我们这才得以见到。那么，鲁迅为什么删去这个"附记"呢？是鲁迅意识到自己以后未必能恪守其言，还是压根就改变了原先的看法？"附记"的删去仿佛是个预兆，它表明，果如鲁迅不是什么"双重标准"的话，就是他不幸践履了自己曾经正确反对过的东西，而且变本加厉了。 　　读一读鲁迅于一九三六年编定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是可以见出问题的。其中最早的一篇《不周山》（后改作《补天》），根据鲁迅的本意，是取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贯之以佛罗依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然而，写作途中，从报上读到当时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的文章--胡文对新近出版的汪静之《蕙的风》提出了"含泪"的批评，鲁迅一则出之以文，即《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进行反批评，一则在自己的《理水》中"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故事新编·序言》，下引同）。此正三年前林琴南那人身影射的故技在自己身上的重演。其所以如此，据鲁迅自述，当他看到胡梦华"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时，"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我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了。鲁迅的止不住，缘于他感到对方的"阴险"，我的疑问是，鲁迅何以知道对方"阴险"？不就是反对《蕙的风》吗？多大事？固然反的没道理，文章批评不就得了，何必用小说去矮化对方的人格？而况，"阴险"云云，显是"诛心"，对方不是把话都说明了吗。问题是，一旦被坐实为"阴险"，那么，道义就在自己这一边，自己也就获得口诛笔伐外加人身攻击的理由竟或权力了。这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也就不难明白次年《呐喊》出版时，鲁迅为什么要删去那篇"附记"。 　　然而，鲁迅自己对这篇小说也有所省觉："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也很不满"。鲁迅的不满在于小说作法，即油滑。我的不满恐怕更在于它以后的东西，因为，从鲁迅《故事新编》以后的作品看，他在人身影射乃至攻击的路径上似乎越走越远，远非油滑所能涵括。用鲁迅批评林的话，这是小说创作的一条"暗路"，结果自己也不幸走入，从《补天》开始。 　　《理水》是鲁迅一九三五年的作品。这篇小说通常被说成是塑造了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同时也抨击了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它既有历史传说的基础，又有大量现实生活的内容。那么，它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影射与攻击。小说第一节，洪水包围的"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这些学者"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这两个学者即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潘光旦，一个是顾颉刚。潘光旦是留美的优生学家，其时正根据一些官僚的家谱作遗传学研究。他留美时不慎摔断了一条腿，所以在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并根据遗传学反对禹能治水，因为他是鲧的儿子，而鲧是治水失败的。拄杖学者的笔墨虽然不多，但鲁迅下笔显然是暗含讥讽连带反感的，这从人物语言的描写可以见出："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这就是鲁迅笔下潘光旦的形象了。 　　至于顾颉刚的形象则更糟糕，因为顾是该小说用心攻击的主要对象。但要明白其原委，可能还需要从小说外说起。在小说之外，鲁迅对顾颉刚是相当厌恶的。顾颉刚搞"古史辨"，即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疑古辩伪，其实绩可观，说它是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最早亦最大之创获，并不为过。然而，鲁迅的评价是相反的，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二卷４７７页）所谓"辨"成没有，落实到《理水》中禹的形像，就是"禹是一条虫"。也就是说，在《古史辨》中，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禹并非实有其人，而是传说中的一个形象。更进一步，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把禹解释为蜥蜴之类的虫。于是，到了鲁迅的小说里，顾颉刚的考证变成了"文化山"上那个学者的口吃："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个学者是顾颉刚的影射且不说，鲁迅借小说人物之口，公然称其为"鸟头先生"。"'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所谓"鸟头先生"，乃是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顾颉刚据《说文解字》解"禹"，那么，鲁迅也就说文解字式地解"顾"。顾，繁体为"顧"，从页雇声。然拆分析之，"雇"为鸟名，即九雇,一种候鸟。而"頁"本义则为"头"，合而谓之，顧即"鸟头"。以"鸟头"指谓顾颉刚，已经不是什么影射，而是公开的人身攻击。谁都知道"鸟头"一词的隐指，果若如此，小说则真成为"泼秽水的器具"了。 　　顾之形象被"糟蹋"不止于是，另外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顾的口吃，一是顾的红鼻。这两个特点都可以见诸鲁迅与他人的通信。他在给同乡章廷谦的信中谈到顾颉刚时说："我从上帝之默示，觉得鼻之于粤，乃专在买书生意及取得别一种之'干脩'，下半年上堂讲授，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50页）顾颉刚为什么口吃？还是在上面那封与郑振铎的信中，鲁迅这样解释："嘴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口吃是阴谋所致，这恐怕是鲁迅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又一"默示"。只不过，这默示出的"阴谋"和上面的"阴险"一样，还是"株心"（鲁迅善于诛心，只是他没能看到后来文革时那些口诛笔伐的大字报，其诛心之论，登峰造极，专门在"用意"、"动机"、"目的"等看不见的东西上深文周纳，锻炼成狱）。至于顾的红鼻子，在鲁迅笔下已经频频成为顾的借代，也是给章廷谦的信，鲁迅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远在四月初上也。"（《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４５页）无论鼻红还是口吃，都是顾颉刚的个人隐私，甚至是生理缺陷。在与他人通信中频频提及，已属轻率；至于将其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更是道德不该。小说一会儿言其"吃吃"，一会儿说他"把鼻尖胀得通红"，一会儿又写"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如此等等，用以上鲁迅批评魏建功的话，这正是"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不要忘了，鲁迅自己是憎恶这种行为的，他不是要把那口唾沫吐到那"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吗？只不过这会儿的面孔已经"新桃换旧符"，做这事的不是少年而是中老年者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作《铸剑》。其时，鲁迅和顾颉刚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由于后者被鲁迅视为"陈源之流"、"胡适之的信徒"，且又"阴险""可恶"（这仅仅是鲁迅对顾的看法，是不是如此，只有鲁迅自己知道和天知道），所以，在与许广平和章廷谦等人的通信中，鲁迅几乎是提顾必骂，骂得相当密集。比如，十月十六日之夜，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的色彩，将弥漫厦大……，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１５６页）一星期后，也即十月二十三日，他致章廷谦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又有陈源。"又曰："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４８９页）这个"陈源"和"陈源之徒"，正顾颉刚也。顾颉刚让鲁迅感到十足的讨厌，于是，鲁迅索性就把这讨厌写进了正在写着的复仇小说《铸剑》里。 　　复仇前的眉间尺是先向一只老鼠复仇的。这老鼠连日来搅得他不得安生，这回掉进水里，岂不"活该"。于是，他"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将它直按到水底去。过了一会，才放手"。老鼠也随之浮了上来，只见它"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着气"。请注意这只红鼻子老鼠，因为下文紧接着说："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这个他是谁？而红鼻子的人又是谁？）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可是，"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再后来，这只老鼠终于让眉间尺一脚给踩死了。 　　这段落，似乎可以名之为"痛打落水鼠"。请注意，它的鼻子是红的。 　　………… 　　记得我上课时不止一次与学生说：最早也最能体现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实绩的，就是鲁迅的小说了。虽然，当时新诗也很有影响，但比如，郭沫若的诗，只具有文学史的价值而鲜有文学审美的价值。鲁迅不然，他的小说同时具以上两种意义。文学史的价值且不说，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读的，而且读第二遍的感觉比第一遍好，读第三遍的感觉又比第二遍好。更兼鲁迅小说一出手就是一个世纪的高度，我不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作家中有谁达到了这个标准，更遑论超越。 　　也就是说，我喜欢鲁迅的小说，但它指的是《呐喊》与《彷惶》。但，《故事新编》中的某些篇什，如以上，我是不喜欢也无法喜欢的，尤其《铸剑》第一章，我读后，良久无语，内心发寒，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仇恨，竟如此之深。小说这种文体，一方面在鲁迅手上走向成熟，一方面也在他手上发生异化。当它成为影射、成为人身攻击、成为泄私愤的工具时，它就一步步变形了，变成一种文明中的反文明。和文章一样，小说乃天下之公器，岂可像当年林琴南那般，使之成为"泼秽水的器具"？鲁迅先是林琴南的批评者，也知道林的路是一条小说的"暗路"，可是后来自己却走了上去，他似乎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了。这在后人看来，是不是也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呢？ 　　来源：故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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