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小说名家放哑炮？
	作者：洪治纲 　　回顾2002年的创作，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名家都满怀豪情地抛出了一部部新作，试图狠狠地轰炸一下平庸的文坛，结果大多数均属哑炮，除了偶尔煽起人们的一点好奇心之外，只有极少的作品能在人们的内心产生一点回响。 　　早在年初，洪峰和徐坤借着"布老虎"的气势分别推出了《中年底线》和《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洪峰小说处于分裂状态 　　在《中年底线》中，洪峰一改以往那种反讽式的叙事腔调，不再动不动就瓦解某种观念，颠覆某种价值，而是试图重新拷问人的信念、责任与年龄之间所构成的隐秘关系。但洪峰又无法脱离那种圈套式的叙事欲望，无法舍弃那些悬念性的情节元素。这导致了他一方面端着架子，而另一方面，他又大量调用一些现代叙事手法，频繁地更替叙事视角，转换故事流程，并且将凶杀、绑架、艳情等流行小说的元素引入故事之中，甚至不时地让主人公在妓女那里"放松放松"，使整个小说呈现出一种严重的分裂状态。应该说，这部小说的确涉及到了一个敏感的人生命题--那种成熟、理智、从容、宽厚的中年意识，但是，这种看似道德感很强的中年意识，在洪峰的笔下却显得非常孱弱，很难断定是一种人性的自然苏醒。 　　徐坤以自传做标签 　　徐坤一直以调侃和诙谐著称，她的小说在叙述上放肆、坦荡、准确生动而又入木三分，充满了某种特殊的讽喻之力，因此被称为"女王朔"。但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她却希望用泣血般的悲苦叙事，来完成自我生命"在绝望中诞生"的过程。作家自己说："这部书，是我居京10年的眼泪，是我流浪在京的生活，有我自己的影子，有半自传的色彩。"有了女人的自传作标签，又是讲叙爱情与同居的现代生活，这足以吊起人们的阅读味口。但是，我读了这部小说之后，觉得故事并不新鲜，无非是一个青年女作家毛榛和三个男人的情爱故事，除了婚变、同居等情节，并无多少尖锐的内涵。尤其是在毛榛充满伤痛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内心的空虚、迷茫甚至无聊，只是琐碎的生活实录。徐坤试图展示一个现代女性在情感上的痛苦与欢欣，寻找与失落，而结果除了叙述的赤裸与率真之外，只留下毛榛的一点自恋情绪而已。而且，整个叙述非常焦灼，失去了应有的冷静，结构也十分松散。 　　苏童飞不起来了 　　与此相同的还有苏童。《蛇为什么会飞》是他在2002年精心推出的一部长篇新作，被很多人认为是苏童向写实转折的一个标志。但我认为，这种转折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不错，作者的确对以前的诗意化叙事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不仅故事直接面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场景，而且叙述也大大强化了写实的基调。但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却显得特别简单，尤其是对那些底层人的生存心态的把握，更是武断而粗糙。无论是克渊、梁坚，还是金发女孩、冷燕、修红，他们的命运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失控，只有在死亡中才能显示出生命特有的震撼力。尤其是几个女性，全都在"鸡"的角色里打转，似乎现代社会中的女人，她们的成功与失败，都已无法剥离这一暧昧性的身份。 　　贾平凹不会写爱情 　　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刚一出笼，便遭到了颇多非议，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贾平凹已是"撒尿东篱下，堕落细无声。"我虽不赞赏此等讥讽之语，但对这部小说的确也感到同样的失望。这种失望主要在于，作家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维定势下，试图酝酿一场跨越时空的伟大爱情，但他根本就不会写这种圣洁的爱情。整个小说似乎仅仅停留于故事自身的奇异构想上，并没有对人物情感的内在逻辑、人物背后的历史命运、甚至人性内在的精神深度给予有效的思考，更谈不上独特的审美发现。 　　张抗抗伪小资写作 　　张抗抗始终是位与大众生活主流保持着相当亲密关系的作家。从《北极光》到《赤彤丹朱》再到《情爱画廊》，只要看看她的这些标志性作品，我们便可发现，她的每一部重要作品，都同那个阶段的时尚思潮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作女》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我的这一判断。这部小说给我感觉是一部典型的"伪小资"式的写作。它以一群老大不小的"作女"为主体，让她们在现代都市的各种场合中横冲直撞，搞得生活不得安宁。无论是卓尔还是陶桃，充其量只是那种"白领丽人"的简单符号，甚至带有某种青春偶像剧的喧闹意味，充分暴露了作家叙事资源和内在精神的极度匮乏。 　　韩少功跨文体写作 　　在2002年的名家新作中，我觉得值得一读的，只有韩少功的《暗示》和李锐的《银城故事》。这两部小说不仅显示了他们各自的自我超越能力，而且展示了相当丰沛的精神涵量。 　　《暗示》作为一种试图恢复中国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写作，虽然颠覆了小说应有的故事特征，破坏了人们对于小说的阅读经验，但它却以笔记体的片断化方式，对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生存细节，进行了尖锐而深邃的思考，并且将作家自身的人生智慧、社会观察、精神体恤、历史反思与生存思辨融成一体，显示出韩少功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十分丰厚的文化积淀以及非同寻常的深远思索。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这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不只是思想上的顿悟和启迪，还有心智上的刺激和挑战，特别是对于目前这种平庸、苍白而又慵懒的精神现实，更是无情的一击。 　　李锐的民间化角度 　　李锐的《银城故事》将故事深入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同盟会起义，但作者并没有选择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民间化的方式，在一种悬念迭出、扣人心弦的情节结构中，将小说主旨直接指向历史内在的悲剧性本质，并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观念进行了独到的消解。小说中，作家虽然没有着力塑造一些主要人物，更难觅所谓的历史英雄，但无论是暴动的革命党，造反的农民，守城的官兵，还是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他们在故事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以种种独特的理想和方式参与到历史之中，使你无法判断是谁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作家的真正用意也正在这里：他不仅道出了历史自身的非理性真相，而且揭示了理性的人类在某种虚幻的真理名义下所进行的种种非理性的抗争。这种看似神圣的抗争，既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荒谬行为，也是人类永 　　远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 　　2002年又将沉入历史之中了。盘点一下自己的阅读记忆，它留给我的显然是更多的不满意。虽然我从来不曾怀疑这些名家们的创作激情，也不曾怀疑他们的执着精神，但是，我却深深地怀疑他们的内心深度，怀疑他们的创作生命到底能走多远。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其他意见 我有话说 回到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