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作家要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
	记者：首先要祝贺您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对此您想说点什么? 　　铁凝：谢谢。首先这是党中央对作家群体的极大的信任，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应该说在新世纪这样一个背景下，它说明了党中央对文学的重托这么一层含义，是对整个作家群体的极大的信任，是党中央对作家的巨大的关怀。现在这个荣誉落在我的身上，我无比荣幸。今后我要认认真真生活，踏踏实实写作，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奉献好作品。 　　记者：您是一位年轻的老党代会代表了，作为中国共产党连续四届党代会的代表，请您谈谈您参加此次党代会的感受。从您第一次参加党代会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能否谈谈您的切身感受? 　　铁凝：我的确是一个老党代表了，从十三大开始，十四大、十五大，到现在的十六大，我感到非常幸运，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中间整个的精神是一直贯穿下来的，但最突出的是到了十六大，它有几方面的划时代的意义。第一是从表面看，它是新世纪的第一次党代会，它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整个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召开的。参加十六大，心情的确极为不一般。十六大的召开在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的加大。去年我读了一本上世纪初我国一个外交家的传记，它写到了上世纪法国的一个外交官，在讨论国际事务的时候，当他说完几个国家以后，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中国呢。他说，哦，对，我经常忘记了地图上还有中国这个国家。当时我看到这样一个事情，虽然一百年过去了，仍然有一种震惊，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听十六大报告时，不知怎么地我就想到了上个世纪初法国那个外交官玩笑地说到中国时的轻率。确实一个穷国弱国是没有外交的，也谈不上国际地位，也没有什么发言权。这个时候我是百感交集，也看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完整提出的重大意义。它是十六大报告的纲领、灵魂，所以"三个代表"的提出是非常顺应民心和民意，顺应国际国内的发展现状、文化现状的。另外，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写作、我的成长，我作为作家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新时期的这种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和整个民族的奋发向上的全面复兴五彩缤纷的充满活力的背景，其实也就没有我这一代作家个人的成长和全部的艺术实践。我作为作家的成长和艺术实践是伴随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一直走过来的，感受不言而喻，挺深的。 　　记者：请您谈谈听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开幕式上的报告后的感受和体会。 　　铁凝：报告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论点也很清晰，阐述深刻，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它文风朴实，目光高远，充满活力。它正顺应了与时俱进这个大的背景。前几天的《参考消息》上报道说，国外媒体的报道认为，十六大的报告将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报告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面向全世界的一个政治宣言。十六大报告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三个代表"。这几天开会，对"三个代表"有更深入的认识，作为一个写作者，从我来说，本能地更关心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话题。党一直很重视文化事业，但在党代会上把"三个代表"写进报告里，这是第一次。还有一个变化是，如此鲜明、如此清晰、如此系统、如此明确地提出全面发展小康社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而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得特别充分。报告朴实，务实，具有开放性。 　　记者：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文艺工作者是民族精神的建设者和铸造者之一，表现和铸造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您认为，作家在我们的文化建设中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铁凝：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写作的个体的人，可能确实是渺小的。文学本身对社会发生的作用、具有的功能可能也不是巨大的。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还不能这么说。文学有它自身独特的位置，它对于社会民族所产生的作用、它对人的精神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六大报告里提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单就文学来说它不可能涵盖文化，但文学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我们就不能再说写作者是一个个体，作用不是巨大的，其实你一动笔就已经融入到其中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怎么样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实践中贡献自己的所能，这不是一时的感慨，它将长期伴随着我的工作我的写作。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十六大报告里提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爱国的、勤劳勇敢的、奋发向上的、爱好和平的，这一些都大有文章可做。我觉得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理由朝所有的这一切背过脸去。我们思考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用文学作品直白地表现出来，但心中要有这些东西，下笔的时候可能就更饱满一些，更厚重一些。说到民族精神，从作家的角度来讲，你看那些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那些真正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和读者心灵相呼应的作品，在艺术实践艺术表达上虽然各有不同，其实在大的最根本的方面都是有着这种特征的，无论哪一个民族。所以我想，表现民族精神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而是义不容辞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建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具体的表现民族精神的实践又是一个长时间的课题，它不应该是一时的冲动。参加十六大，听了十六大报告，我有四句话：一是无比荣幸，就是前面说的我是四次党代会的代表了；第二是精神振奋，十六大报告的确有很强的感召力，很鼓舞人；第三是责任重大，责任重大其实还是讲的使命感。现在有人一说到责任感就比较惧怕，说作家哪用得着那么多的责任感，这有可能是前几十年我们国家不正常的政治氛围造成的，惧怕谈责任。实际上如果宽泛地说，一下笔就有责任。这个责任感是一直伴随着你的写作的，不是说我不愿意承担就不承担，其实一下笔就有了责任，只要不是藏在抽屉里，只要不是只写给自己看，只要他把他的作品公之于社会，他的道德系统跟随其间，责任也就产生了。在实践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这个实践中，作家怎样摆脱自己一己的小的悲欢，使心灵眼界更加开阔更加丰富，这说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所以责任重大。当然一己的小的悲欢不是不可以写。有次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座谈，他就公开说他作为一个作家，非常关心政治、关注现实，他觉得他有义务呐喊，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社会、世界的看法，他不愿意回避政治。我们以前有一种错觉，当然也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一说某个小说关心政治，那它肯定是粗糙的，或者说为了艺术而艺术就一定不要关心政治，我觉得这是把政治的概念狭隘化、简单化了，也是把艺术狭隘化了。作家的作品可以是多样的，表达现实、表达人生、表达灵魂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写的事情也可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一些作品写了很小的事情但却能够反映大的现实，这样的作品是好的作品，是让我感动的作品。第四句话是努力学习。现在的中国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十六大报告字里行间处处是充满活力的，与时俱进的。那么怎样与时俱进?我觉得就是学习，将来我们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所以说作家(虽然被称为家)确实有很多的地方要丰富、要更新、要拓展。我突出的感受是要终身学习，只有了解新的生活，不断葆有对世界的好奇，才可能对新的生活有所表达，也才谈得上有能力有底气去敏锐地表达不断变化的时代风貌，去表现当代中国人新的精神品貌。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您也随时面临着出版与市场的问题。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化市场的发展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当然也是一次发展的机遇。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了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对此您的看法和体会是? 　　铁凝：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包括经济的竞争、国防的竞争、科技的竞争，还有文化的竞争，在文化竞争中文化产业就是一个很大的方面，甚至是一个焦点。十六大报告中把文化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说明文化对政治经济建设的重要影响。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还关系到我们怎么能在新形式下形成自己的民族凝聚力，还有就是如何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文化的独立，这些问题都跟文化产业有很大的关系。对文化产业不是很了解，但从出版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出版，我们对著作人权的保护，这些年来有很大的进步，尤其去年还修改了著作权法，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还不尽如人意。应该说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部分的保障，但这方面法制的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强，比如说作家作品的盗版问题。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后当我们面临着国外的出版机构的竞争，如果我们自己不守法，这些方面一片混乱，作家就有可能行使自己的自主权，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满意的出版机构。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很严峻的问题，从小处说，它是一个作家的经济权益、产权的保护问题，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以一个怎样的姿态纳入到一个大的法制的轨道。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事，但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有竞争就有发展，有挑战就有机遇。 　　记者：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并提出了"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准自己的文化立场也是今天的作家们面对的问题，能否请您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铁凝：作家在现在怎样找准自己的文化立场的确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如何辩证地看与时俱进，作为作家来说，就是增强学习，在创作中保持活力。什么是一个作家头脑活跃眼光敏锐的标志呢?也许这个标志之一就是你能够快速看到时代的变化，你能够敏锐地把握和捕捉而且迅速地表达这种变化，我觉得在潮流当中能够做到这点肯定是非常敏锐的优秀的人。但就文学创作这一相对独特的行当来讲，能够在千变万化当中发现并葆有那种不变的东西这样的人，应该说也是智慧的。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腾飞、世界瞩目这样一个背景下，生活正逐渐富裕、时尚、休闲，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非常多样，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但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一方面是怎么样了解和把握这些新的生活现象，另一方面又怎么能够葆有那些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文学的功能不管多么弱小，但是一个作家即使是在一个物欲的背景下也应该有勇敢有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作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看到我们周边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其实都是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陪衬，物质力量本身并不是人生全部的意义，才有可能去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才有可能谈得上去获得文学独特的价值。 　　记者：您在一篇题为《从梦想出发》的文章里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眼上科学发明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 　　铁凝：对。这是我想说的话。现在我们很容易没有勇气没有耐心，所以就容易浮躁。都在变嘛，你一个人不变是挺可怕的。但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对于写作者来说，他要看到变中的变化，又要看到变中的不变。有些东西是需要固守，没有这种固守，怎么能谈到我们民族精神的重塑，我们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我们不应该随着时尚跑，时尚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但文学应该有更高于时尚的内涵在其中。文学再怎么小，也有文学表达的崇高理想。现在有人不喜欢讲崇高，其实崇高和使命没有那么可怕，崇高和使命并不压抑你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我觉得它们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包括有人认为关心政治关心现实一定会使艺术粗糙，而艺术的精品一定是不关心现实不关心政治的，这其实是一种狭窄的钻牛角尖的思维，完全可以把这种对立的心态放得开阔一些。还有关于往前走的时候回望心灵，这个回望心灵的内涵也不是狭义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回望，有时候我们不耐烦，还有就是不屑于，包括对待我们的传统的态度。中华文明的确是博大精深，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祖宗到底了解多少?曾经我们不是过高就是过低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我对传统文化其实是了解不多，所知甚少。回望有时是为了往前走，并不是为了退回原位。最近我在读西方一些画家的作品，我举两位画家的例子，一位是被称为二十世纪写实主义大师的法国画家巴尔蒂斯，他坦言他是从中国古典画家身上得到灵感；还有一个是毕加索，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中国的木版年画，一个是非洲的木刻。并不是说外国人说你好你就好，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真正认识到了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中的精髓。我们民族精神的骨骼在哪里，内涵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老祖宗的文化了解片面单薄，我们就没有能力在当代处理好这些问题。 　　记者：作家表现社会生活塑造时代精神离不开社会现实生活，虽然深入生活说了多年，但它依然是文学创造的基础。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深入生活这种提法，而在于作家是否真的深入了生活。请您谈谈您对此的看法和体会。 　　铁凝：我觉得深入生活是很自然的不须讨论的事情，但对于深入生活的内涵的理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更加丰富一些。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个作家不写农村也照样有很多可写的，照样可以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了解中国农村。反过来说，一个作家如果对占这个国家70%的农业人口没有有血肉的了解，也可能他不会真正地理解我们的社会，或感知社会更深层次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入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但深入生活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生活越来越多样化，都市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农村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小城镇的发展，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深入生活就是去工厂下农村。还有就是深入生活的内涵，深入生活其实还是深入人心，体验生活其实还是体验心灵，体验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我想，每一个把文学作为一件严肃事情的作家都会去做的，它是不用被强迫的。一旦要被强迫，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现在一个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生活的多样化，艺术表现方式的多样化，这给作家深入生活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好的时机和一个疆场。 　　后记：采访中得知，党的十六大期间，除了《文艺报》，铁凝没有接受其他新闻媒体的采访。她说，《文艺报》是作家的报纸，作家应该支持《文艺报》。作为《文艺报》的一个普通记者，她的话让我觉得非常温暖。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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