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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化骨绵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作者:叶立文

  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有一位擅使化骨绵掌的公公海大富。此人不仅工于心计,就连独门武功也是恁的毒辣。若是着了他的道儿,必定骨骼寸断,不成人形。虽说此等邪派武功乃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但在当今文坛,将海公公的化骨绵掌发扬光大者却是不乏其人。就拿时下依旧风头十足的作家卫慧、九丹等人来说吧,从《上海宝贝》、《乌鸦》到《漂泊女人》,这些作品,笔者以为,往往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打着书写个人生命体验的思想招牌,背地里却用病态的激情玩味着自身的欲望。

  无论是顾影自怜,还是亢奋难耐,在笔者看来,这种书说穿了都只不过是一味迎合市场的读物。然而,就像"丝绢上的诗无人解读"一样,似乎只有这种在卫生巾上的写作,才能招徕那些具有窥视心理的读者。可悲的地方正在于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之一,恰恰就是作家与读者的共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人者以香词艳句撩拨感官,而挨打者则乐不思蜀,甘愿在语词制造的欲望狂欢中放纵自我,其结果便是中了海公公的招儿。试想一下,当作家和读者齐齐地向市场下跪以后,文学的风骨早就化做了一摊烂泥。在这种情形下,文学怎么可能担负起建构时代人文精神的重任?那些擅使化骨绵掌之人,偏偏化不掉自身向市场屈服的几根媚骨,而她们的写作,却始终软化着人文精神的脊梁。

  当然了,据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后现代",讲的是价值多元,文学不必整齐划一,人人皆可坐地成家。所以,各式各样的作家已如过江之鲫。但细数之下,却惟独少了些具备人文精神的作家。

  西哲有谚:"诗人何为?"本来说的是在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作家理应肩负起寻找真理的重任。但时下的一些写作,却越来越远离了守护真理的人文精神。在某些作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理想和崇高的种子不仅无迹可求,反倒处处开满了象征欲望的罂粟之花。那些以解放身体感觉为名的作品,在解构伦理道德的同时,也让文学成了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当文学变成了放纵欲望的"罂粟之家",人文精神的重塑也变得遥不可及。难道那一地鸡毛的生存图景,才是人们念兹在兹、苦心思归的精神家园?

  果真如此,文学便终究有负于它自身的价值。因为文学的价值之一,便是在对"事实"的描写中寻求"应当"。就像一些女性写作虽然揭示了人们某些遭受压抑的事实一样,但如果作家不对此现象做出应当如何的价值指引,文学就只能匍匐在地,永远也站不起来。所以,优秀的作家绝不会跟在事实的后面亦步亦趋,他也不会因为"道不行",便要"乘桴浮于海"。他永远都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即便有悖于时代潮流,也要努力寻求可以改变现状的神圣价值。惟有如此,文学才能给人以力量,并帮助我们重新寻回已经疏离太久的精神家园。

  所以说,对那些热衷于运用化骨绵掌的作家而言,鲁迅先生"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的教诲虽是空谷足音,却仍当言犹在耳。因为风骨之于文学,实在是一根不该化掉的脊梁。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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