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可怜翻译即背叛
	在出版社工作，很想好好出几本外国小说，为自己，也为众多同好者解馋。但是时至今日，我仅编辑出版过两本外国小说，一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由盛宁先生自英译本转译；另一个是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由董乐山、傅惟慈二位名师合译。雄心壮志与现实成绩相距甚远，原因出在翻译问题。 　　审读来稿过程中，也曾碰到很多译稿，但是看着那些早从《法国文学辞典》、《美国文学辞典》上得知的名家名作竟是那般不堪入目，不得不怀疑译者的水平，进而怀疑起所读过的众多舶来小说，经过了一层翻译，我们到底看到了原著这座冰山的几分之一。想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好几茬儿的作家都是主吸外国文学的养分，可他们到底吸到了多少原汁原味呢？ 　　马尔克斯说过："有人说，翻译是最好的读书方式，我却认为是最困难、最得不偿失、最糟糕的回报方式。众所周知的意大利谚语说得好--翻译即背叛。" 　　博尔赫斯自己是个翻译家，但他也说："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文，我是不敢恭维的，因为他最本质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他的语言，而语言又能译成什么样子呢？莎士比亚的许多词句只能是这么说，只能是这种语序，也只能是这种韵律。"所以博氏尽管非常喜欢莎士比亚，但他总是用原文，而绝非另一种文字背诵。 　　可怜的是，即便我们读这些作家对翻译问题本身的言论，仍然像是依靠一只猴子，来想象一个人的模样（忘了是谁说过，译者是小说家的猴子）。难怪汪曾祺老人到了晚年，为自己没能尽早把英文学好而痛心疾首，否则，至少可以读到真正的英文小说。 　　近来在读《浮世理发馆》等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早期文学时，忽然觉得，周氏用的办法，对那些必须通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的人来说，是一种得窥原著风貌的好途径，虽然这办法本身依然显现出极大的无奈，那就是在译文后边作注。这些注解，通常是碎碎叨叨，东拉西扯，讲民俗，讲风土，讲人情，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无所不包。但也正是由此，译者将他对原著的透彻理解，尤其是一些细微之处的精妙，传递给了读者。由此想到，如果每一个翻译工作者都能费点力气，做做这样的细致工作，那座隐藏在水底的冰山，也许就能多露出水面一点。 　　时下许多翻译，因为知识准备的不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转换一道文字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作注的工作即便想做，也是"非不为也，不能也"。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还是汪曾祺，说他的《受戒》被译成英文。小说中有四副对联，他就琢磨，这可怎么翻呢？后来看看译文，译者用了个干净绝妙的办法：把对联全部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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