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是一个对话过程
	作者：张汝伦 　　思想史研究的是"为什么"，而不是"应该"。那些从"应该"出发的研究实际上不是研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答案早就有了，问题却不会有。这种思想史研究根本不是对话，而只是一种独白。不是学术，而是宣传。 　　真正的思想史研究决不只是重述前人的观点，而是要将这些思想和观点放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既指出它们产生的条件、原因和动机，又揭示它们与其它思想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于后世的"效果历史"--影响史--意义。因此，思想史研究决不像自然史的研究那样，是一个主体－客体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双向过程，即思想史研究者与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对话过程。在这里，尊重事实表现在研究者必须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充分把握研究对象思想产生的原因、动机和目的，包括各种思想与非思想因素对他的影响，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总的精神风尚和文化氛围，当然还有他所面临的表现为思想问题的时代问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提出问题 　　死人当然不会再说话，但上述这些都是思想史研究者要弄清的问题，弄清了这些问题，也就可以开始回答一开始他的研究对象对他产生的种种问题。这是一个对话过程，也就是伽达默尔说的问答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问答过程来进行的：先前的思想家通过他的文本，他的时代状况，他的文化条件，甚至他的心理向思想史研究者提问。但思想史研究者并非一个被动的被问人，他通过对问题的理解和切入，实际上共同提出了这些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研究。之所以说思想史研究的是"为什么"，而不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那些从"应该"出发的研究实际上不是研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答案早就有了，问题却不会有。这种思想史研究根本不是对话，而只是一种独白。不是学术，而是宣传。 　　问题不仅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对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负责的研究者必须遵守的学术界限，即他必须让事实来说话，答案必须是根据思想和事情本身的逻辑得出的，而不是先有了"大胆假设"，然后去一意求证得出的。研究者只构成或提出问题，决不预设答案。答案是他和研究对象对话的结果，是主体间的产物，而不是主观的产物。研究者可以合法地拥有他的种种立场观点乃至成见，但他不能把这些强加于前人。他可以说孔夫子的思想推动或阻碍了社会发展或进步，但他不能说孔夫子要为奴隶主阶级说话，因为孔夫子不会有奴隶主阶级的概念。他可以说戴震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不能说戴震反封建。他可以说清代考据学是理智主义，但他不能说清代汉学家是"为知识而知识"。总之，他不能把对古人或前人不可能的事变为对他们可能，他不能违背事情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思想史的第四种写法 　　但思想史的研究者决不是单纯的记录者，他也是解释者。既然先前的思想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留下来，为什么还要有思想史？为什么那些文字资料本身还不足以构成思想史？是因为思想史研究的是这些文字的意义，而不是它们的存在。同时代人，以及后人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和解释，才是思想史的主要内容。葛兆光先生说思想史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确立事实"；第二种是"真理评价"；第三种是"追踪旅行"，即"顺着时间的流逝，一一陈述思想的转换和衔接"。在我看来还可以有第四种写法，这就是解释的写法，或者叫释义学的写法。这种写法当然也要"确立事实"；但在它看来，思想史中的事实本身都已包含着一定的解释，李大钊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写法也作"真理评价"，但不是直接贴标签，下判断，而是通过阐释自然显现事情的真理。这种写法更要理解思想的脉络，解释就是为了重建思想的内在理路和联系。但解释不仅仅是这些，它更着眼被解释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存在关系。 　　对于释义学的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历史是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对历史的解释实际上是在构造自己的世界。因此，对我而言，对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与对当下问题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对历史的解释就是对现实的思考。然而，虽然释义学肯定解释对于历史的构造性意义，但决不认为一切解释都是合理的，什么解释都可以。当然，解释的合理性决无实证主义的真伪标准，却有历史性的标准。历史的想象与解释不是无边的，它要受人类存在的历史性的制约。但评判自然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准对它也适用，这就是它是否能解释众多的事实。如果越来越多的事实无法被一种解释所说明，那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就发生了问题。在历史中逐渐失去影响，最终被淘汰的解释模式无不因为违背了历史性原则，因而无法合理地解释许多重要的事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系作者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一书序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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