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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心理和生活世界 |
──从齐美尔到舒茨
⊙李继宏
城乡心理差异是都市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城乡的重要区隔之一。究竟是甚么样的都市生活因素导致了都市心理1的生成？究竟是那些社会结构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心理的迥异？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间存在甚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尽管不乏其人，但基本上仍沿用齐美尔的分析，即在社区─社会2的框架中建立一个对应的模型：都市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如何导致了都市心理的诸多特征，而乡村迟缓的生活节奏则要对其心理负责。在这些论述中，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倾向于相互加强。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齐美尔对都市精神生活的剖析的这种框架的不足，内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埃利亚斯、吉登斯和布迪厄等人的论述。为了论证城乡的本体差异，本文应用了晚年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论述，以及舒茨对生活世界结构的分解，试图解决此一重要问题。
齐美尔敏锐地看到，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在于个人的独立和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十八世纪以来有关人性解放的斗争都暗含着这样的动机：人不甘愿在一种社会-技艺机制中堕落。为了解决都市中个人以及超个人的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现代生活及其产物的内在意义、关于文化身体的灵魂的疑问就产生了。要回答这样的疑问，有必要追寻个体究竟如何在对外部力量的适应中调适自身。（Simmel，1950，409）
齐美尔认为都市的视觉泛滥带来了变动不居的外部和内部刺激，而这些刺激造成神经反应的紧张，这是都市个体的心理基础。人是有识别能力的动物，他的头脑受到相继的印象之间的差异的刺激。意识反应决定于印象之间差异的大小及其不可预期的程度。在都市中，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和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创造了不同于农村的心理条件。这样，都市人的老于世故和乡下人的纯朴可归因为都市和乡村带来的心理条件的迥异：都市生活节奏快，人们面对的交往对象多，诸多印象在一瞥之下更出乎意料；而乡下人生活节奏慢，交往行为和对象固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从容观察呈现的表像。
更重要的是，都市是货币经济展开的主要场所，在这儿，经济交换的集中和复杂性赋予了交换形式在农村罕见的商业行为中所没有的重要性。货币经济和理智的统治3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共享了一种对人对物的讲究实际的态度4。理智的、老于世故的个性不同于所有淳朴的个人品质，因为后者产生出来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不能被理解成逻辑的行为；同样地，现象的独特性不能在某一特殊法则下公度。而货币关心的是普遍性，它关心交换价值，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和基于人们的个性的亲密情感性关系不同，理性关系中的个人被当成一个数字，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任何不同。这种纯粹的讲究实际的态度和市场的规模相关，在原始条件下交易，生产者直接为消费者生产产品，他们之间相互熟悉。但在现代都市，几乎全部的交易者都没有进入生产者的实际生活观照的领域中，也就是说，市场是匿名的5。这样，在一个匿名的都市中，人们可以毫不顾忌对利益的追逐会影响情感性的人际关系。
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计算。货币经济带来的实践生活的计算精确性和自然科学的理想型遥相呼应：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数学问题，在数学公式中安置这个世界的各个部分。齐美尔看到生活数学化背后隐藏着人们追求确定性的动机，却认为只有货币经济才能在如此众多的人们的生活中，用衡量与计算将质的价值6化约为量的多寡。确实，正是通过这样的数字化7，同一和差异都获得了一种确定性，社会生活从而避免陷入不可化解的混沌（inextricable chaos）之中。也即是说，都市通过一种非人的安排保证其运转，罗斯金（Ruskin）和尼采（Nietzsche）对现代都市激烈的憎恶也缘于这种非人的安排。
上述影响到生活形式的精确数字化的诸多因素也造成了都市人的麻木不仁8。麻木不仁是都市居民独特的心智现象，它起初是千变万化且对比强烈的对神经刺激的后果，都市理性通过这种麻木不仁得到加强。齐美尔认为，无限制的对欢乐的追逐会造成麻木不仁，因为人们的神经系统就像弹簧，长时间高强度的对神经的刺激会使其失去对刺激的反应。但麻木不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货币经济带来的数字化。麻木不仁的本质是对差别的忽略，这不意味着人们在观察事物时都是没有辨别能力的愚人，而是事物的意义和不同的用途，从而是事物本身，被当成某些抽象的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是最强有力的杠杆，它用「值多少」来表示事物性质的差别。对个人来说，这种对事物的货币着色，或者毋宁说是去色9，或许难以察觉的，但在一个较大的范畴来看，对事物的货币估价则相当普遍。尤其是在大都市，人口聚居和货物集中对神经系统的刺激最终导致了麻木不仁。齐美尔指出，精神现象受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束缚；而人们则要从这些束缚中摆脱出来，找到自己的认同。麻木不仁其实是人格的自我保护：在面对为数巨大的交往对象时，麻木不仁是避免精神陷于一种难以想象的混乱的唯一选择。
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客体精神压倒了主体精神10，无论是语言还是法律，生产技艺还是艺术，科学还是周边环境的客体，无不体现了一种精神总体。和这精神总体相比，个人理智的发展显得非常不完善，它们之间的距离日趋扩大。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一个齿轮，巨大的事物和权力的架构剥夺着人们的进步、灵性和价值，将它们从一种主体的形式转化成一种客体生活的形式。在文化超越所有个人生活的大都市，人格在一种晶体化和非人格化精神的压倒性完满11的冲击下不能维持其自身。一方面，生活为人格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发展可能，以致人们在生活的洪流中几乎不用自己学会游泳；另一方面，生活中非人格因素越来越多，以致会使个人色彩和独特性错位。齐美尔指出，客体文化膨胀影响下的个人文化的收缩是多数极端个人主义者，包括尼采在内，对都市产生痛苦的憎恨；这也是理解他们为甚么一方面热爱一方面厌恶都市生活的关键。
十八世纪那些压迫人们的束缚，那些政治的、土地的、行会的和宗教性质的束缚在都市中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人们奋力要从压制人性和制造不平等的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在十九世纪，经由歌德和浪漫主义，也经由经济的劳动分工，一个不同于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理想开始露头：那些摆脱了历史束缚的人们现在希望能够把自己从他们的群体中区分开来。人们的价值不再是存在每个人中的「普遍人」12，而是他们自己品质上的独特和不可代替。都市，齐美尔认为，正是个人角色和社会整体斗争与和解的角斗场。
我们业已看到齐美尔如何出色地为我们指明了个体精神在都市中的发展痕，但我仍乐于带着对这个伟大的社会学先驱的无比崇敬来谈论他的不足。首先，齐美尔低估了人类神经系统的复杂性，仅是简单地认为视觉泛滥的刺激会激起反应，过度刺激则会造成麻木不仁；其次，他忽略了人们在都市生活中的情感和举止演化是人们之间相互依赖性增长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社会条件作用于神经系统引起的所谓人格的自我保护；第三，他过份夸大了货币经济的作用，看不到在都市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作用的其它社会因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尽管他业已指出不同规模的生活场所对人们心理变迁的影响13，却没有也不可能将其和人们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就后三点对城乡心理差异继续进行发生学的探讨，最终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念给予这一问题以本体的澄清。
埃利亚斯关于西方文明的心理发生的论述可以和齐美尔互为补充。前者认为，由于社会职能分工、市场、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和这种流动性对他人依赖度的提高，使得人们更加直接地去压制、调节自身的情感和本能欲望。齐美尔的麻木不仁与其说是神经受到持续高强度刺激的结果，毋宁说是人们在某些社会强制的约束下更多的控制自己的情感与本能冲动。难堪与羞耻14的界限不断前移，通过社会强制变成涂尔干笔下的集体意识，在早期涂尔干的作品中，集体意识确保了社会整合，是个人主义和社会有机团结之间的润滑剂。齐美尔、涂尔干和埃利亚斯殊途同归，都对个人如何在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挣扎，而又不导致社会失范表达了强烈的关注。麻木不仁、集体意识和文明分别是他们的答案，但我们可以看到，齐美尔对都市心理的刻画流于简化。都市生活，尤其是人口高密度聚居和物质产品的集中，确实是造成麻木不仁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麻木不仁不是个人心理的直接产物，它有赖于将某些社会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也有赖于集体意识的强化。
齐美尔认为影响都市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经济的大行其道。诚然，货币经济带来的数字化使「所有事物以同种特殊的重力在货币的洪流中漂浮」（Simmel，1950，413），但都市心理形成的过程要远为复杂。人们的心理，无论是都市的还是乡村的，都无非涉及到对生活世界15的适应，也就是说，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寻找一种确定的本体安全16。齐美尔的麻木不仁、涂尔干的集体意识、韦伯的生活秩序（Lebensordnungen）乃至埃利亚斯的文明都是这种本体安全的体现。吉登斯指出，本体安全的获得牵涉到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和场所的区域化，齐美尔恰恰忽略了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和场所的区域化对都市心理的影响。
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这种程序化保证了社会在诸多不同个体间整合的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各自的利益和偏好、情绪、教育程度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在大都市中，这些差别可能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行动和利益，无疑是避免社会失范首要解决的问题。日常生活程序化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行动的标准和程序，使整个世界可以被理解、被解释和预期，从而使人们获得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
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包括了时间程序化和空间程序化。对于前者，齐美尔业已看到部分重要性：「如果柏林所有的钟表一起失灵，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整个城市的经济生活和交通将会被扰乱很长一段时间。」（Simmel，1950，412）为了保证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协调，人们使用标准化时间，比如在广州，使用的是北京时间，所有的钟表都以北京时间为标准。不同地区之间通过时区来协调，如芝加哥使用美国中部时间，和格林威治时间相差6个小时，和北京时间相差14个小时。标准时间本质上是非人的，它由机器的运转来测量，和个人的感觉和生活习惯无关。正是这种非人的时间使人们之间的行动得到整齐划一的可能，使人们精确知道甚么时候该做甚么事，并能对他人，从而是整个社会的时间安排有着确定的预期，以保障其心理的安全。以中山大学为例，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课程安排，使某院系某年级的学生在统一的时间上课，并对课程的进度有着把握。大约早上6：00-9：00可以到第二学生饭堂或者白兰餐厅买早餐，中午11：00到1：00是午餐时间，傍晚5：00-7：00是晚餐时间等等，如此安排使学生们不必担心在适当的时候买不到饭菜。就整个都市而言，比如上班的朝九晚五的制度，双休制，公众假期，宗教的安息日等等，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村，那些小商人开的商店没有统一的营业时间，甚么时候开门取决于店主那天起床的早晚和心情的好坏，还经常由于店主有事而暂停营业。而在城市，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工作日的营业时间，你可以意料之中地到广州移动通信公司的营业点去交行动电话费，或者到麦当劳去买个麦辣鸡腿汉堡包，不必担心会扑空。
日常生活的程序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空间的程序化，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场所的区域化（regionalisation of locales）（Giddens，1981，pp36-40）。时间的程序化告诉人们该在甚么时候做甚么事，空间的程序化则告诉人们该在甚么地方做甚么事。空间的程序化主要体现在现代生活对不同区域的功能划分上，天河城广场是购物的场所，省政府大院是政府机关办公的场所，新港西路135号是高等教育的场所等等。具体到某些公众场合的行为规范上，空间的程序化就更加明显，比如在公众场所不能吸烟，广州的街路上汽车和行人靠右行走，并受交通规则和红绿灯的规训，二沙岛上不能行驶摩托车等等。一些特殊的区域也有其规则，手术室里面的医生要穿白大褂和不能吸烟，教室的行为规范等。这样，人们可以在绿灯亮的时候横穿马路而不必担心滚滚车流会将他碾成肉酱；中山大学的学生每天到第一教学楼或其它教室去上课而不是担心今天的课究竟在甚么地方上。
有必要指出的是，时间的程序化和空间的程序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广州购书中心是出售书籍和音像制品的场所，但它也有一定的时间程序化：早上9：00到晚上9：30是营业时间，人们不会在凌晨4点跑到那里去买书。时间程序化和空间程序化结合得最完美的要数城市的公交线路。尽管我现在在广州，但我仍然知道在北京林业大学门口坐749路公共汽车经过大约30分钟可以到达西直门公交车站场，或者朝相反方向花大约10分钟到达兰旗营。对于那些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的人来说，固定的公交线路和相对固定的行车时间是那样重要，以致在偶尔塞车的时候车里的人们显得极其暴躁和焦虑17。公交线路对停靠站的路线化显然比其对行车时间的路线化程度要高，但在地铁的运行中，两者的结合则几乎是完美的18。地铁纯粹是人造的产物，其运营的器具、空间乃至空气无一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由于排除了公共汽车运行时遇到的诸多干扰，地铁对行车时间的控制往往可以精确到秒。如在广州的1号地铁线，从火车东站到花地湾，地铁运行的时间日复一日，总是35分钟。高度程序化带给人们的是高度的预期和心理安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地铁运行偶尔出故障的时候乘客们的反应推断出来19。
仅仅是指出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对都市心理的影响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追问，既然同样是出于对本体安全的渴求，为甚么都市生活的程序化远远高于农村？为甚么农村居民在低度程序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到他们的本体安全？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甚么？要解答这些问题，布迪厄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工具。
布迪厄并不否认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智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心智图式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划分的体现。随着个人不管接触某些社会状况（这种接触的结果也因此日积月累），个人也就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比较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布迪厄，华康德，1998，13）作为性情倾向的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场域和惯习的概念才可以被理解。
布迪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舒茨的多重实在十分接近，他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布迪厄，华康德，1998，134）布迪厄的场域也就是这些小世界，有特定的游戏规则，并由这些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它既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也是冲突与竞争的空间，各种资本的形式和分布量在内中得到调整。场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尽管有诸多规则，但也给那些玩弄规则的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各种相对独立的场域如何保证社会生活的有条不紊和可以预见呢？布迪厄认为这和惯习有关。惯习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些原则使行动者能够应付各种不确定的未来情景，也就是说，它既将过去的诸多经验结合在一起，又承担了知觉判断和行动预演，是一整套性情倾向的系统。社会结构通过这样的性情结构的形成完成了某种集体的个人化。社会结构的化身给行动者带来了超个人的实践理性，不同的心智结构显然是实践理性在不同情景下的反应的产物。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出入于诸多社会结构之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农村，人们处于一个无主体的熟人生活空间20，一般只有家庭和宗族（或社区）成员两种社会角色，而且由于农村社区的无主体特质，家庭和和社区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角色之间不存在大的断裂。必须注意到的是，布迪厄从来没有认为人们性情倾向的形成仅仅是由于某一场域，场域间的异质性对惯习生成的作用远为复杂。都市人在诸多社会结构间转换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角色丛的断裂与张力。既然一个场域的逻辑和必然性不能化约为其它场域的逻辑和必然性，那么出入不同场域的都市人在处理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的时候需要甚么样的惯习？不同逻辑和必然性之上又有甚么样的逻辑和必然性？实践理性给了都市人摆脱这个窘境的可能。虽然布迪厄孜孜以求的实践感（practical sense）仍难免落进先验现象学唯我论的陷阱，但确实存在某种超个人的实践理性，确保人们在各种逻辑和必然性之间不致茫然失措。齐美尔的麻木不仁显然就是这种实践理性的后果：在角色丛的断裂与冲突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超然，在诸多逻辑和必然性间选择一种更高的逻辑和必然性。于是超个人，乃至超次级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神正论、集体意识、麻木不仁、文明、日常生活的程序化乃至没有意向的意向性21就应运而生。容易想见的是，行动者出入的社会结构越多，遇到的不同场域的逻辑和必然性越多，从中进一步形成的超结构的结构，超逻辑的逻辑以及超必然性的必然性和原初任一结构或场域的要素相去必定越远。而乡村，内中场域和社会结构的异质性远较都市为低，其缺乏，或者甚至就没有都市的那种超结构、超场域逻辑与必然性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业已解决了本文开端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求某种他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得以维持的心理的本体安全，不论是都市居民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但由于都市生活的复杂，人们在出入各种社会结构和场域的时候遇到了角色丛的断裂与冲突，需要超结构和场域逻辑的实践逻辑来获得心理的本体安全；于是，通过货币经济将人们数字化和日常生活的程序化，都市心智结构发生了变化：都市人老于世故，精打细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乡下人则淳朴，厚道，真诚，不善欺诈。有必要澄清的是，作者不是一个决定论者，尤其不是一个结构决定论者。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确然存在亲和性，这种确然并不是简单的因果模式。它们的关系一旦形成，就倾向于彼此强化。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很难分辨清楚它们起初是以甚么样的形态开始相互影响。
尽管如此，当我们转而追问，何以布迪厄的众多不同的小世界能够被整合成一个有序且可预见的社会，社会结构如何通过惯习的生成来达到集体的个人化时，也就是说，但我们追问都市和乡村间是否存在某些本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怎样导致各自心智结构的不同时，布迪厄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感显得如此模糊和费解，以致我们不得不另外寻找可能的解答。就这样，舒茨走进了我们的视野22。
生活世界作为晚年胡塞尔的重要概念，虽然和其早年对意识结构的关怀有所区分，最初却是作为意识的元结构出现的。胡塞尔在论及欧洲科学危机的时候，指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意义基础。伽利略继承了一种抽空了原初意义的纯粹几何学，以致一个理念化了的自然取代了通过知觉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日常生活世界；他没有反思，从前科学的生活和它的周围世界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自然科学是为何种目的服务的。胡塞尔认为科学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其意义所在，必定存在于前科学的生活的，「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在人们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只能是这个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胡塞尔，1988，60）。舒茨指出，正如胡塞尔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在两种理想型上展开我们的思维：「诸如此类」和「我能再来一次」。前一个假设了我们过去在经验中证明有效的在未来仍将有效；后一个则假设了我过去已经做到的，将来也一定可以做到的预期。从而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态度的特征基于三个被给定的毫无疑问的假设：世界结构的持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有效性的延续和我们能一如既往地在这个世界内部活动，并作用这个世界。（Schutz，1978，257）生活世界的问题涉及到恰当性（relevancy）概念，而且，生活世界的毋庸置疑和熟悉性决不是同质的，有着不同的层次。
对生活世界层次的分析要注意到时间-空间两个方面。生活世界的第一层结构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自己存在，可称之为个人世界，它是一个感官（听觉、视力等）可以经验到的世界，人们借助或不借助工具，对这个世界有直接的感知，这个世界直接影响行动者，行动者也直接作用于这个世界。在感官所及的范围内，人们还知道这个世界过去是甚么样子。过去经验对人们的重要在于，这个世界存在于人们过去的经验中，人们从而有着「诸如此类」或者「我可以再来一次」的预期，并且，当预期落空的时候，人们不至于怀疑这个世界，而是觉得世界「还是一样，但有点变化」。在这个世界中，给定性和熟悉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和个人的生平情景有关。当考虑到社会世界的时候，生活世界便又多了一层结构，直接的社会生活世界。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和他们的伙伴共享相同的时间，而且，这个世界的空间结构在人们的接触范围之内。因而人们的伙伴的身体在其接触范围之内，反之也然。这个领域被不在其接触范围之内的同时代人构成的世界包围着。不管存在怎样的社会距离，同时代人通常能够彼此交往。同时代世界当然包括了过去的伙伴（不论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次成为我的伙伴）和潜在的伙伴。此外，存在着前辈们的生活世界，它作用于后者，但在人们的接触范围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将受人们的生活世界影响的后辈的生活世界，对后辈来说，我们的世界当然也在他们的接触范围之外。前者对我们来说不是确定的，被或多或少的类型化方式解释着；后者则是一个纯然匿名的区域。哈贝马斯以一个建筑工人为例说明了这些生活世界结构：
「……对建筑工人来说，建筑工地坐落在特定的街道和特定的时间──星期一尚未吃早点的清早，这些和共同工作的其它工人构成了一个时空和社会参照系统的零点，这是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世界』；围绕着这个工地的城市、地区、国家、大陆，诸如此类，构成了一个『我可能触及的世界』，相应地，就时间而言，我们有着日常生活程序，个人生活历史，时代纪元等等；从社会维度上说，有着一个从家庭到社区、国家、『大同社会』的参照群体。」23
在对社会化了的世界的朴素经验中，所有这些结构都是不庸置疑地被给定的。布迪厄显然对舒茨有所误会，如果从生活世界的个人世界层面上看，舒茨的社会结构显然和追随他之后的常人方法学家一样，「……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行为的聚合」。但我们要看到，舒茨从来没有把生活世界还原成一个先验的主体，他要强调的是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一种达成布迪厄所说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本体契合24的主体间性。生活世界涉及到个人的生平情景和知识库存25，是一个恰当性26问题。构成前给定世界的本体结构和个人知识库存的因素以及生平情景有关，舒茨将这样的关系称为动机恰当性，因为它作为界定情景的动机而被主体地经验。不是所有个人的知识库存和生平情景都是一样的，动机恰当性对不同的人来说因而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社会世界中，需要一种架构恰当性，一种可以协调不同的动机恰当性或同一动机恰当性在不同时候的异常的恰当性。基本了解了舒茨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之后，我们可以着手来谈论城乡生活世界在本体结构的差异如何造成了它们在心理上的分道扬镳。
事实上，城乡社会世界的差别主要在于个人世界和直接社会世界之间的不同。那些作为不庸置疑的同时代生活世界对都市居民或者农村居民是一样的，它们主要化身在文化、禁忌、宗教意识和伦理道德等上。舒茨已经指出，个人世界和个人的生平情景和知识库存有关，因而个体之间的动机恰当性是存在差异的，随着而来的是行为处事方式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心理的不一致。
在都市里，个人生活世界显然异于农村。由于借助了先进的工具（交通工具、网络、电话、电视等），都市人所能接触的活动范围比农村居民要大。当然，现在农村的电视和电话普及率和都市相差不是很大，但就日常生活的空间来说，都市人的活动范围要比乡下人广泛得多。在乡村，传统的耕作社会注定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现代的乡村尽管交通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些改善并没有给共同体带来更大的空间。都市，尤其是像北京或者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人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距离可能高达100公里以上。在吉登斯笔下，这种时-空的距离化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距离化不但使主体缺席的交往成为可能，还由于主体在场的密集，影响到个人生活世界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时对个人生平情景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就生平情景而言，都市人的活动范围较大，齐美尔的麻木不仁实际上是都市人生平情景累积的结果，而农村居民的不同生活体验比都市人要少，心智结构因此有所不同。在乡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是那么明显，即个人力所能及的生活世界和其社会生活世界重叠部分较大。齐美尔指出都市生活的变动不居，实际上是都市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离的结果。单门独户地比较，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区别可能不是很大；但都市生活的丰富，主要在于公共生活或者半公共生活的多种多样，随之而来的是个人遭遇的变化多端。舒茨指出生平情景有两个构成要素，这两个要素：
「一个源于前给定世界的本体结构。柏格森说：『要得到一杯糖水，我必须等到糖完全溶化。』另一个源于个人实际的生平状况（biographical state），它使生平情景能够将某些元素从生活世界的前给定本体结构中区分出来。实际的生平状况包含了个人在构建这些状况时的知识库存。」27
城乡之间前给定世界的本体结构并不存在差别；然而都市居民个人际遇的多姿多彩却使得他们实际的生平状况不同于乡村居民。因而尽管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人们都获得了其本体安全，或者说缓解了他们的原始焦虑，但面对同样事情时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颇有暌违。都市人的世故、冷漠、精明和麻木不仁，乡村人的淳朴、厚道、真诚和不善欺诈一一取决于他们的生平状况，以及在构建这些生平状况时形成和演化的知识库存。
直接社会世界的差异就更加容易理解：相比都市，在农村社区，不但人们的交往圈子比较稳定而持续，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对单一。内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农村社区的个人生活世界和直接社会世界几乎是完全重叠的，而都市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均界限鲜明。也就是说，乡村居民能够以同一套逻辑生活在他们的世界中，都市人则必须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找到他们的平衡。
这些生活世界结构上的本体区别是造成上述城乡心理诸多不同的根源，读者容易发现，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是，农村的生活结构随着人口密度增长、可利用工具革新和超越传统社区的城市的形成，农村居民在心理上越来越趋同于都市人。隐藏在这种转变背后的正是生活结构的变化。
人们在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中生活，其日常生活、心理活动的意义和本体根基全然在于某种前反思的、给定的实在。个人通过建构不同层次的生活世界，获得了其与社会的本体契合。这样，为甚么「普遍人」不存在本体安全问题而现代人，要求自己在群体中别树一帜的现代人却对此趋之若骛；为甚么本体安全的获得需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程序化；为甚么人们会追求某些超结构的结构、超逻辑的逻辑等等问题，在生活世界的视野中一一变得可以理解起来。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ierre,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Polity Press, London,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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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iddens, Anthony,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and Bacingstoke, 1981.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Press,1990.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Habermas, Ju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ol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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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chutz, Alfred, Some Structures of Life-World, in Phenomenology and Sociology, ed. by Thomas, Luckmann, New Yor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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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埃德蒙德·胡塞尔着，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2埃德蒙德·胡塞尔着，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13诺贝特·埃利亚斯着，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Ⅰ》（北京：三联书店，1998）。
14阿尔弗雷德·许茨着，霍桂桓译：《社会实在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
15皮埃尔·布迪厄着，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海德格尔着，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
17李继宏：《分离与回归：论市场的人格》，载《世纪中国》，2002年8月16日。
注释
1 在这里，用都市而非城市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英文中metropolis一词指的是大型的城市，也就是大都市，而城市更多的是用city来表达，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第二，如果就城市和乡村的比较而言，两者之间的心理差异可能不是太大，尤其是小城市和乡村。都市和乡村可以被当成是两个对称的理想型，处于分布序列的两端，中间是一些中小城市。也就是说，文章要讨论的更多是理想型的比较，这是不得不指出的。
2 在滕尼斯、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看来，社区和社会不存在判然的对立，对滕尼斯来说，它们不过是人们间关系的两种类型，他认为人际关系是最普遍和简单的社会单位或者形式。社区式的关系可分为三类：伙伴关系，权威关系和混合关系，它们都基于血缘或者情感；社会式关系主要由人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来确立。韦伯也同意社区关系是建立在各种形式的情感、情绪或传统之上，但他的社会关系包含了三中不同类别，一是工具理性的市场关系，一是纯粹为了成员利益而达成持续性行为协议的专业联合体，一是价值理性动机的联合体。齐美尔基本上同意上述的观点。可参见Tonnies，1977，pp250-254，韦伯，2000，62-66。
3 理智统治（dominance of intellect）。在齐美尔的论述中，理智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思维能力，而是和韦伯的工具理性十分接近的概念，在文中，理智的（intellectual）和理性的（rational）交替使用；明确这一点，才能理解齐美尔的理智带来的诸多效应以及为甚么将它们归为非人格。
4 原文是matter-of-fact attitude，也和韦伯的工具理性十分接近，它是造成下面将提到的麻木不仁（blasé attitude）的原因之一。
5 关于市场的匿名性，古典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多有论述，一般都指交易的间接化造成的生产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疏离；详见拙作《分离与回归：论市场的人格》。
6 质的价值（qualitative value）。齐美尔使用质（quality）的时候，指的是对象的具体形态与价值，而用量（quantity）来指称对象一般的和抽象的价值。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齐美尔用数（交换价值）来作为后者的单位，这两个概念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仍有着明显的相似。
7 数字化和时下甚嚣尘上的所谓网络革命毫无关联，齐美尔用其来指事物的交换价值，如一个茶杯，本身是容器，但在货币经济的作用下，它被数字化成若干货币单位。当齐美尔一再强调货币经济的作用时，在一定意义上，他业已把货币当成毕达哥拉斯式的数字之神。
8 麻木不仁（blasé attitude）。Blasé是法语，意为厌倦于享乐的，玩腻了的。齐美尔用这个词组来指代受到猛烈而持续的刺激的都市人神经的松弛，即对印象不那么敏感。
9 着色（coloration）和去色（decoloration），它们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齐美尔用来指人们将事物的差异转换成货币价值。
10 客体精神（objective spirit），和时下流行的所谓物质文化大抵相似，齐美尔用来指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生产技艺乃至语言与法律、艺术与科学。主体精神（subjective spirit）则和所谓精神文明大相径庭，指的是个人人格的完善程度。
11 晶体化和非人格化精神的压倒性完满（an overwhelming fullness of crystalized and impersonalized spirit），客体精神的晶体化和非人格化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由外在于主体的物质和制度、道德、伦理等来体现，从而获得了可视和非人格特征。压倒性完满则是相对主体精神而言的。
12 尽管个人在笛卡儿的思想身体二元对立中产生出来，从休谟到康德，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人仍只是作为神的对立面存在的，也就是所谓「普遍人」（general human being）。个人的觉醒，而不是整个人类的觉醒，一直要等到哲学开始关怀主体间性才出现。齐美尔在这里尽管没有从哲学传统的角度来论述，但他对都市生活的考察是如此的敏锐，以致能够发现这一转变。
13 齐美尔一再强调了都市和农村心理条件的不同，甚至还将古代城邦中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都市心理做了发生学的比较，详见Simmel，1950，pp409-424。
14 难堪与羞耻是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里面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是整个西方文明发生最根本的心理条件，文明的进程也就是难堪与羞耻界限不断前移的过程。见《文明的进程》卷一，袁志英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15 生活世界（life-world），在晚年胡塞尔的著作中，它意味着一个前反思的、给定的世界。胡塞尔剖析了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在《几何学起源》一文中，认为科学的动机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实践本身是一种生活世界的表现，它的意义是生活世界赋予的。但科学的发展，在胡塞尔的分析中，主要是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发展，过份地依赖于学科传统，结果是科学成为一个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忽略了科学本身的意义；这是西方科学危机的根源所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意义则是主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被给定的。舒茨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发挥，认为它有着三重结构：个人实践所能触及的范围、个人及其伙伴的实践所能触及的范围、同时代世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舒茨对生活世界的分解表面上和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建构，即自己存在、共在和周围世界，十分相似，但其本质是十分不同的。舒茨和胡塞尔要强调的是生活世界的不可置疑与熟悉，海德格尔则认为焦虑才是人生存在的基本结构。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也有所论述，但他将其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认为它们通过沟通行动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作者倾向于胡塞尔和舒茨的看法，虽然哈贝马斯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和他们重合的，但他基本上已经背离了现象学对生活世界的界定。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现象学与哲学危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chutz：Some Structure of Life-World；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作者在阅读《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的时候参考了《几何学起源》的英文译文，见Edmund Husserl：The Origin of Geometry。
16 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吉登斯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涉及到日常生活的程序化，以及场所的区域化带来的在场可获得性，主要指由这两者带来的在生活中安身立命的心理感觉。在舒茨那里，类似于本体安全的则是关系到最高实在的原始焦虑。
17 当然，譬如在某些交通状况不是那么理想的城市，当塞车是如此频繁，以致也成了一种预期的时候，人们在塞车时的焦虑和烦躁要弱一些。
18 广州地铁一号线运行三年，正点率高达96.2%，详情见广州地铁官方网站：www.gzmtr.com。
19 以广州为例，地铁运行的故障率极低，但在一次运行中突然停电，造成了半个小时的瘫痪，起初乘客们显得十分惊慌失措和恐惧。这反过来表明了人们对这种高度程序化交通工具的预期和信任。见相关报导：《南方都市报》（1999年9月19日）及http://gz.tom.com/Archive/2002/2/22-85097.html。
20 所谓无主体，是社会充分在场的结果；这里指的是个人的高度社会化，或者说是个人通过一种集体个人化消解了自身和社会之间的张力。
21 这些概念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是统治的需要，它指向阶级之间而不是阶级内部的觉醒；对韦伯来说，在末世论确立其地位之后，如何被救赎的问题虽然关系到二元论和灵魂转世论，但神正论才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基础；集体意识和意识形态一样，都是古典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后果的反应，在涂尔干的文本中，社会的整合要依赖于集体意识的形成；齐美尔的麻木不仁则是试图从个人心理的变化入手，以消解个人与社会间的矛盾；埃利亚斯的文明、吉登斯的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和布迪厄的没有意向的意向性文中论述较多，这里不另加说明。它们的目的都在于寻找一种超结构的结构、超逻辑的逻辑。
22 尽管舒茨本人同时是韦伯和胡塞尔的学生，他对后两者和米德作品的原创性解读也深受人们认可，但由于对现象学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先驱作用，同时也由于他对加芬克尔（Garfinkel）和塞科莱尔（Cicourel）的影响，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现象社会学家。当然，常人方法学确实以舒茨的理论为基础，然而如果我们据此认为舒茨的理论仅仅属于现象社会学的范畴，则尚未领会到舒茨的高山流水之意。或许舒茨在思想的原创性上比不上胡塞尔和韦伯，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体系仍然庞大而复杂，他融合了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诸多社会理论家中独树一帜。本文对舒茨的引用限于对都市心理的分析，而不是去探讨他的思想源流或者比较他和胡塞尔或者韦伯的区别。文章涉及某些现象学基本概念，作者祈望作出的简短注释不会使博学的读者感到厌烦，也不会使没有接触过现象学的读者感到费解。
23 见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p123。
24 本体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 ），布迪厄认为社会能动者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契合的关系，或者用他后来使用的话，相互占有。也就是说，社会与个人之间在其本体上是契合的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存在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布迪厄用实践感的概念来论证这样的本体契合的可能，带着某些现象学唯我论的色彩。如果从舒茨的生活世界结构看，则这种所谓本体契合显然更容易被理解。参见《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2页，或者该书英文版第20页。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孙飞宇兄帮我找到原书。
25 实际上，吉登斯用知识能力（knowlegeability）表达了和知识库存（knowledge repertoire）一样的意义，见Giddens,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6 恰当性（relevancy），李猛和李康译作「相关性」（见《实践与反思》第10页），霍桂桓译为「关联」（见《社会实在问题》）。虽然这个词在舒茨的用法中有时也作「相关」、「关联」，但舒茨主要是指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方法的恰当程度。《英汉大词典》对此词条的释义也是「适宜的，恰当的，相关的」。这里翻译成恰当性更有助于理解。
27 见Schutz, Alfred, Some Structures of Life-World, 263。
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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