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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 "金融大鳄"索罗斯最近获了"代顿和平奖",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中同样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人们困惑的是,无法将慈善家和"鳄鱼"的形象统一起来。 这个旨在奖励为促进社会和平做出突出贡献的奖项设立于1995年11月,是根据1995年签署的结束波黑内战的《代顿和平协议》而命名的,它与波斯尼亚战争有关。1995年11月,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及克罗地亚的领袖,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空军基地达成的《代顿和平协议》正式启动,结束了长达四年,导致20万人死亡的战争。正是为了表彰对和平有贡献的人士,"代顿和平奖"随之成立。首届得主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仔细比较审视对索里斯荣获"代顿和平奖"的争议,一方认为作为商人的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按照规则运行,不论其行为结果如何都是无可指责的。在商言商,这就是游戏规则,这一点,索罗斯本人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则认为索罗斯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挑起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无数人陷入经济困境。以致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的代总理甚至扬言,如果索罗斯一旦登上泰国的土地,就派黑手党杀掉他。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把索罗斯视为罪犯。同样,即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的国人,也对索罗斯在道德上肯定得不多。从前不久国内著名媒体《南方周末》文章《索罗斯竟获代顿和平奖》看,一个"竟"字已足以昭示国人对此事件的复杂感表。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反思中,亚洲人曾理性地检讨了自己,但挥之不去的是情感上的耿耿于怀。认为索罗斯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本不应获得代顿和平奖。 争议究竟发生何处呢? 有人认为,人们把伦理层面的道德和商业领域的道德给弄混了。虽然我们都希望这二者能够完善地融合在一起,也的确有完美融合的人和事,但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为商的道德准则毕竟不是一回事。即就是索罗斯本人也对此未说明白。他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白:"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世界一些地区,我因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它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他同时辩解到:"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那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同时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些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当然,最令人吃不准的是索罗斯近年因不断为慈善事业作努力的动机。事实上就是有人认为索罗斯的慈善行为是"鳄鱼的眼泪",怀疑猜测索罗斯的动机。有的认为,索罗斯的慈善壮举是对自己的"罪孽"的忏悔。2000年7月,索罗斯曾宣布旗下的旗舰量子基金和量子新兴基金合并成为量子慈善基金会,其目的是"换取较为可靠的收入,为慈善活动出资";有的认为索罗斯的慈善壮举是因为他近年来在金融界屡遭挫折,他的基金管理公司资产在1998年至2001年间损失了一半。《山西日报》曾发表的曾强的文章是如此描述索罗斯这种心态的。他说:"想当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球股市兴风作浪,凭借平均每年30%盈利的骄人业绩,凭借手中高峰时220亿美元的庞大基金规模,将英镑和英格兰银行、东南亚股市甚至东南亚各国政府都玩弄于股掌之间。所到之处,风声鹤唳,落叶萧萧,风头之健,无人能出其右。但此后的一连串失败,却让他身上的光环逐渐散去。1998年,挟东南亚市场成功炒作的余威,索罗斯指挥旗下的量子基金挥兵杀入俄罗斯市场,但因俄罗斯无力偿还所欠债务,致使量子基金遭到重创,大赔了近20亿美元。在日本市场,索罗斯错误地认为日本经济在2000年会稳步复苏,于是大做多头股票,抛空债券,没想到日经指数一跌再跌,致使索罗斯的基金损失惨重。1999年,欧元启动。索罗斯看好它会上涨,但是随后欧元的疲软走势有目共睹,一年多时间里索罗斯基金为此损失了10亿多美元。而在一次次的损失中,对索罗斯打击最大的是他在美国高科技市场的炒作。在进退凌厉的新经济面前,精明无比的索罗斯还是看走了眼。2000年3月,在5个交易日内,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从年初的盈利2%一下子沦为亏损11%。"但他目前仍有50亿美元的身家,并承诺80岁前将所有财富全数捐出。而且,将荣获"代顿和平奖"而得的2万5千元美金也捐给波黑的重建事业。在2000年,他旗下的援助波黑基金会就为波黑的教育、卫生、社会发展等领域投入了近5亿美元的资金。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索罗斯的动机至少是不高尚的,是为了"收买人心"。但遗憾的是,至今谁也没有发现过索罗斯"收买人心"的前科。同时也有人认为,索罗斯的壮举是良好制度设计使然。《中国青年报》就曾发表文章持此见。"国外有很多大富翁,都非常热衷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绝大多数富翁都在生前捐出了自己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财产,留给子孙的寥寥无几(相比于其拥有的巨额财富而言)。如果说这种情形只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我们还可以将之视为个人的道德自觉的话,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就完全有必要寻找它的制度原因了。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了遗产税制度。对富翁遗产的继承,国家征收非常高额的遗产税。" 就是说,是遗产税的制度设计迫使索罗斯做出慈善的选择。 综上所述,以笔者看,索罗斯荣获"代顿和平奖"之所以引起争议,深层原因是不同伦理价值观的冲突。从各家的争议与矛盾看,事实上,对索罗斯获奖持赞同意见的一方事实上是在阐述着这样一种观点,在市场经济领域内,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经济人",都应遵循"为己利他"的道德原则,这也是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体系中,只要你不违规活动,按规则出牌,就是合乎道德的,就是善的有价值的行为。至于竞争的结果,那不应由竞争胜利者来维持,既然大家共同玩游戏,一是参加游戏者要对失败的结果和风险心中有数,俗语曰:"愿赌服输";二是竞争成功者不应负道德责任。然而,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他的生活并不是仅仅是由市场经济生活领域一个,还有社会生活领域。在生活领域里,无私利他等等慈善道德原则应是每一个渴望接近至善道德峰峦的社会成员应遵循的道德,如此看来,对索罗斯的评价同样应持这种观点。 当他铁石心肠,横扫金融市场,在给自己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给利剑所到之处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伤害时,它是在按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运作,因此,遵循规则就是善的有价值的行为。故而,不论是索罗斯还是任何金融投机家,只要它不违规就是合乎道德的,不应承受道德谴责的。只有这样,客观上也许会促进金融体系的创新,使之更趋科学和完善。事实上,索罗斯也正是怀着这种目标行动的。它在《开放社会》一书的导言中说:"我本人的赚钱活动和慈善活动都一直受到这个框架的指导。"正如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索罗斯的"破"和建立公益基金的"立"并无两样。"破"是为了用"攻击"这一直接、强烈的方式来显露和点明现行经济运行体制的缺陷,促使改革;"立"是通过有意识的"支持"来完善的社会体系。以此看来,索罗斯的壮举无疑一方面促进了各个国家内部开放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健全了国际法和全球开放社会所必须的机构。以此观之,索罗斯荣获"代顿和平奖",不应单单是它明显的慈善之举,还应包括它对全球金融体制完善的贡献。尽管方式是以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灾难为代价,但最终结果无疑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而否定索罗斯,认为索罗斯不应荣获"代顿和平奖"者事实上是秉持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对一个人品德高尚与否的评价,必须看他的动机是否是为了他人和社会,如果是,就是善的好的有价值的,否则,至少在道德上是不完善。其价值要打折扣的。他们用"无私利他"这种社会生活领域,或者非市场领域的最高道德原则来评价索罗斯的"鳄鱼"行为和慈善行为。正如中国古代对管仲的评价一样。孔子虽然认为管仲虽然"器小""不俭""不知礼",但却因为管仲有功利于民,而许其仁。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里仁》)就是说,不论从哪方面来说,索罗斯是有功利于世界和平的,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不应将二个不同领域里的评价混在一起。 同样失之偏颇的是,当一些人怀疑索罗斯的动机时,事实上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能是为自己的,不可能为他人和社会,从而一方面陷入用"纯粹利他"的最高道德原则评价索罗斯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又将人性利己性与行为目的的利己性等同起来,认为目的利他的行为不可能,故而陷入一种自设的观念陷阱之中,认为"鳄鱼"与慈善家的形象不可能统一。 就是说,索罗斯荣获"代顿和平奖"引起争议的深层原因是各自所秉持的伦理价值观的差异和不同,正是由于各自的伦理价值观不同,才产生了各种观点,引发了彼此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但从深层价值层面看,索罗斯的行为是统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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