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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酸苦辣知识人 |
作者：杨继绳
社会地位：收入、权力、声望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问题不能笼统回答，因为知识分子本身是分层次的。这种层次视其学识水平、业务成果、专业职称级别而定。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声望、权力三方面，在社会上都处于相当高的地位。中等层次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这里引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专业的工资情况。最高层次的收入和国务院的部长差不多。如高级记者最高档次（第11档）的月工资是1473元，国务院的正部级的最高档次（第10档）工资1482元，只比高级记者高9元。当然，他们工资的\"含金量\"不同，在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在\"在职消费\"方面，部长的待遇是高级记者望尘莫及的。不过，高级记者的稿费等工资外收入，部长也是没有的。
当然，知识分子的收入不仅仅是工资，还有本单位发放的各种工资外收入，这些都因单位经济状况不同而异，基本是平均发放的。知识分子还有兼职收入，讲课费、稿费、咨询费、顾问费、非职务发明的技术转让费等等。兼职收入依各人知识、能力、名望不同而不同。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名义收入当中有\"体脑倒挂\"现象（即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最近几年，由于工人收入相对下降，已经没有\"体脑倒挂\"现象了，如果加上兼职收入，个别人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兼职收入实际上是对那些有真才实学、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偿。
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和工人、农民、流动民工相比，是高收入；和干部相比，如果不计某些干部的灰色收入，则不相上下，甚至还要高一些；和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雇员相比，是低收入，但后两种人的数量在社会上的比重很小。所以，知识分子的收入在社会上属于中等偏上平。其中一些尖子人物的收入是相当高的。但是，和过去有些年代相比，收入数量和收入地位还是大大降低了。
我们再看一看知识分子的权力地位。我这里不是指行政权力，知识分子是没有行政权力的。这里指的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权力的分析》一书中所说的\"制约权力\"（Conditioned Power）。权力就是使别人服从，制约权力不是靠暴力的强制，也不是靠金钱的收买，而是通过教育、舆论、理论，使人从内心服从。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有其特殊的优势。而，知识分子这一权力能否发生作用要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包揽一切、代替一切的情况有所改变，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限制放松了不少，请学者做报告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比改革以前增大了很多。作家、学者、记者、编辑等的制约权力比改革以前增大了。但是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在社会各阶层中是比较高的。从改革以来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排在前20位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的职业。如教授、科学家，总是排在前几位。但知识分子中的有些职业如记者，职业声望下降了。不过，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声望失落了不少。
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如过去某些年代，这与社会条件有关，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知识分子的人数扩大了成千上万倍。特别是高级职称，评得太滥了。
由于缺乏社会制衡，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失控，各种人也要分享\"有知识、有学问\"的光荣。对知识分子的一切褒奖和报酬最终都变成了全社会利益均沾的\"大锅饭\".一些连正规大学门都没有进过、又没有学术成就的人也成了教授。到90年代后期，有权的，大都会谋取一个高级职称；有钱的，大都会买一个高等文凭；从来不动笔的，却\"编\"了几大部专著。一些业务能差、谋官能力强的人，得到权力以后，先给自己\"评\"上高级职称，甚至比那些业务能力强的人还要先拿到高级职称。你们这些业务尖子不是说我业务不行吗，我的职称比你还高！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的景象。
由于职称评定过滥，已经失去了判断一个人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的依据，只好摆脱职称，另起炉灶。评了教授再评\"博导\"（其实，国外副教授也可以带博士生），\"博导\"评乱了，现在一些大学又把原来的教授撇在一边，搞起了年薪10万元教授。
人文知识分子 浮躁
人文知识分子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由于文化是崇高的，作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也是崇高的。文化塑造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格也创造着他们的文化。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由于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文化，也常发表人文科学成果，创造文化产品。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功底提出的人文科学见解，常有别开生面的创新和独到的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用。但也不客气地说，这几万研究人员，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却没有取得重大的具有精神力量的成果，在重大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为什么？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思想创造活动，没有思想创造就不可能有成就。当今，某些人文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作品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情况仍存在于各个学科。我曾评析过经济学中的种种\"左道旁门\".其中有：\"奏折经济学\"：研究者以揣摩到领导人的意图为出发点，以得到重视为归宿。\"论证经济学\"：就是专事对某些领导人的讲话进行论证。\"诠释经济学\"：这样的学者常用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来批评改革开放的现实。
如果说前几年学术界有\"趋权\"的倾向，那么，最近几年，学者中又出现\"趋利\"的倾向，人们称这种倾向为\"学者傍大款\".他们明明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要贴上全民利益、公众利益的标签，却要盖上科学的图章。他们发文章、做讲演，常常突破了道德底线：否定、篡改和伪造基本事实；不遵守通常的论述逻辑而胡言乱语；不做任何证伪工作和实证工作就推出种种高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大款那里分得一块蛋糕。
趋权也好，趋利也好，都是趋炎附势。这本来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他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有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敢于为真理而献身，才能够生产出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有些人常把外部环境不好作为出不了好的文化产品的原因，这当然不可否认，但也不尽然。历来真正的传世之作大多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历来的大思想家，多数不在社会主流，而是处于边缘状态。
舆论知识分子 逐利
严格说来，舆论知识分子应属人文知识分子之列。但是，他们和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同，他们从事的是舆论工作，即新闻工作。他们的职业是编辑、记者、评论员、专栏作家、播音员。
我国的舆论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功不可没。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工作者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中起了先锋作用。在这以后，他们还不断从舆论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我国舆论知识分子的现状还不能尽如人意。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以前，记者的行为特征表现为：紧跟政治权力；思路不能突破；官员化。与此时，新闻内容口径一致；客观性和真实性得不到保证；跟风造舆论，信息量小等问题。
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舆论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文革中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舆论监督得到加强；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在舆论管理上有一个变化，这就是对党报党刊加强管理，对学术性的、娱乐性的、服务性的报刊，只要不违反中央精神，不会多加限制。由于这类报刊颇受欢迎，经济效益可观，一些党报也开辟第二阵地。这类报刊很少有空话、套话、官话，还能大胆地反映群众的呼声。一批自由撰稿人脱颖而出。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出现了商人办报。商人办报以盈利为目的，报社就是企业。严格说来，这种报纸的编辑记者不应是舆论知识分子。他们像工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样，只为企业创造经济入。
必须指出的是，在腐败现象日益蔓延的今天，新闻界也出现了腐败。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新闻界的腐败是以稿谋私。一些有名的新闻单位，还以\"牌子\"谋私，即打着这块\"金字招牌\"去为小单位\"创收\".所以，新闻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新闻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呢？首先是道德制衡弱化。人们走出文革的阴影以后，像从暗室走到阳光底下，眼睛看不到东西了，连报纸\"开启民智，抨击时弊，导向国民\"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丢了。新闻工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新闻工作者失去了职业的自豪。在市场经济还不规范的情下，发财的诱惑使一个又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脖子被套上了\"黄金的链条\"，他们以稿谋私，把新闻单位的无形资产偷偷地变成了自己口袋里的金钱。
其次，新闻腐败的深层原因是管理体制。现在，新闻单位的奖金高低和\"创收\"多少挂钩。\"创收\"越多，单位职工得到的好处越多，编辑、记者也就把\"创收\"放到重要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要自负盈亏，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而利用版面创收又最方便。有的经费十分困难的新闻单位不得不鼓励记者去向企业要钱。为了提高要钱的积极性，要来的钱，个人可以拿到20%－30％甚至比例更高的回扣。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不要让它去\"创收\".
对多数新闻单位，可以让它靠广告来养活自己。这些非官方报纸要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科技知识分子 阵痛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知识分子经受着剧烈的震动。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比过去更加重视科学技术了。然而，直到90年代初期，企业界还存在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工业技术水平十分落后，另一方面大批科技人员无事可做，在等待中虚度华。1990年我调查得到的情况是，技术开发的单位，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员没有任务。对于像中国这样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智力资源应当是十分稀缺的资源，但这种稀缺资源却大量闲置。这是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90年代初，企业还是负盈不负亏，亏损到资不抵债也不能破产。厂长无丢官之忧，职工无失业之虑，谁还愿意去冒险采用新技术？所以，社会舆论讲技术重要，而企业却不需要技术。
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企业再不像过去那样包下来，企业改革动\"真格\"的了，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企业破产成了现实。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已处于被淘汰的边缘，这时再想采用新技术已经来不及了。工程技术人员前几年在企业里无事可做，生活还有保证，现在在有些企业里连生活也成问题了。
但是，和工人不同的是，他们有技术。相当一部分人凭借技术从三个渠道摆脱自己的不利处境：
第一是流动，从效益不好的企业流向效益好的企业，从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从内地流向沿海，从企业流向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深圳这座新型城市里的技术骨干大多是从内地的国有企业里流动过去的。第二是在企业资产重组、承包过程中，凭自己在企业多年的经验和技术专长，个人或几个人联合起来承包企业，或承包企业里的一个车间。第三是利用自己的技术成果创办私营或合伙企业。
这三个渠道中第一个渠道是主要的。企业技术人员流向的目标一是党政机关，二是\"三资\"企业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
对工程技术人员总体来说，能够通过这三条渠道摆脱困境的人大约有一半左右，另一半人还是在原来的企业苦熬。由于环境的逼迫和个人对环境不同的态度，改革以来，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分化是很剧烈的。有的发展为私营企业主，其中少数人成为亿万富翁，有的在外资企业里成为收入丰厚的白领员工，有的和工人一样还在国有企业里等待命运的安排。
改革的阵痛首先发生在企业里的工程技术人员身上，几年以后，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研究人员也面临着改革的阵痛。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的长期积累，使得科研单位困难重重。科研单位必须改革，而科研人员不仅承担改革成本（例如，一些科研人员必须下岗），还得放弃自由探索的精神，承受着短期创造经济效益的压力，承受着行政规定的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出成果的压力。
构建知识创新体系就是构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在构建知识创新体系时，也不能全然用经济头脑来思考，不能对每一个科研课题，对每一项基础研究成果都要问一问\"它能带来多大效益？\"科学发展有科学的规律，经济发展有经济的规律，如果用经济发展的规律来代替科学发展的规律，科研人员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折磨。如果在基础研究中，完全用经济眼光来确定选题，有可能扼杀科学。科学可以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可以使物质财富大幅增长，但它绝不是功利主义者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
命运之门：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掌握了行政权力。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知识分子当官之后，不仅地位发生了变化，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待人接物方式都必须转变。所以，走上官员岗位的知识分子，势必要失去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这是制度决定的。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摆脱行政权力对他们命运的摆布。今后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超越行政权力，不受行政官员的左右，能不能真正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呢？过去不可能，今后是可能的。现在已初显端倪。
今天的知识分子正在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多年来，知识分子都是某一个单位的员工，单位发工资，单位分房子，单位报销药费，单位评职称，单位报销出差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全部掌握在单位领导人手里。不说别的，你如果想换工作，单位就要收回房子，使你无栖身之地。过去，行政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大多是通过单位来实施的。现在这种情况开始改变。房子已经成了个人的私产，医疗和养老保险也逐渐社会化，收入可以在单位之外得到，才能可以在单位之外发挥。\"单位人\"正在变成\"社会人\".过去如果和单位领导人关系不好，就会失去报国之门。现在只要有真才实学，不愁没有事做，\"天生我才必有用，单位不用社会用。\"--这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一句很开心的话。这一点有着重大意义：\"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以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了。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知识分子会有更多的选择。现在除了官位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出路。只要有知识，他就可以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位置。\"官本位\"势必被市场、社会分化淡化。最近几年，有些单位\"官本位\"似乎有强化之势，如有一家事业单位规定，评职称要向有行政职务的人\"倾斜\"，当了官就可以评上高级职称。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正是\"官本位\"消亡的先兆，他们想在消亡前饱吃一顿\"最后的晚餐\".
正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所以他们先天就具有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力，只要改变观念，就能在新的体制下如鱼得水。
但知识分子也不要太乐观。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行政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往往有所松动，资本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却很快地加紧。知识分子是很难摆脱资本的。其原因是，第一，没有资金，任何技术成果都不能产业化，知识分子出一本书也很困难；第二，知识分子个人的技术成果都是专业的单项技术，只有多种单项技术组合才能物化为产品。而多种技术组合需要资本作为纽带。所以，离开了资本，知识分子寸步难行。在知识经济的泡沫破灭以后，在世界各地，大批\"知本家\"被资本家无情地解雇。知识分子在资本面前只能听任其摆布，连讨价还价的地位也没有。
社会上有三种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资源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和另外两种资源主体的关系。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不是受政治权力的控制，就是受资本权力的控制。只有三种社会资源主体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知识分子才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知识分子不应当成为其它两种资源主体的奴隶，也不要奢望去控制另外两种资源主体，而应当成为其它两种资源主体的伙伴。三种社会资源主体的良性互动，是知识分子的福音，也是社会的福音。当然，这有赖于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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