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走近文学视野之外的莫言
	我的普通话里有地瓜味 　　莫言出身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家庭。高密位于胶东半岛，土地贫瘠，民情朴陋。莫言小学读到五年级，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辍学，这一年他11岁，成了真正的农民。后来参军，做过班长、教员、干事等职，再后来留京工作，长住北京，终于脱了农民的帽子，却怎么也脱不掉口音里的地瓜味。 　　记者：你的小说中，较多地关注农村生活和人们的苦难，这是不是源于你曾经的农民身份？ 　　莫言：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息。最初，我总是习惯在记忆里寻找往昔的影子直接作为素材，之后，写作注重审视现实生活时候，有段时间总是觉得不太顺手，直到重新回到故乡高密，才终于找到问题的答案。所以，现在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的时候，我常常自觉地把它放在故乡的背景中构建，寻找默契。 　　记者：你身处城市多年，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新的城市文明？ 　　莫言：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管生活在哪里，中国现在的社会还是很强调城乡区别，而我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根在农村，对城市文明有一种天然的抵触，这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我大部分创作时间都还是在故乡高密度过的。 　　因为父亲与作家出版社结缘 　　母亲无疑是莫言心中最为丰满的形象，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母亲的一生一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她两三岁的时候外婆就去世了，她就跟着姑姑长大，4岁开始裹脚，16岁时就出嫁，出嫁以后就不断地生育。我是她最小的孩子，小时候，常常被外面的社会环境吓着，就像一个小鸡一样，总想躲到老母鸡的羽翼下面寻找安全。" 　　莫言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去外婆家，很晚没回来，我就和姐姐一边哭一边到河堤上眺望，不愿意回家。因为母亲不在，我们就觉得没有任何保障，所有的人都令我们感到害怕……我7岁的时候，腿上生了很多的毒疮，我母亲就背着我找那些会下火针的医生给我放脓……" 　　而对于父亲，莫言却很少提及。见到莫言的时候，听着他以父亲的口吻幸福地谈起自己女儿，我有好几次想提起这个或许不敬的问题，但出于尊重，总是欲言又止了。意想不到的是，当问及他与作家出版社的渊源时，父亲的字眼却忽然被他轻轻提起。 　　"80年代的时候，作家出一本书赚的钱还不够养活自己。那时候，父亲在老家的房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我很想给他们翻建个新的，可是实在拿不出钱来，当时正好知道作家出版社社长的联系方式，我便找到他对他说：'能不能先预付我1000块稿费，等我出书的时候再还你。'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借1000块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没有足够的信任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拿到这笔钱后，立即回家给父亲把房子盖好了，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后来，就因为这件事与作家出版社结了缘，许多书都是最先交给他们出版，也算是知恩图报吧。" 　　值得信赖的朋友 　　这一次百忙之中专程到南京来讲座，谈笑风生的莫言多次提到了他在各行各业的朋友，如作家王朔、王安忆；教授丁帆；导演张艺谋，等等，看得出来，他的人缘很好。"王安忆差不多是我最欣赏的女性作家了，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嗅觉灵敏，声称用耳朵阅读用鼻子写作，但渐渐看了王安忆的小说后，忽然觉得有些汗颜，她能从人家烟囱里飘出的味道猜人家做菜用什么作料什么水，真是佩服，以后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手写作吧。" 　　"我和丁帆教授很少见面，这十几年里也就两三次吧。不过，我一直都记得，当年我写的《红蝗》招骂一片的时候，就只有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为我说了公道话，而那时的我们素不相识。后来事实证明，《红蝗》的遭遇更多的是因为文章里所尝试的"以丑为美"的理念在当时太超前的缘故，现在回头再看，正常得很。很多时候，发自良心的评论往往会给作家继续前行探索的勇气。"（朱洪军／文，摘自《传记文学》） 　　莫言小档案：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县人，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参加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檀香刑》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5卷。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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