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近期创作引起关注
	作者：邢晓芳 　　王安忆作为上海乃至我国文坛最为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多年来评论界对其创作发展的轨迹一直备加关注。 　　最近，王安忆以《长恨歌》、《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四部长篇为代表的近期创作转型，再度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 　　2002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上海青年批评家吴俊撰写的《瓶颈中的王安忆》和《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两文，对其创作转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此前不久，王晓明教授在今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撰文，对相关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论述。 　　吴俊：王安忆面临瓶颈 　　在《瓶颈中的王安忆》中，吴俊指出：王安忆最近的创作转型直接或间接地都是"上海故事"，王安忆历来善于捕捉和顺应时代潮流，并将自己的创作凸现在潮流的前沿位置，这次转型也有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热"的背景。 　　吴俊在文章中指出，从《长恨歌》到《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写作中，"王安忆小说艺术上模式化的匠气、绣花乃至微雕的文字风格、缺乏足够的想象空间和开放的气象，是其表现技巧上的一大瓶颈。""由于细节描写和叙述的极致写实，阻碍了人们对其整体背离写实精神的警觉和质疑。特别是小说人物和情境明显缺乏与社会现实的广泛联系，只是虚拟性的乌托邦，孤立且不可信。" 　　在《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借助历史的乌托邦幻想和现实的乡村田园生活完成自己的当代意识形态表达。但她对历史与现实、乡村与都市、人性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过于执着于单向度的思维方法，认识片面而偏执。对都市生活的感性认识不足导致其理性判断的偏颇，所以，文学表现的丰富性是其作品普遍缺乏的品质。" 　　吴俊认为："王安忆对当代上海的批评缺乏全面的历史合理性，在将当代上海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上海比较时，价值判断立场严重错位，丧失起码的历史理性意识。王安忆在都市与乡村生活关系上所表现出的批判立场，实际上犯了价值倒置的错误。" 　　王晓明：王安忆的追求与众不同 　　评论家王晓明教授撰写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发表于今年第三期《文学评论》，文中就王安忆近期创作中在文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发生的重大转变作出了分析与评价。 　　王晓明指出：王安忆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现代化"的名义重组当代生活的浩大变革非常敏感，对上海的巨大变化更有着自己特别的看法。在《富萍》的写作中，"王安忆也是讲过去的上海故事，但她的聚焦、叙述语法和规则，她的整个故事的旨趣，却和别人很不相同。""当几乎所有老上海故事的叙述者，都习惯以美人迟暮式的唏嘘终结全篇的时候，《富萍》就自然要特别彰显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 　　王晓明认为，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小说，甚至一些散文和理论文字，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讲述着《富萍》式的故事。她"聚精会神要掀开'强势文化'播散的厚厚的观念、名词的覆盖层，直接去触摸真的人生。"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笔下的"梅家桥"清楚地显示："她对现实变化的敏感、她因此而生的悲哀、她对这悲哀的反抗、她反抗的'浪漫主义'的情味，都已远远超出了上海，超出了城市，也超出了广阔的大陆的中国。与15年前相比，甚至与写《长恨歌》的时候相比，她都明显是变了……真是有一点大作家的气象了。 　　"在这样的社会、精神和文学的背景下，王安忆的转变显出了格外重要的意义。她一直都是一个对人生怀着善意的作家，但就是这样一个温情的作家，现在却相当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具批判意味的理解，一种由此而来的对于文学写作的新的使命的领悟。""从《富萍》到《上种红菱下种藕》，使人对当代文学能否洞见社会生活的巨变，能否回应这巨变，增加一份不小的信心。" 　　但王晓明在文章最后指出，王安忆的创作转变也含有某种潜在的危险--就是"在作家与老上海故事之间明显的对峙和精神的紧张"，他认为"倘若作家过分关注自己和对立物的对峙，一意要与它拉开距离，就很容易对自己的新姿丧失反省，减弱文学写作本来有可能孕育的精神的更大的丰富性。"（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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