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散文"的历史困境
	可可 　　"文化大散文"一度很盛行。这种散文的普遍特点是，大规模地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这个潮流由余秋雨所开创（至今未有人超过他的成就，尽管模仿他的人很多），以后有王充闾、卞毓方、费振钟、朱鸿等人（他们大概属于成功者，不成功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书写者还有很多），他们所出示的话语风度，满足了许多人的文化期待，也使许多人觉得在散文中建构大话语模式的梦想正在实现。--或者说，已经初步实现。 　　"文化大散文"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的遗留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据我有限的阅读，我发现，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甚至，在一些人的笔下，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象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不说这些历史史料许多都有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局限，我只想探讨，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散文作者，如何能够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忙于对史料下结论，而尽可能多地去发现历史中的人性和精神碎片。（有历史考据之特长的人除外，比如李敖--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历史文化散文作者实际上并无这种考据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散文而言，历史这个阔大命题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诉诸于史料的历史传奇和历史苦难的演义，而是在于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这些段落和瞬间里面所蕴含的精神消息，往往才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它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以为，如何更多地发现这些段落和瞬间，并为这些段落和瞬间找到合适的心灵形式，使之被缝合到一个大的精神气场之中，是历史文化散文作者急需共同解决的难题。 　　历史是什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知识和材料，是铁的事实，所以他们有理由寻求历史的正解；而如果一个散文作者也像历史学家那样试图以史料说话、并求历史的正解的话，那除了留下一堆漏洞和笑柄之外，我想不会有其他的收获。 　　因此，我想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的力量，对于散文作者来说，恰恰是以非历史的方式达到的；它不是为了寻求历史的正解，而是为了接通历史中秘密的心灵通道。可是，当下的文化散文作者在进入历史（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表露出一种试图纠正历史的文化态度，他们的行文中，似乎总是在辩白，在澄清，在告诉读者历史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而恰恰忘记了他们手中那些有限的材料，并不足以做这样正统的事情。（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结果，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都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 　　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可以休已！散文是个人的，独立的，它最怕落入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之中。可困境恰恰就在这里，当历史在为散文作者提供有力的支援的同时，也为他们设下了陷阱：由于历史的阴影过于强大，作家往往无法挣脱它的圈套和逻辑，最终只好臣服于它。在最需要作家发表史识，最需要作家表现出人性的洞察力的时候，作家的身影却淹没在历史那阔大的阴影里，这与文学所需要的独立而创造的品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希望历史文化散文作者的写作不是受制于历史（更不是简单地转述历史），而是以非历史的方式来面对历史本身，只有这样，他的写作才会贯彻出真正有价值的个人眼光和精神敏感。 　　什么是非历史的方式？我想，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它们可能处于历史的背面，处于常规历史的暗处，但它们却可能是最为靠近人性的区域，是值得散文真正用力的地方。如果说，历史研究主要是材料发现，那么，散文写作则应该是一种精神发现；这种精神发现又往往是非历史的，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只有它能有效地联结历史和作家之间的精神通道，也只有它能到达历史的人性深处。 　　或许，你可以把我这种表述归纳为一种历史的方法论，没错，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理解的问题。对于当下盛行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来说，历史理解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他们更多的还是操用"历史纠正"的方式，而我，提倡的是"历史理解"。这二者有着不同的精神指向：前者指向材料和事实，后者指向人性和精神。 　　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历史学家多追求"历史的意义"，散文作家则多追求"生活的意义"。如此概括，并不等于说散文写作遇见历史问题时，就去刻意地回避，不，它同样需要追问，同样需要沉入历史的深处，以聚集那些话语碎片里的精神力量。因此，说散文写作追求"生活的意义"，就是要它不仅有历史意识，还要有精神识见，用卡尔·波普尔的话引申出来说，那就是：作家可以给予历史一种意义，一种对于自己今天的生活和精神有崭新发现的意义，而不是一味地去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最终你会发现，"给予历史一种意义"，还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这对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才体现文学的主体创造。遗憾的是，今天的历史文化散文，几乎都还陷在"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这一泥淖之中。 　　其实，即便是历史本身，也有许多"生活的意义"在等待作家们去掌握和发现，关键是看作家本身是否具有掌握和发现它的史识和能力。比如，我注意到，那些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比起那些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如金岳霖、冯友兰等人）来，内心常常是较为清醒的，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在需要作出果断的价值抉择的时刻，他们往往有着更令人佩服的精神姿态。可是，如此明显的事实，并没有什么人用"给予历史一种意义"的史识来言说它，原因或许很简单，就是面对历史，我们缺少"去理解"的人。 　　因此，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没有"史识"，作家就无法超越材料，获得洞见；没有史识，作家就不可能真正地与历史、文化发生精神对话，反而容易被史料所左右和蒙蔽。(来源：《南方都市报》）
	其他意见 我有话说 回到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