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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散文"的侏罗纪末期（一） |
１余秋雨：浩然之气？
《苍老的河湾》（《美文》第4期，《散文选刊》第7期），余秋雨应是写得坎坷。这文章四面漏风，余先生头发乱了。
听说有此一文，我就代圣贤立言，想象他会如何下笔，想来想去，以为必定要从"历史"说起。后来找到文章，起首就是："在接触法国史学派之前，我已无师自通，凭着自己的切身感受，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深表怀疑。"然后，我们就见余秋雨在"历史"中历险，当然是化险为夷，文章接近结束时，余秋雨写道："我曾听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写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等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也只在那种时候才开始向历史发难。"
在《苍老的河湾》中，这是惟一一次提到"他们"。余先生终究没有忍住，本来他的风度很好，他说自己想说的，但是由于忍不住，此文还是成了"辩护词"，传唤己方证人到庭，偏是这些证人都已辞世，难怪他写得郁闷、局促。
我无从判断这份自辩是否有力，那需要与"他们"的指控对勘，我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我觉得有趣的是，一个文人，他在余秋雨所说的"劫难"或"转折"中的个人选择何以就成了"历史"？他究竟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何以与"历史真相"扯上了关系？而对他的质疑怎么就变成了"向历史发难"？
如果你把"历史"看成"过去发生的事"，那我无话可说。但无论余秋雨还是"对方辩友"，当他们争夺"历史"时，实际上都已预设价值判断：历史在我这边，所以你是错的，你在道德上是可疑的。这样的"历史"是某种已经呈现的巨大意义结构，人把自己或对方放在里边对照检查，论证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现在是2002年，我坐在这儿，检讨我过去20多年的生活，我庆幸地发现我的生活总算踩上了"历史"的节奏，然后我就认为自己是合理的、道德上完善的，然后我就睡觉去了，在梦里，我梦见自己化成了透明、抽象、严正的"浩然之气"……
然而，等我醒来时，我会觉得自己很不正常，我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生活过，那些犹疑、困窘、苟且、放纵，那种进退两难前路茫茫，那些卑微的、但对个人来说无比重大的利害权衡，难道都没有了？难道都是头发里的虱子被"历史"的梳子梳干净了？那么，除了"历史"，除了那个巨大的"合理性"之外，"自我"又在哪儿呢？
２大大小小的韩愈们
我相信，写《苍老的河湾》时，余秋雨心中有同样的疑难。他一开始就慨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失落了"一些最关键的隐秘"，这些隐秘"常常只不过是寻常街市间的一些碎语、万千屋宇下的一点叹息"，但他怎会甘心沦为"碎语"和"叹息"呢？他最终还是把自己弄成了一团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这是中国当代散文的主要景观之一。换一种说法就叫"文以载道"，所载之"道"也许是"历史"，也许是"文化"，也许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也许是顾准陈寅恪，总之都是超级气泵，它使写作者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脱离他混乱复杂的境遇和经验，飘到洁净的天上。
所以，《苍老的河湾》就只能不上不下吞吞吐吐四面漏风。我从不认为对余秋雨的那些指控是公正的，即使全部属实，那也不过表明在风雨如晦天低路细的时代人是多么艰难，设身处地想，我不敢说会比他做得更好、更无差错。余秋雨先生的问题是，他已经修饰得白衣胜雪、玉树临风，不习惯在不衫不履的水平上进行坦诚的自我分析。他的"文化人格"飘得太高了，已经回不到上世纪70年代他曾经呆过的泥泞地面。
--余秋雨的限度正在这里，他无法抵达真实的人类经验，他也不能呈露自我的真实状态。他被一种文化的羞耻感或虚荣心支配着，不经过重重包裹和遮掩他就不肯见人，所以他就"文以载道"，就着意端出一个体面的"文化人格"。这就像我们院儿里的二德子，十几年大家都是光着屁股混过来的，忽有一天他就"文明"了，吃西餐说官话了，可想而知，打那儿以后我们院儿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回顾"历史"，揭二德子之老底。
--余先生的限度正是中国散文此时的边界。在2002年，你打开一份又一份文学杂志，你阅读散文，你会碰到一个又一个"我"，这个"我"通常光滑、充实，不会有内部的紧张，也不会有表面的裂纹，它是一个虚拟主体，也就是说，它是写作者皈依的另外一个"我"，这另外的"我"不属于个人，它是"大我"，由很多人共享和分享。
不管你是否喜欢余秋雨，正是他摸出了散文写作的真正底牌，据他夫子自道，那叫"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修补脱落多年的精神文本"（《苍老的河湾》），这个"我"多么宽敞，足以把余先生及一切人文知识分子都装进去，而进入这个宽敞的地方，就意味着舍弃沉重的肉身，舍弃卑微的自我。余先生"修补"的壮志让人不免想起重振道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他众多的中国散文家"道"与余氏或有不同，但有"道"一也，当他们写散文时，多多少少都把自己想象成了或大或小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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