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的文学从不关怀基层民众
	作者：柏定国 　　１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批判现实主义和左翼文艺的激进传统，但所有这些理想主义批判传统后来都被时代的各种流行思潮所清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启蒙话语的背景中，文学从"伤痕"到"寻根"到"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的社会功能再次得以凸现，其理性批判的锋芒和激越的情感基调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即便是在最有批判性的年月里，我们的文学仍未在政治反思话语之外显示出对基层民众的深入关注。更何况在进入９０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极具解构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８０年代那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层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们的盲点之中。 　　今天的"小市民"，既不同于历史上的市民，也不同于西方意义的市民。西方的市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品质，是主导工商业文明，开创现代化的主力军。而中国历史上的市民，是随着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技术、资本入侵而出现的，是典型的被压迫者，但因其力量太过弱小不能被视为一个阶层。此后，中国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一直处于一种病态的发展中，市民的独立意志终于未能最后形成。即便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解放了的知识分子和时代幸运儿"工农兵"面前，市民也还是一个失语的群体。他们既无能力主导反封建，又无能力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市民未能成长为社会变革的一种独立的力量。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深入贯彻，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渐趋完善，市民一方面在数量上壮大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其话语能力和对主流思潮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一方面精神上却弱化为市场经济工具，成为时代之"俗"的代名词。也正是这个缘故，人们惯于称其为"小市民"。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精神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表现在曾经盛极一时的种种流行思潮都遭遇了小市民意识的解构。如各种保守主义思想曾经极力提倡"告别革命"，小市民便将其演化为思想上的非意识形态性；启蒙主义思想的"寻根论"，主张文学艺术要剖析和追寻中国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劣根性"的文化根源，即文学艺术要有文化反思精神，小市民随即将其消解为对陈规陋习的猎奇和玩味，并进而通过丧失本性的文化掮客贩卖种种文化遗产，批量生产和销售"中国牌"文化赝品，令文化和文学成为媚俗的代名词；全盘西化论思潮以"科学、民主、自由"的斗士身份发言，小市民便利用其造就的文化下移氛围，大肆鼓吹市场经济理论的普适性，以此推动社会生活全面商品化、世俗化。如此等等。 　　因此，小市民意识在８０年代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领域都有独特表现：经济上惟利是图，对实用性经济理论理解透彻，并为整个社会提供操作示范；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以冷眼和调侃为手段将已然技术化的政治进一步变得"一点正经没有"；文化上"躲避崇高"，以为一切对崇高的张扬都是虚伪传统的改写本，要求文艺表现世俗化的生活理想，拒绝一切抽象的思想，崇尚平面化的生活，以对日常生活趣味的品尝代替文学艺术审美；日常生活惟钱论，所谓"有钱便是大爷"，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如果我们以此为思想基础来回望发生在９０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如作家艺术家为何如此媚俗；大讨论本身为何无法深入展开以致反媚俗论不久即销声匿迹？此类问题似乎变得比较好理解了。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 　　２作家以其文学创作为时代中人代言，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或者说，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的民族特征。只要文学的读者和作者都接受这样的方式，将它化为一种生活习惯，那也未尝不可。这不过是一种言说方式而已，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应当给各种言说方式以自由。但是，一个作家他在为社会中哪一种人"代言"？这却是一个问题。它关乎作家的立场，这似乎不能太随便。 　　今天，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和强势的小市民时，更多的时候是青睐于后者。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王朔们及其"痞子文学"、何顿们及其市民文学、苏童们及其新历史主义文学、林白们及其新女性文学、池莉们及其新写实文学，乃至等而下之的众多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在新写实小说家中，池莉也许是目前拥有最大读者群的一个。从发表《烦恼人生》以来，她的作品一路走俏，特别是近年来，她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口红》等一直处在畅销书的前列。究其原因，刘川鄂在《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一书中提出"在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里，本来就媚俗的大众'媚'上了特会媚俗的作家，是自然而然的"，并认为池莉是最典型的小市民作家；池莉以"纯文学"为起点走"市民化写作"道路，最终凭其单调的创作路数和陈旧的艺术手法掩盖了众多文人的光彩。 　　池莉小说媚俗的关键在解构崇高。池莉说自己"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她所强调的"事实背景"就是小市民的凡俗人生，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则是依附在这一"事实背景"上的人生理念，她的不少作品正是因这二者的结合而促使崇高理念的瓦解。 　　池莉为了证明她的"事实背景"的普遍性，提出了一个"泛小市民化"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小市民"。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和贵族都不存在了，全国只有平等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的市民"，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如"５０年代即使周总理买毛巾也要凭票，所以周总理也是市民"；"雷锋就是一小兵，如果他复员的话，就是一个普通小市民"。正如王又平指出，池莉所说小市民不在其"普通"，而在于"小"，她是要用这"小"来抹平英雄与凡人的区别（参见《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一书），以消除差异的方式来取消崇高和卑微的区别。其实，池莉何尝不知道周总理、雷锋与印家厚、庄建非这类人物的区别，这不过是她瓦解崇高的一种策略，也就是把崇高压低到小市民的水平上，从而把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念拔高到"神圣"的高度。 　　事实上，小市民的处境大不同于弱势的基层民众，基层民众的"事实背景"的根本特征是"苦难"而不是"卑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战争，假使它用秩序和尊敬公民权利的神圣性进行着，它在自身也就具有崇高性，而同时使那用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人民的思想风度愈益崇高，当它冒的危险愈多而在这里愈益勇敢地维护着自己时。因为与此相反，一个长时期的和平会使单纯的商务精神低级的利己主义，胆怯和软弱占上风，使人民的思想风度趋于卑下。"康德指出了"事实背景"的不同，池莉正是在后一种背景下向人们宣示人的卑微性。也就是说，池莉欲图通过小市民的"事实背景"来展示普遍的卑微。 　　今天文学的世俗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家对自我立场的出卖造成的。对崇高的解构，必然导致对基层民众的现实苦难的蔑视；无视基层民众的现实苦难的文学，必然是道义良知立场缺失的文学。当代文学固然要从精英文学立场转而面向大众，服务大众，其中包括服务小市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迎合小市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面对丑恶无动于衷，听任富贵销蚀应有的人性与道义良知，从而放弃对社会大众精神品格和审美趣味的提升。 　　我们期望能有更多的真正能够为基层民众代言的作家及其创作汇入时代文学的主流。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以社会中的富裕阶层更加地富有、权力阶层更加有权力为标志，而应该是以社会中的基层民众的走向富有、权力的分配更加平衡为标志。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不至于因富有而变得庸俗，成为痞子、冒险家和权贵的天堂。作家及其创作的文学，应当为社会进步而奋斗。那么，作家的笔，更应当像经济领域的扶贫那样更多地关怀基层民众；因为，社会中的富裕阶层，如小市民，他们极有可能控制传媒，从而实现对话语权的垄断，而基层民众，他们除了对作家寄予期望之外，还能有任何的其他代言人吗？这是我们这个有着文学"代言"传统的国度的作家们所应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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