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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兴盛下的文学批评

 
  作者:江湖

  在这个大众化媒体日渐兴盛的时代,文学批评扮演着越来越复杂的角色。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关系这一话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批评要借助传媒的大众性得到有效的传播,而大众传媒也需要用文学批评来提升自己的品位。那么,是由大众传媒来左右文学批评,还是由文学批评来丰富大众传媒?日前中德双方的学者聚会在一起,就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展开切实、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文学批评还有多少生存空间

  其实就广义的"媒体批评"而言,对于中国的读者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时期,文学批评就和报刊媒体发生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时中国的各种文艺思潮此起彼伏,众多的报纸副刊也就成为了文艺争鸣的舞台,如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时值今日,"媒体批评"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似乎是在另一个层次上凸现出其特定的含义,或者说是此"媒体批评"已非彼"媒体批评"了。

  陈晓明分析了中国50年来的文学批评发展历程后认为,文学批评和大众传媒实际上各自在一个历史当中拖住对方、改变对方,在一个异化当中共同构筑双方的秩序和语境。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的传媒才真正具有"大众化"的特征,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文学批评这个更具有"纯粹性"的文化类型开始发生分离,使它们发生交合的环节出现错位。以前中国批评话语和报业话语没有更多的区别,大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表述方式。文学批评在更多的人眼中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写作,很难与大众媒体的通俗化和普及化相谐和,同时也缺乏其中的转化环境。这样一来,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和权威化遭到危机。最近几年,一种新型的"媒体批评"开始异军突起。这里所说的"媒体",用以指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文字读物、电视和互联网等,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精悍的批评文学。其特征就是短小尖刻。然而这种现象也影响到文学领域。许多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开始模仿流行小报的版式、文体和传播方式。那样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想发掘新的文学热点,而对那些真正具有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的东西采取逃避和遗忘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出现所谓的"骂"派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

  孟繁华认为,大众媒体在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传媒帝国主义。这个不期而至的现实并不是像每个知识分子批评家所希望的,于是他们就会在头脑中思考一个老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对于德国的学者而言,虽然两国在文化及社会环境上有着差别,但处于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所说的一切也使他们有时产生"心有灵犀"的感觉。在德国,许多文学批评主要是在传媒上进行的,而且多以书评为主。德国《文学》杂志主编西格里特·洛夫勒也谈到,近几年来在德国本应是传播文化的书有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属性,这使得许多文学批评的目的成为使图书取得更大的市场效应,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的声誉在公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批评家成为市场营销员或出版社的代理人,引导着文学阅读的潮流。而批评的好坏则根据的是市场的消费情况,因而也就消解了文学批评的权威和影响。批评可以根据出版社的意图来进行,而出版社也会根据文学批评的影响来改变自己的出版方针,这就很难说是哪一方给另一方施加了压力。也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本作品问世后,关于此书的各种文学批评会在第一时间纷纷落在了读者头上。这样一来,批评家之间以及批评家和读者就没有相互交流和对话,读者是需要花时间去阅读和理解的,批评对作品的效应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和考验。

  另一位德国文学评论家胡伯特·温克斯说他们那里的批评家有几种,有的批评家以文本作品为主要对象,对文学自身的价值更感兴趣。批评家们以共同的认识维系之间的关系,但时间长了,人们就会慢慢地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团体内部的谈话。而另一些批评家关注的是接受主体,把读者放在坐标系最中心的位置,他们认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给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提供一种媒介的作用,批评写作是想让读者对所评作品更感兴趣。两相比较,后者最容易成功,因为他了解读者的爱好和阅读趣味,能让批评家自己的情感能和读者的需求得到某种吻合。问题是在现实的环境下,文学批评家的作用更像是一个掮客,他的批评成果取决于所评书的印数,甚至预定金是多少、出版图书的中间人是谁以及包装这本书要取得多大的赢利等,也会决定他在自己批评中投入多大的精力。

  建立良性的互动共存

  虽然市场化确实给传统的文学批评带来较大的冲击,但人们并不愿意看到那种对抗的局面,更多的还是选择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吴福辉就从历史的经验中谈到,以前鲁迅也给自己的书和别人的书写过文章和广告,如《乌合丛书》《未名丛刊》及《铁流》《毁灭》的译著等,以后都收入了《集外集拾遗》,媒体批评也是可以继续深化的。

  程光炜认为,就现代社会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然而由于文学批评的精英意识和批判立场,往往会阴隔它与大众传媒话语的交流。但是大众传媒又需要有大学和科研机构背景的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作为"大众"代言人的社会身份,于是就出现了双方软化各自文化立场来建构新的同盟。

  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谭湘说,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图书市场的竞争也前所未有的激烈。不是批评家相反却是一些大众媒体的文化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图书市场的这些变化,在他们的文章中引导图书的潮流。现在权威的批评家的声音并不权威,甚至表现出在市场面前的弱小,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许多文学批评脱离了读者的欣赏趣味。所以他所渴望的那种影响性没有发生。这就反映了一种滞后。批评家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首先要分析这个环境对自己有什么机会和威胁,还要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才能采取一个比较得体的姿态,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文学批评应该把市场上流行的畅销书或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探讨出它真正的包括营销的原因。如果文学批评出了问题,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自己没有生存的智慧。

  西格里特·洛夫勒指出,多变的图书市场越来越难以接受文学批评家继续扮演传统的角色。文化环境越是分裂成形形色色的小环境,文化工业越是渗透进各种生活和艺术范畴,批评家的判决式言论就越少,他们的权威作用渐渐消失。但是,批评越是失去意义,就越需要批评家:毕竟必须有人逆着商业行为和通俗趣味的纹路来梳理文化,必须有人反抗、呼吁、关注,必须有人能够将商品化的伪艺术与真正的艺术区分开来,必须在多变的形势下重新诠释批评家的作用。现实要求批评家在批评中加入市场的因素,同时批评家也可以用自己的行为规范市场。批评是长期性的而不是短暂的,文学批评家要知道自己对作品的评价是一个公共的事情。读者希望通过批评找到一个好书,批评家的责任还包括让以后的人们了解今天作品的价值。因此在这一点上说,文学批评也是面对未来的工作。

  最终的落脚点可能还在于在大众传媒占主体的时代,批评家何为?按照程光炜的理解,文学批评对大众文化生活起着一种建议性的参照作用,是一个同路人和朋友的社会角色,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批评的立场,而是要警惕将这种立场夸张化、戏剧化和神话化。如此看来,真正达到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的共存互动,还并不是件容易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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