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桃李》的争鸣
	"博导"的"奶酷"也是可以动的但是 　　马相武 　　这里所说的"奶酪"，其实不光是属于《桃李》里的所谓教授博导院长，也包括他们周围的大群硕士博士，以及书中写到的校园内外各色人等，甚至那座名牌大学名牌法学院。人物活灵活现，传神状貌，入骨三分。校园氛围也是如临其境，扑面而来的是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派生的校园新景观新繁荣。青年知识分子在世纪交替时期的生存状态，写得如此逼真，已经十分可贵。特别是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来源于高等学府。他们曾经是让许多作家既有兴趣又感到头疼的研究对象，他们自成一体，若即若离，反而让作家痛感无从下手。由于是在长期以来中国文学最薄弱的环节--知识分子小说中增添了一批真实性很强的人物，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一出版便赞誉雀起，我以为自有它的道理在。特别是他不客气地动了"他们"的奶酪。 　　但是，当人们欣赏作家幽默地表现知识分子的俗世化的时候，调侃地复述学府的后现代故事的时候，可能不那么介意作家的悲悯情怀。事实上，作家是以新写实的原生态还原小说观念和直面芸芸众生尴尬灰色的人生状态的冷漠笔调，在讲述他看出的或他以为的知识分子后现代化和高等学府俗世化的故事。由于故事是新鲜的，人物是有点熟悉的，环境是似曾相识的，语言是幽默诙谐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小说的总体真实性上的缺憾。当读者读到最后的时候，以为悲剧结局是喜剧性情节的必然演绎，以为是鲁迅式的悲喜交加的悲凉美感出现了，容易产生幻觉，从而以为小说是大手笔写人生况味，是大智慧看知识分子，是大毁灭批物欲横流。其实，那些人物到了最后一个个都没成正果，而且一个个都走向毁灭或破灭：几个主要人物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死掉，几个其他人物至少在精神上死掉。这样的安排，看似深刻，其实属于过分斧凿的大败笔。要我说，从情节结构上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反而暴露出虚假的所谓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知识分子批判的观念。本来，语言叙述是有反讽的优势的。几个泡妞的故事虽然偶尔流露失真和矫情的片断，这倒不是什么太露怯的事情。关键的大问题出在硬要让世界末日来临，硬要让有点毛病的知识分子统统毁灭，硬要让加速现代化的高等学府暗无天日，硬要让有些非道德因素扩张成后现代倾向。 　　新写实小说在８０年代末期出现，自有它的社会和文化渊源。作家有所偏爱，观念手法在现在仍适当地接受影响，情有可原，也未尝不可。但是，接受到了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写作习惯是最麻烦的事情。因为，他们大多不在完全读懂生活、对生活有明确理解后才动手写作。甚至有的著名的代表性作家都承认自己写作完毕了对自己所写的生活仍是：不懂。这也是他们直截了当的标榜。《桃李》作者的问题与此类似：不懂。所以他的冷峻或冷幽默属于小魅力而非大魅力。他才华横溢，但是没有能够从似乎耳熟能详的许多有关大学流行的性爱情爱和金钱物质的故事的通俗理解和普通讲法中摆脱出来，转换以价值转型中知识分子和高校的主流变迁的考察角度，以及时弊流行的内部机制观察和传统承传的源流解析。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流于一般，浮在表层。即使拥有幽默诙谐的语言和高度熟悉的人物及其环境，以及独有的起落家道身世和生活阅历，也没有增添小说的总体真实性。对世纪交替的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给予漫画化是不够的，反讽一下物欲横流人心不古斯文扫地早已不是文学独创和眼光犀利，将著名学府送下神坛不是不可以，而是要看你揭露的阴暗面是否深刻和新鲜。假如你想用小说证明你确实理解知识分子和校园文化，想用小说提供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但是你不懂大学真正的思想文化潮流和科技理性的变化，你甚至即使复述一个完全真实的知识分子的故事都不一定能实现你的初衷。《桃李》里就有一个几乎脱胎于某著名学府因为纠纷年长博士生砸死同室年轻博士生而后自杀的故事。只不过哑铃换成了电视机，三角恋颜色更浓重了点。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对于某作家来说，他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但放在小说里，这个人物和故事完全可能是都不真实的。同样的道理，当你对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总体认识有严重偏颇，你写那里的真实的故事，却不一定能得到说你具备总体真实性的评价，甚至那个故事被认为没有实际达到真实性的境地。 　　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在这个时代是跨越校园围墙的存在。包括知识和精神的消费。小说里，教授和研究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消费起了性和爱情。欲望弥漫在他们的身边。校园变成快乐消费的教练场和游乐园。然而，几乎每个人都陷于毁灭或破灭的境地，无论老练还是幼稚。法律、血性、贫寒出身都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潮流面前被冲刷被消解。小说的叙述好像是那么回事：知识分子由现代型变成了后现代型。这个转型其实并不存在。虽然知识分子和大学都在转型。但并不是都处于这个转型的轨道上。所以，批判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学院里的日常生活，本来是个探索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良好契机。不合理的道德失范的日常生活结构与生活沉重的惯性有关，直接阻碍着这个群体从个人到关系的现代化。但是同时，知识分子的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以及人文精神，依然在总体上发挥着不可抗阻的力量。这也可以归结为这一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主导精神极大地改变了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活动图式，这本来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更不用说作为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本性和主体意识的巨大能量。那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也是与消费精神消费主义同时存在和作用的自觉的结构。小说的功能也是作家对于生活的设计，比如《桃李》对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活的设计：本来，通过价值重建，改变道德失范的无序的日常生活惯性，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来实现知识分子和校园人生存方式的转型，实现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情爱行为方式的改良，从而赋予知识分子的活动和日常生活以自觉的价值内涵。高校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普遍的、急剧的变化问题。小说作家的思考与之有内在一致性。人文、传统、后现代和生态等，都是联系着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重要范畴。作家试图对知识分子目前精神世界的震荡和混乱开出一些"方子"，提出知识、法律、科学、良知的走向和归宿问题，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描写或修补道德失范，探究如何走出价值观念的冲突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进行一下总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比如校园内外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实质是什么？它发生的历史方位在哪里？它的主导目标是什么？这样才会避免集合现象地展示，舍本求末，才会以真实而艺术的叙事，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进行自觉和深层的批判，并且重塑校园知识分子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 　　"老板"是这样诞生的 　　纳杨 　　高等学府的教授在人们的心里定格的形象是又穷又迂腐，整天低头搞研究抬头讲理论，不管人情世故，也不屑于谈钱。长篇小说《桃李》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不同以往的、很具有时代色彩的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形象。 　　小说的主要人物邵景文大学本科从中文系毕业又考上了法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一当就是三十几年。这期间，他一直兢兢业业地给学生们讲课，研究法学领域的各种课题，并且小有成果，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在学术界也有一些名气。一次邵景文在飞机上偶遇民营企业家宋天元。宋谈起自己正处在一起无望的经济纠纷案中，得知邵景文是大学的法学教授后，非要请他代理自己的案子。从那以后，邵景文就开始一边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一边在校外当律师帮人打官司，而一个新型的教授也就诞生了。这是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经济需要知识，知识创造财富，宋教授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地阐明了这个道理。然而，知识在与经济结合的时候，势必要产生一些精神上的畸变，这在宋教授身上也很明显地体现出来。表面上看起来，邵景文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教学，也有助于学术研究，但实际上他已经被所谓的"实践"物化为一个经济动物，而人性的一面几乎全无。邵景文给我们敲了警钟，当知识和经济相结合的时候，人的精神修养、道德素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孩子，邵景文小时候没少吃苦。他永远都记得自己的父亲是为了给自己交学费去割高压电线卖钱而被电死的。他考法学的研究生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把逼父亲铤而走险的村支书给告倒。这样的家庭造就了邵景文质朴的一面。在下海之前的三十多年教授生涯中，他一直为人师表，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个知识渊博、有君子风度的好教师。对待金钱也是小心谨慎，不贪多。在第一次拿到宋天元给他的五十万元现金时，他惊喜若狂而又有些担忧的表现就是证明。在经过多次金钱的"洗礼"后，这种质朴已经无影无踪了。 　　孝心是邵景文的家庭带给他的另一种美德。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责任心使他具有很人情味的一面，这与他在法庭上对对手毫不留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后来的邵景文除了还留有一点对家人的责任心以外，已经没有一点点人情味了。甚至对待他的研究生也是这样。对他来说，研究生就是打官司的免费顾问、树立良好形象的手段。对待妻子和情人更是无情无义。 　　虚伪，是邵景文最大的特点。在自己的研究生面前，邵景文要保持风度，为人师表，保持一个教授的良好形象。在金钱分配上他不让学生们有任何怨言。"老板对他的学生从来不厚此薄彼，一碗水绝对端得平。当师兄弟谁有好事了你不必嫉妒，好事肯定会临到你的。所以，无论老板给谁派活，我们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决不互相拆台。"这样，既让学生们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又可以挣钱，还可以赢得学生的崇拜，可谓一举多得。面对自己的女研究生的猛烈追求他也镇定自若，毫不动情，就是因为他深知在学生面前保持良好形象的重要性。比起他的情人来，追求自己的这个研究生无论在长相还是智慧上都比情人高一等，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情人也是别人的女人，用起来省心，而学生就不好办了。在一次上课时，他接了个电话，回来告诉学生们是一个案子，同学问多少的标，他回答不多，也就五百多万，故意停顿一下，待学生们惊叹一阵后，又吐出两个字"美金"。心满意足地享受完学生们的惊羡和崇拜后又说："对我来说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本身所出现的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案例的积累对教学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冠冕堂皇的解说，既表现出自己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又显示了自己对金钱不在乎的高尚情操，在学生面前成功地塑造了一次优秀教授的形象。 　　自私是邵景文第二大特点。他很聪明，没有人认为他自私，但他的所作所为无不透着自私。有了情人就不要妻子，而有了更新鲜的情人就马上视旧情人为累赘。他不想和妻子离婚仅仅为了面子，为了不破坏他的好教授的形象。 　　邵景文这样一个教授形象地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小说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研究生流行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知识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的。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有时代感。这称呼不知从何时开始的，无非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把导师称作老板喊着踏实，叫着通俗，显得导师有钱有势；第二，老板这个称呼在同学们心中已经赋予了新的含义，老板已不是生意人，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大款了。大款算什么，大款只有几个臭钱，而老板不仅是大款也可能是大师、大家；第三，老板这称呼已根本上和一般公司经理区分开了，同学们称自己勤工助学所在的公司经理为老总。"这段话讲出了一个现实，现在的校园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校园，它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影响，而少了些学术性，所以教授也不再称为教授，而改称带有经济色彩的"老板"。大学不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地方，而且也是创造财富的地方。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搞科研，出了成果就直接和企业结合，用最短的时间把成果变成效益。这对物质财富的创造是好事，但这中间人性的变化却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越强调财富的产生就会越丧失人性的真诚、正直，甚至最基本的善良。 　　邵景文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可以很深刻。 　　待他的研究生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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