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把记者的质疑剪掉！
	本报在第27期30版曾发表记者的采访，称余秋雨在录制《艺术人生》节目时，遭遇本报记者的质疑。然而，当"余秋雨专辑"播出时，观众却没有看到那段质疑。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本报记者当了回"骗子"。不过，经我们了解，这是因为--余秋雨给《艺术人生》递剪刀剪掉本报记者质疑。 　　据可靠人士透露，余秋雨在节目录制后，亲自打电话给《艺术人生》节目组有关人士，要求在播出带中删掉本报记者的两段"诘难"式的发问。记者以为，像余秋雨先生这样的"文化名人"应当是有大家风度、有气量、有水平的，而不应该回避质疑！ 　　谈起"文化商人"的话题，不禁引起了记者的许多联想--作为著名画家的陈逸飞，从不回避承认自己是文化商人，其实在当今这个商品社会里，文化已经被承认是一种精神消费，出现文化商人，应该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佩服陈逸飞敢于面对的勇气，觉得他至少在这一点上是真诚的。 　　香港著名财经小说家梁凤仪也曾在专为她举办的大型"研讨会"上，坚决地打断了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对她的赞美，坦率地表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作家，我做生意是为了赚钱，开出版社是为了赚钱，写小说同样是为了赚钱！"对这个真诚同样是应该报以掌声的。 　　但是作为"文化名人"的余秋雨先生，在《艺术人生》节目拍摄现场，口口声声说自己"真诚，要归于平静、平淡、平凡"，表白自己"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但却并未正面应对本报记者的现场提问："那您为什么不回去踏踏实实地埋头继续自己的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呢？"热衷于出镜、频频曝光，推出一批"文化口红"，但却对不同的声音、探讨性的质疑闪烁其词，这样的"真诚"也许应该打个问号！ 　　乍一听说余秋雨要求《艺术人生》删掉本报记者那两段尖锐"质疑"时，记者还不愿相信"文化名人"具有"话语霸权"的威力。但当事实证明了这一切时，记者还是禁不住好奇，试着拨通了余秋雨曾声称"你打这个电话就能找到我"的手机，但当对方知道了记者的身份后，却马上改口说自己是余秋雨的助理，但他也找不到余秋雨，只能等余秋雨主动与他联系。这不禁让记者想起，当初参加完《艺术人生》节目后曾答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余秋雨，第二天却又突然取消了这次采访；而且，这位"文化名人"从此与本报记者"断了联系"。 　　 　　附：被剪掉的质疑 　　本报记者郭大：余老师您好，我原来对您还是很尊敬的，有些观众对您的印象觉得您是个文化商人，您回答说我不是卖书的，我觉得商人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界定，我觉得利用炒作或者一种商业运作的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观念，也可以称做是文化商人，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怎么看，所以我想听听您对这个文化商人的看法。谢谢。 　　余秋雨：我觉得文化商人如果作为一个命题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概念，而不是说进行各种各样的疑惑，首先炒作就是商人了，那么任何宣传都是炒作，而且任何在媒体上出现的，都是宣传，这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错位，叠加起来以后，加在最后，概念是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任何人在当代社会从事宣传活动，就是商人。现代的社会活动他必须要伴随着自我信息的推广，在我认识的人中我恰恰是最不懂得这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譬如，是不是报纸上要登，是不是要上电视，大概是20次邀请，勉强答应一次吧。这个答应一般是属于实在推卸不了的友情。你猛看一个有巨大商机的东西，我都是不会参加的。另外我提醒我们这位朋友，因为我看到文化界有很多这样的人，当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低效或无效的东西的时候，我的朋友也是这样，他们就认为被广大人民欢迎的作用是炒作的结果--我有无数个证据证明他们在炒作。 　　我倒过来说，因为我是做过学术研究很长时间的人，我就认为一个人做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他完全地让自己的文化处于低效和无效的状态的话，他不应该被原谅，他更不应该以有效的文化是在炒作这一点。来给自己找借口：我没有被接受的原因，是我没有炒作。现在这个倾向其实在中国文化界更普遍，因为炒作必须通过传媒，要被文化人炒作，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周围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朋友，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和哪个传媒有更密切的联系，好像更铁的朋友都找不到，基本上都是实实在在地在干工作，所以我的基本的想法是这样，让一切都回归到平常状态上来看他们被社会接受的程度，看他们的发行量、他们的社会有效性，他们的收视率，然后来认真地研究这方面的原因，而不要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戴帽子似的名号，这样弄来弄去完全变成一个社会评判形态的失去，社会评判好多好多帽子了，评我们的文章，好多都是帽子了，就是我还不知道这个帽子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被盖住帽子了。而且大家都相信他是什么人，如果街上也认为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对我的读者们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除了文化商人这个说法，还有一些更明确的贬义的说法就更多了。这我就必须要讲他了，很多很多人讲过来，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自己搞一些创造，不要在各种各样的帽子上动脑筋。谢谢。 　　郭大：大家都知道，您现在是个备受争议的文化人，有很多观众和读者在关注着您，但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实际上在媒体上您曝光已经很多了，我不知道您现在说是要"把一切归于平静、归于平淡、归于平凡"，但实际上您要做您的戏剧理论研究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更平淡更平凡，您为什么不甘于继续您的理论研究，而去做这些推销文化观念的活动呢？谢谢。 　　余秋雨：这我马上需要对您有一点非常不同的意见了，就是大家为什么有这个资格让我回到，譬如哪一个专业里面去，这我觉得就非常可笑，你比如这个人走了三步路了，你为什么不回到20岁的时候去，不会，为什么不会呢？这个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一切的社会的风波，我想所有有良知的读者都可以发现，都不是我造起来的。 　　我没有那么多的文章来围着我，我几乎没有回答过，我总是在传达我的观念。您应该问我传达的观念是不是对，我很少看到有人讲您传达的观念对不对，就是对传达非常恼火，和文化人可以回到书斋里去，干吗上电视？一开始是这样的，这当然是电视台里面，我的比较多，电视本身是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平静在电视领域里面，为什么就是热闹的呢？我为什么不能形成平静呢？我在外面非常热闹的情况下面，我的内心是平静的，因为我是在传播善良，在传播中国文明的复兴。我对任何不理解这种情景的朋友们，我慢慢地予以解释，慢慢地予以劝导，对有一些讲得非常厉害的人，我也用最好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赶上社会转型。好，这里要允许我讲几句大话，就是中国在支持社会转型过程当中，面对社会转型当中，社会转型快，经济转型更快，文化转型比较慢，这大家都看到了，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如果文化人，不走到社会转型第一线的话，这个转型以后的社会结构就缺少文化，就会更经济化，我们只要看世界各国转型时的情景，像法国，本来那么强大的古典主义，到现在还发展得不错，原因是当时有一大群文化人，尽管个人得受尽各种伤害，走到了社会转型的第一线，他们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他们是把理性结构，通过自己的语言，落实到法国人的心中，所以这社会转型就很好。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文化人千万不要做一个出世的人，而应该成为一个入世的人。在社会非常不好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出世人还可以，可以独善其身；在一个社会发展情况良好，社会转型过程，抛弃需要文化走向前的时候，你的退缩是不应该的，应该和老百姓紧紧地贴在一起，哪怕他们没有文化，你们骂他们庸俗，骂他们是流俗也好，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父母之道，我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是我的回答。谢谢。(北京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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