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现代版《围城》"
	青年作家张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桃李》以辛辣诙谐的笔调讲述了发生在北京某著名学府内一群知识分子身上的故事，被圈内人称为"现代版《围城》"。这部$:万字的小说曾以三个中篇的形式先后被全国多家文学期刊发表和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在《桃李》的封底上，印着杨绛先生的一段话："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 　　这部令杨绛先生"惊奇"的小说，一开头是一句："老板回来了"。老板，是大学里学生对导师的称呼。这个有点俗不可耐的叫法在当下校园里极为流行。"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有时代感……喊得踏实，叫着通俗，显得导师有钱有势。"这样的开场白之下，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邵景文和他的诸多弟子们，在校园、商场、法律界这个大社会里上演了一出出令人"看的时候想笑，看完笑不出来"（王蒙评语）的悲喜剧。 　　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桃李》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幽默面孔中一丝警觉"。当威风一时的邵景文最终以非理性的方式死于情人的小刀下，张者在黑色幽默的背后，为人文精神在物质时代逐步解构而发出了呼喊和悲鸣。小说正视了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世俗化的新现实，写出了一帮教授、博导、博士生、硕士生在金钱和欲望的碾磨下，如何一步步"痛苦"地改造自我，最终成为"快乐"的消费者。作品为经济社会下的校园题材小说提供了全新的解读角度和文本，更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到来之时，思想和操守上发生的种种"变异"和"畸形"，进行了反思，塑造了全新的文学肖像。 　　不可否认，青年作家张者身上也有着书中多个人物的影子：本科读中文，毕业后当过财经记者，又是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但是在张者的人生道路上，始终没有放弃过孩提时代树立起的文学理想。对于《桃李》的走红，张者坦白"完全不敢与钱钟书先生相提并论"。他说："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没有这个资格去调侃，去消解。因为我们只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一员，我们只能走进去，去融入，甚至有时会带着欲望去写。"正因如此，在《桃李》的写作中，张者选择了容易引起争议的"零距离"叙述。但是，张者又是个严肃的"一本书主义者"---"不是说一辈子只写一本书了，只是在写的时候，有着明天再没有写作机会的假想"。(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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