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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近来颇显热闹。刊物的第二期发表了评论家周政保著《从文学的存在理由说起》一文,文章对当下的小说创作提出批评,主张溯本求源,认清文学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只有"赢得读者",作家才"寻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希望作家写出"关注现实"且"好看耐读"的好小说。此文既出,文学界很快激起了一场有关小说观念的讨论。 周政保的观点得到不少作家的认同。邓刚提出,现在的一些小说写得晦涩难懂,几乎"接近哲学论文",而一些编辑也不得不"假装看见'皇帝的新衣'";他认为,读者的承认是小说"最高的生存理由",因而小说"写得好看"为"第一要紧"。毛志成提出,高品位的小说应该达到"三通",即通于世、通于时和通于民。他认为,当前刻意写个体人生、抽象人性的"纯文学"小说,淡漠了对普遍"民生"的关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有的小说专重对个体的"人性"开掘,甚而围绕着一个人的"自我孤岛"或两个人的"二人世界"进行抚摸咏叹,仅仅借用三两个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就能铺陈出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其二,是对"个人写作"的错误理解。写作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所写的内容却不能困守在自我的心理空间或行为空间中,偏偏有的作家将"自我表现"视为写作总则。 然而,也有一些作家对"关注现实"和"好看耐读"是否就具体体现了文学之所以可能延续与发展的"理由"提出质疑。残雪提出:高层次的纯文学"不断向人性深处伸出自己的触角",探索灵魂王国、开拓从未有过的新领域"成了每个勇敢的男女作者的使命","这样的作品当然不会为众多的人所理解。"她认为,读者不光是"空间范围的","短期效应的",也是"时间范围的","长期效应的";只要是真正的好东西,"不论一时多么难以被理解,总是会有读者的"。残雪呼唤国内能有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而不是像现在某些人那样,一味向大众的保守情结投怀送抱"。 作家们对小说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但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困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文学读物无一例外地要接受读者的选择并经受市场的检验;另一方面,一向神圣崇高的文学在经济大潮的面前又必须坚持操守,保持自身的品格与立场。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性,畅销与非畅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等等,这样一些概念似乎不断对立,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强调了"可读性",就会有人担心"艺术性"下降;一说"畅销",有人就指责"媚俗";一些"关注现实"的作品,也常常被批评"不够文学"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注重受众面就一定会丧失文学品位吗?我们该如何评估今天中国读者的文化素养?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当今文学创作与出版所面临的市场选择?……《北京文学》由此发起讨论,意在"挑开这个在文学界潜存已久的话题",并为作家们之间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作家在就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往往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为讨论增添了更多"务实"的内容。作家老村为自己曾经一度追求"畅销"做出了检讨,他说:我写《鹫王》是想写一部中国式的《教父》,写《我歌我吻》是想给都市青年提供一个流行版本,"目的都是为了畅销",结果这些想法"都落空了"。如今的他"回头是岸",因为他认识到"一个属于历史的文人,应该潜伏于社会的底部,用精神的深层去呼吸;而获取这种呼吸的经验大道,惟贫困绝无二途。" 有关小说观念的这场争论,目前仍在继续。令人欣慰的是,参与这场讨论的作家们,无一例外表现出的对文学艺术孜孜以求的认真态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文学血脉得以绵延、文学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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