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解读消失的文字
	作者：颜菁 　　不断地有某些东西从我们身边消失，也许是一件物品，也许是一种习惯，也许是某些说法，也许是某种观念。五年或者十年，它们就无影无踪了，好像并不觉得可惜。当然，从我们这个地球上消失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一代一代的历史，一代一代的文明，以及创造文明和历史的那些民族，我们又理所当然地把他们扔给了社会学学者，那些想象中是架着厚重的眼镜，徜徉在故纸堆里的人。无论是消失的文明，还是研究消失了的文明的人，似乎都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那么遥远，我们不了解，好像也无暇去了解。 　　站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民族古文献珍品展"这个不大的展厅里，我一边考虑这些，一边环顾着玻璃柜中的一百余件陈列品。十六种民族文字，从最早的焉耆--龟兹文写经残片到满蒙文图书，跨越千年，如同在浩瀚的时空中闪现又熄灭的繁星。展览的负责人黄润华先生，还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了另外三种未被破译的语言：一则来自新疆库车的拓片，一则来自云南的拓片，还有一本名为《河西译语》的手抄本。黄先生慨叹这三个谜不知什么时候能被有识之士解开。 　　在十六种民族文字中，大部分已是死亡了的，不再有人使用，能读懂它们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我无法想象，研读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已经消失的文字究竟意义何在。黄先生仅仅说了一句：不了解自己过去的国家就不能够看清自己的未来，便回答了我的浅薄。我决定去拜访那些曾被我认为是在故纸堆里徜徉的人。 　　■照那斯图先生与八思巴文 　　七百多年前，一支骁勇善战的北方民族，驰骋四海，辉煌一时，建立了元代。当一个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征服了一个生产力相对强大的民族后，这个民族会尽可能地摒弃自己的弱势，实行"拿来主义"，但文字却是个例外。 　　至元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托一位萨迦派的西藏学者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创造国书，力图树立国家形象，还特此颁布诏书以实施推行。皇帝在诏书中说，凡于国家版图内，新的国书是可以拼写一切其他文字的；他还说，在国书的旁边也要附上汉字和其他主要民族文字，并存使用。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就这样诞生了。八思巴文使用了一百多年，当盛极一时的王朝衰亡后，它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变为死文字，无人使用，也无人认识。 　　二十世纪初，元代令人瞩目的历史引起了西方学者浓厚的兴趣。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必然要涉猎它的语言文字，八思巴文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这样的研究人士，而进展却落于西方人之后。随着更多文献的出土，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逐步占据了八思巴文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蒙族人的后代，六十七岁的照那斯图先生就与八思巴文打了一辈子交道，提及八思巴文，娓娓道来。 　　照那先生最初的专业是现代蒙古语，研究现代就要追溯古代，八思巴文自然需要了解。但当时国内的资料非常有限，只有一两个人偶尔发表几篇论文可供参考。七十年代中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照那先生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枯燥的生活让他对手边一本俄罗斯人撰写的有关八思巴文的蒙文译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毕竟存在一定的局限，照那先生觉得自己懂蒙文和蒙古历史，深入研究会有更大的优势。 　　在前途渺茫的那些日子里，参加完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后，他潜心研读起八思巴文。 　　其实八思巴文不属于真正的死文字，它有双解的工具书流传下来。只要发现一份文献资料，通晓八思巴文学习方法的人就能够读懂它。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在照那先生这样的学者努力下，我们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体系有了越来越全面的了解。而对于文字本身的研究，从文字学的角度，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八思巴文的拼音单位是比音节还要小的音素。小小的文字背后，是庞大的多种文化和多种民族的牵连与渗透。 　　回顾自己研究八思巴文的二十多年时光，论文发表了七八十篇，每篇都能解决一两个新问题，并且自圆其说，也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常有人打电话来恭喜：照那先生，又发文章了！我们都已经拜读了。照那先生笑着自谦： 　　学术界本来圈子就不大，我们这个领域更是狭窄。发表的文章没几个人懂，更没什么人感兴趣，所以我关注你的，你关注我的，数来数去就那几个人。 　　然而其它东西，似乎也吸引不了他的视线，哪怕解决了一个字，只要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完成的，照那先生就觉得很满足了。"如果真有人对我说：到我这儿来吧，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我会很奇怪，因为我确实没那么大本事，我只是认识一种别人不认识的字，给后人留下一些观点和见解。" 　　■刘凤翥先生与契丹字 　　契丹族是一支消失了的民族，现代科学家曾从基因着手，以寻访它的去向。契丹字使用了三百年之久，随着战败的契丹族迁徙、流失、直至融合于其他民族，最终从明代起也消亡殆尽了。流逝的岁月消融了一切，曾经用契丹字撰写和翻译的书籍竟然一本也没有保留下来，契丹字成为了真正的死文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契丹国一代皇帝的哀册被挖掘出来后，人们对墓碑上的文字一无所知。经历一千年的变迁，契丹字已经变成一个谜，等待人们去破译解读它。 　　目前，全世界研究契丹文字的人不过十个，而真正能认识一些契丹字并有所贡献的，十人之中也不超过五个。与照那先生同年的刘凤翥先生，便是破译解读契丹文字的学者之一。 　　契丹字引起世人的注意，要归功于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八十年前，这位传教士在赤峰一带传教，听说当地老百姓挖出一座陵墓，墓碑上刻着稀奇古怪的文字。这位传教士前去观看，雇人抄下了墓志铭，并与照片一同发表在北京的天主教刊物上。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看到了这份墓志和实物照片，继而转载在本国的刊物上，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人们得知契丹字又重新出世了。 　　契丹字的解读十分困难，出土的墓志虽然是契丹文和汉文各两份，但并不是一一对照的关系，因此从字数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差距。经过简单的对照方法，仅仅认出年月日、少数干支和数目字、皇帝的年号等七十多个单词，发音则一个不会。日本学者在二战后也加入契丹字的研究，他们认为契丹语与蒙古语发音相近，就用蒙古语来念已识别出的契丹字。后来的研究证明，他们念对了其中三十多个契丹字。七十多个单词的含义，三十多个字的发音，对契丹字的此种研究水平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文革"期间。 　　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刘凤翥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 　　离开大学前，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叮咛他研究历史务必要学习一两门少数民族的古文字，这对所学专业不仅没有坏处，反而更有帮助，说不定会终生受益无穷。刘凤翥记住了翦先生的话，学习之余，就去图书馆收集关于契丹字的论文。然而接二连三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运动，使得国内关于契丹字的研究并无任何新的进展。 　　和照那先生一样，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刘凤翥可惜时间的荒废，昔日老师的叮咛又闪现在脑海里。他让妻子把资料邮寄过来，读研究生时只是一味地摘抄、收集，无暇细看，现在不正是大好时机？从此，刘凤翥研究契丹字，至今。 　　契丹字以汉字为基础，根据造字的前后时间，分大字和小字。构成方式也很复杂，是拼音与单音节相结合的类型。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在契丹小字的研究上有了迅猛的发展，已知的单词量达到三千五百多个，发音也有一百七十多个。认字是研究契丹文最重要的环节，一个字就是一个进展，一个贡献。刘凤翥先生相信勤能补拙，熟能生巧，用反复对照、假定推理、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在人名、官名、地名上获得一系列突破。 　　八十年代以后，研究契丹小字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只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推进。但无论怎样，随着破译越来越多的契丹字，前人仓促修下的辽史得到了大量的补充、丰富和纠正。这或许正是当年翦伯赞先生的远虑吧，也应了老师"终生受益无穷"的话，刘先生笑言自己果然吃饭穿衣全要靠它。去年，他得到一份新出土的墓志铭拓片，记录的是一位节度使的生平，但所认的字非常少，刘先生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分析。当假定和推理合理时，对文字的解释一路顺畅，两天时间就一下子攻下了四行。刘先生欣喜若狂，像孩子一样抑制不住兴奋，晚上只能靠吃安眠药休息。 　　在刘先生眼中，祖宗留下的东西，后人理应了解。任何学科，后人都是踏着前人的肩膀攀登的，他曾经踏过别人的肩膀，也希望自己能助后来人一臂之力。 　　两位老先生并不佩戴厚重的眼镜，但于"故纸堆"的世界，的确乐在其中。(北京青年报)
	其他意见 我有话说 回到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