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大地的血脉与营养
	--在首都文学界纪念《讲话》发表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阎延文 　　今天面对商业的狂欢，文学是否已经到了沦陷没落的边缘?在学习讲话之后，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我个人以为，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那么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则回答了新世纪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三个代表思想中阐述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反映了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意义。"讲话"具有穿透性的精神力量，导引了超越得失的诗化人生。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三个代表伟大思想，是文学之舟向精神境界的两次远航。她并非逝去的风景，而是风光正好，不断创生着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动。 　　我的名字延文，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意思。三十年的5月23日清晨，一个小生命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乐曲一起，新鲜地降临人间。曾在延安抗大工作六年的父亲，给我起了这样一个毫无女性色彩的名字。当我成熟之后，多次为自己能与如此辉煌的日子结下生命之缘，感到由衷的幸福。生活是复杂的，在实际创作中，各种难以预料的坎坷、人为的压抑与挫折，常常使我感到难以承担的灵魂之重，甚至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别人那样选择一条时尚的捷径。然而，当再一次学习"讲话"后，我庆幸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文学领域，我首先是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起步的，但创作的冲动却似乎郁积了很久。经过几年的奋斗，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台湾风云》，其间获得了许多文学前辈师友无私的帮助和鼓励，并在去年获得了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名的二十五集电视文学剧本及中学生读本，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从这种艰苦而有兴味的创作经历中，我认识到，"讲话"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精神并没有苍老。无论怎样的艰难，只要有艰辛的付出，只要保证作品的含金量，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严肃的文艺作品永远不会被遗忘。这种文化的血脉，与民族本身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种文化象征，既有悲剧的美感，也有坚硬的骨骼。它不是什么神话叙事，而是在大地上生长的民族精神本身。我感到，自己的作品仿佛葱茏大树上一株鲜绿的叶片，不断吸取着大地的血脉与营养，通过光合作用遍布全身，然后才能催生出精神的蓓蕾。 　　《台湾风云》出版后，引来了我未曾想象的回声。主人公丘逢甲的后代两岸聚会，举行了隆重的家族纪念仪式；主要人物"公车上书"第一人、台湾进士汪春源的四世孙、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先生专程到北京找到我，热情地表示感谢。他说，福州厦门两处的《台湾风云》几乎被搜购一空，汪氏家族的后代差不多人手一册。最令我感动的是，台湾雾峰林家基金会会长、八十四岁的林双忆女士看到《台湾风云》的相关报道后，专程从台湾赶来，拿出日据时期的珍贵资料，向我讲述了另一段尘封的悲壮历史。记得当时，滚热的泪水浸润了我的眼眶。我感到一种信任，一种职责，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这是我在创作之初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象的。很快，我再次沉入写作状态，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宫保第》，以台湾先民拓荒传奇的祖先神话、瑰丽多彩的民风民情为线索，复现一个家族四代人对家国信仰的皈依，书写一部鲜为人知、起伏激烈的"台湾大宅门"。目前，该剧本正由中信国安集团运作，即将搬上荧幕；小说写作也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打磨锤炼。下一步，我准备创作《台湾风云》续集，暂定名为《台海往事》。大约30万字，从1895年写到1945年，情节更紧凑，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将更突出，争取在两年内完成。我希望，不断汲取大地的血脉和营养，用笔锋最终完成从拓荒、兴台、割台、保台到光复的"台湾三部曲"，书写民族的百年沧桑。 　　我本人是1972年出生的，可以说是典型的"70年代"。我以为，过分强调这代人的文化沙漠化，夸张地展示"70年代人"对物欲和肉欲的崇拜，只能形成对一代人的遮蔽与误读。年轻一代作家要珍惜传统，构筑正常的文化精神。今天的青年作家，必须首先是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先进的社会文化，必然呼唤丰饶的精神绿洲。 　　从"讲话"问世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对于青年作家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财产，她时时提醒我们对文学保持神圣的诚挚之情，用心灵恒久的宁静、用锲而不舍的追求，用豁达率真的坚守，回答文学的呼唤，承担历史的重托，在民族精神的藤蔓上采撷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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