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按"君子行度"办事
	问：徐林正 答：余秋雨 　　问：您与读者的关系确实使评论者纳闷。前天公布的全国文学类图书畅销排行榜，前十名中您一个人就占了三本。因此有一位评论家说，您拥有一大批"至死不渝"的读者群。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答：这言重了，我担当不起。不过我的读者这些年也算是历尽风雨，那些批判文章其实都不是给我看的，否则不会在我每次远行之后大量涌现，等我回来便鸦雀无声。谎言总是只敢在背后煽动不知情的人，我的读者并不知情，我自己也没有向他们澄清过什么，他们居然还是信任我，可见文学的力量在于构建一种表层文字背后的生命互信。 　　问：看北京电视台的报道，您给北京第八中学、实验中学学生讲课的题目是《阅读和写作背后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是有感而发？ 　　答：给孩子们讲的是基本原理，但确实也包含着一些现实感触。看到很多年轻人一拿起笔就厉声恶语作打斗状，全然不顾历史常识、文明常识和艺术常识，我总是一遍遍看着他们的出生年月和照片，深感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和人文学者的失职。２０多年来我和同道们讲了那么多课、写了那么多书，不就是为了摆脱精神文化领域种种灾难和荒唐吗，怎么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比厉声恶语本身更让我痛心。因此，看着演讲礼堂里那么多天真的脸，想着他们的几年之后，心情非常复杂。 　　问：余杰要你"忏悔"的事，现在看来已经平息。但大家发现您本人没有对这件事认真发过言。那次好像是考察古文明回来的半道上正巧在余杰的家乡遇到他结婚，您给他写了封信，后来又零星接受过一些记者采访，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原意，您又上路去考察了。对这事，您还会有什么表示吗？ 　　答：我全然按中国古代的"君子行度"办事：一，尽管他对我的诬词传遍海内外，但毕竟是他新婚大喜，又正巧被我遇上，也应祝贺，并以一封私信对他提出的问题解释几句，其实解释只是写信的由头，解释历史事件哪能这样简单？既然见面又何须写信？我是以这种书面信诺方式委婉向他和新娘传达，我不让他刚结婚就惹上官司，我以为他能看懂；二，一旦有过这种表示，后来即使他仍然说三道四，出尔反尔，我仍恪守如一，风吹不动；三，我与他的导师相识，２０年前还与更前一辈的导师王瑶先生有交往情谊，我哪能与友人的小徒弟过招？因此大家都看到了，直到今天，我没有对他说过半句重话。 　　问：看来您对余杰还是很谅解。对他有什么劝告吗？ 　　答：在那封信里劝告了几句，他后来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向我道歉，但放不下那套少年身段，真为他可惜。我今天还要劝他一句，不要再把普通男孩子都有的对陌生时空的好奇和疑问，都装扮成"铁屋子里的呐喊"。后来曾在香港《明报》看到他批判女作家王安忆、毕淑敏的一篇文章，说她们在接受别人采访时不愿意谈性，因此是虚伪。我读了这篇文章很难过，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事例，一个年轻男子逼着两位高雅的女士谈性，人家不愿意谈还点名示众！这比逼我"忏悔"更无礼了。她们两位，应该是他的老师一辈，而他又是一个已婚男子，怎么可以这样违背常情？可见我当初劝他从呐喊中回归常情，非常重要。 　　问：这几年批判您的人不少，真正出名的作家只有一个，王朔。他的批判倒是与那些人不同，主要是一些零碎而尖刻的谈论，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答：这个问题我已被问到一百遍，回答总是一样：王朔是一位很好的青年作家，他对我的批评没有看到。但今天可以多讲两句，因为我偶尔读到了他对其他作家的批评。我觉得，一个作家在批评别的作家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约束，因为作为作家的你，必然是个性化的，排他的，不与别人混同的，避免与别人共用一个艺术尺度的，不会借用别人眼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特点使你与别的作家各自独立，你偶尔有可能谈谈一两个与你生命结构有粘连的别的作家，如果随意地把某种跨结构的阅读陌生感发表于报刊，结果只能给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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