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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为什么写作 |
虹影
著名女作家，1962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有长篇《阿难》、《饥饿的女儿》、《K》、《一个流浪女的未来》、诗集《鱼教会鱼歌唱》。
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台湾联合报中央日报新诗奖短篇小说奖。三部长篇小说被译成16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长篇《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
对话人：虹影（女）作家王干（男）评论家谭璐（女）记者
王干
文学评论家，1960年生于江苏。现就职于《中华文学选刊》。发表文学评论150万字，著有《王蒙王干对话录》等。
■"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
■迎合男性阅读视野的方式，完全按照男权的价值取向来写作，不但"巫"不成气候，而且人家自称"宝贝"，自称"小妖"
■现在女作家完全遵从男性视觉，这可能和商品社会有关
王干：1995年，我和那个中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之一--戴锦华谈到女性文学写作就用到一个词--巫，我说当时有"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说老的是张洁、谌容、张抗抗，中间是王安忆、铁凝、残雪，新的是陈染、林白、海男。戴锦华很不高兴，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一个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当时我还和她争执。
现在看呢，本来这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跟男性化对抗的势头，后来突然变成--怎么说呢--迎合男性阅读视野的方式，完全按照男权的价值取向来写作，不但"巫"不成气候，而且人家自称"宝贝"，自称"小妖"，周洁茹不是写《小妖的网》吗。到了九丹的《乌鸦》那就更不像话了。
"妖"这个概念，可能和《大话西游》有关，妖精一向是贬义的，但《大话西游》里两个妖精是两个美女扮的，一个是朱茵，一个是蔡少芬，把妖精人格化了，美女化了，而且与至尊宝还有爱情故事，妖精的概念变了。
记者：如果放到女性写作中来说"妖"呢?
王干：那当然它是更非女性主义，更按男性视觉来写，而且比原来更厉害了。
张洁包括陈染她们当时都有初期的女性主义的倾向，不轻易跟男人认同。但现在女作家完全遵从男性视觉，这可能和商品社会有关。
虹影的《K》是有女性主义的色彩，可以把它叫做"东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她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糅合了。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巧妙，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达的东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塞进去了，很巧。
一般女作家的小说，女性在性问题上惯常是被动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贩卖的、被销售的，被凌辱的命运，性上女人一定是吃亏的，不是受益方。但《K》里的女主人公没有这一套，她是主动的进攻的，属于控制方的，能引起她个人欢乐的，审美的，激情的感觉，女性征服男性。《K》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女性主义的姿态，女性主义的方式。《K》是双重文本，是东方主义的文本又是女性主义的文本。《K》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结合到男女关系上，东西方文化回到这么个原初的状态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他们两个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文化的战争，文化的冲突，小说中最后是林的东方神秘主义打败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权主义。
虹影：刚才王干说了那么多，得益不少。我得说句绝话："怎么没听见人谈'男性主义'"？说"东方主义"，怎么"西方主义"这词就流行不起来？陈晓明在评论我的长篇《女子有行》时，称之为"女性白日梦"，很对。但是男性有没有白日梦？当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梦就直接叫"白日梦"，或"主流白日梦"。
所有这种词，都是"弱势集团"用来自卫的术语。强调自己应受特殊的对待。以前的文学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学评论，是男性批评家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人。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至于那些"妖"什么的，我想最好给别人点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会太长，她们就会成熟的。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性
■性爱其实麻烦无穷。以最简单的男女相悦开始，以最复杂的方式收不了场。正因为这样，性爱才成为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就是要写出性爱的文化意义：可以使人灵魂升华，更能使人的缺点恶性爆发
■我这么一说，又该有年轻作家指责我落伍。我想请教这怪事：为什么中国的"新新代"小说，上了床就一劳永逸？
记者：虹影，在网上你的《K》的售书广告："大胆炙热的情爱描写，中国作家无出其右"，你有何意见？为什么你的每一部重要作品，"性"都是基石性质的部分？
虹影：仅仅像广告这么说《K》，太表面。在这里我引《楞严经》中句子"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表达我的观点。
我们的社会已经成熟了。现在不是性爱能不能写，敢不敢写（这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而是第一，性爱写得好不好，写得美不美，艺术不艺术，不能简单化，公式化；第二，这点很重要，因为性爱在我们生活中最会卷入无数关系问题、文化问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等。你告诉我什么问题卷不进来？性爱其实麻烦无穷。以最简单的男女相悦开始，以最复杂的方式收不了场。正因为这样，性爱才成为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就是要写出性爱的文化意义：可以使人灵魂升华，更能使人的缺点恶性爆发。
我的四本长篇，都可以说围绕这个问题转动。
在这题材上，当然女作家比男作家强，正如在生活中，男人一看见麻烦，常常调头就走开，女人面对感情纠纷，为人想得多，为己苦恼也多，牺牲者大多是女人。从世界范围看，女作家写感情与感觉，就是比男作家强。男作家往往感情粗糙，感觉迟钝。男作家写的性场面，例如在咱们国内出版的一系列享利米勒的小说，我的评语是：乱七八糟，莫明其妙，此人浪得虚名。跟着此人学的人下场也是如此。
记者：文学中的性现在被当做最大的商业卖点。不少"新新代"女作家作品中大篇幅涉及性，或者如流行的说法：用身体写作，在商业上成功的同时受到道德批评甚至谴责，这使得另外一部分女作家乐于表现超越性别。你的见解呢？
虹影：有些作家写性，写异民族爱情，除了上床，除了"湿了"，其他毫无问题。这太奇怪。我不是又在指责"新新代"作家。如果异族男女之间，只有享受，毫无难题，无须反思，这还算文学吗？这比言情小说还要没头脑。我这么一说，又该有年轻作家指责我落伍。我想请教这怪事：为什么中国的"新新代"小说，上了床就一劳永逸？
王干：现在为什么写性的文学作品那么多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随着其它媒体的兴起，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受限制，比如讲故事你可能讲不过电影、电视，揭露社会矛盾可能也比不过《焦点访谈》，讲东西方文化冲突甚至还不如一个专题片或一篇论文说得清楚，今天文学惟一能保持与其它抗衡的就是它写人性。
人性的东西是看不到的，是任何图像、任何声音很难表达的，可能和文字比较近。写"性"是人性的初级阶段，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浅层次。从古到今，文学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个领域。现在文学的功能受到其它媒体的压迫，可能就更显得突出。
记者：但也许很悲哀的是，这会不会是文学的一厢情愿?
■关于"海归"文学
■海归现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文化现象。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
■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
王干：虹影的《饥饿的女儿》、《K》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钟山》当编辑时，编辑过她的小说，那个时候虹影的小说还没有这么和谐，这么在节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
虹影本身也是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她早期写诗、诗性叙述受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小说的诗性大于真实性，到英国以后，她又回过头来发现了东方叙述的魅力，《K》里的叙述语言很宁静，是白描写法，《饥》与《K》是从诗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说的内涵和寓意也比较丰富。她从对西方文化的追随到对东方文化的参悟，也是回归，代表了现在"海归文学"的倾向。
海归现象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正编一套书，叫"海归女作家文丛"，因为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像虹影、严歌岑、张辛欣、刘索拉……有一大批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她们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识，不是一厢情愿地与西方文化接轨、靠拢、认同。
记者：现在一说"海归"，人们想到的都是科技方面、经济方面的"海归"。
王干：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实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就是"海归"造成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老舍……中国新文学怎么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海归人士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甚至钱钟书的《围城》一开始就是写主人公海归的过程。
新世纪的文学"海归"加盟越来越多，而且据我了解"海归"里女作家也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到国外以后，很快就搞创作，原先不搞的也搞。
什么原因?一是对母语的热爱，一是有闲暇，再一是用文字思乡、怀念，因为出去后与周围文化很隔膜，很孤独，只有文学表达内心的焦虑、安慰。
记者：虹影，你认为自己算海归吗？
虹影：我当然是"海归"，我在国内住半年，在国外住半年，毕竟论到写作时，任何地方都一样，都得关起门来，六亲不认，集中心思，一个人写字。
中国是我的祖国，不归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不想归来的人。暂时居住在国外，是命运使然。
我是写小说的，就谈小说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中文是我惟一能"玩得转，玩得精美"的语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马观花，的确让我看到事情的复杂，多长了不少见识。
记者：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过，在国外像有玻璃幕墙隔膜着你与环境。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
虹影：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我想世界文化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阿难》和《K》都是写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
我不会漠视这个问题：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一曲永恒的哀歌。
■女人为什么写作
■现在女作家也是一样的，她必须充分展示她这种女性的优势也好，魅力也好，赢得男人的眼球。这是女性主义的退化或说变异
■如果她真的漂亮，"美女作家"有何不可？只有一种情况，"美女作家"让人讨厌，就是作品不行，靠"美女"打广告
记者：为什么编"海归女作家文丛"，男作家有没有"海归"现象？
王干：有是有，比如徐星也回来了。但男作家好像回来以后作品反而写得少，写得好的也少。这个问题我倒没仔细想过，没有探究过原因。可能和生存有关系，可能男人生存压力更大一点儿，没有闲情逸致去创作，而女人一般没有生计问题，很多都是跟老公出去的，况且女人出去后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只有写小说了。
女性为什么写作？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优秀的男人不屑于写作。以前的英雄是战争中的英雄，今天的英雄在写字楼里，女性化了。海明威当年是硬汉英雄，今天在北京可能就是个盲流艺术家。
记者：现在谈到女性写作就不能不说这个新词--美女作家，为什么这个词能成为一个概念，炒作一气？
王干：因为所谓眼球经济，吸引眼球就是看美女。你看，再漂亮的房子，再漂亮的车，都弄两个美女做广告。
现在女作家也是一样的，她必须充分展示她这种女性的优势也好，魅力也好，赢得男人的眼球。这是女性主义的退化或说变异，被市场经济完全控制，这也影响到这几年的女性写作。
作家没办法，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
另一方面，男作家没市场，所有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你要看到这两年男作家的市场大大减少--当然这是讲平均数。
记者：中国曾经的"男女平等"，其实也是女人做出了很大牺牲的"平等"，强迫自己没有性别以和男人一样，就是"你能扛石头我也能扛"这种。
王干：真正的女性主义其实很累。开个玩笑，那个时候是"小丫扛大旗"--黄宗英写的"铁姑娘"，现在又出了个叫王小丫的，干什么？是《开心辞典》给大家做智力游戏发钱的，这就是女性角色在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有点儿像环保与搞建设之间的关系：要建楼就破坏了环境。
记者：最后还是得建楼了?
王干：那肯定是这样，不然我们只能老住在破房子里。
记者：只能选择牺牲女性了?
王干：她只是地位的丧失，但地位是抽象的，现在女性吃的、穿的、住的比过去好了。
而女性的地位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期以来，或天生的，可能不是社会现象，而是生理现象。
但有一点啊，男人没有女性活得长，平均少5岁，男人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活不过女人，基因就如此决定的，低级动物里很多雄性动物比起雌性来活得更短，甚至交配后就死掉了。这就不平等。
虹影：他这一套高论，说到底还是"强势集团--男性"评"弱势集团--女性"。站得"高"，看得"高"。王干，别生气。我在《希望》杂志，从去年开始每期有专栏，专谈男人，不妨找来看看。
记者：虹影，对你而言，美不美是关乎"女性"这个身份，还是关乎"作家"这个身份？
虹影：我认为人们欣赏美是很自然的。不是说到什么政坛新秀，说一表人材，气宇轩昂，说到什么新富，也说体态儒雅，风采秀逸。那么说到女作家，如果她真的漂亮，"美女作家"有何不可？海明威不就是以风流倜傥著称的吗？英国诗人布鲁克斯在一次大战时去世，人说这么美的男子，我们现在时兴的话"帅哥"，怎么可以死在战争里？
只有一种情况，"美女作家"让人讨厌，就是作品不行，靠"美女"打广告，这就离题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道德底线，一笔交易，抢了钱就走。如果作家想想自己的信誉，如果评论家，媒体业，出版社，都想想信誉，我们会有这么多问题吗？我希望评几个美男作家。我召集女作家女评论家来一次评美男作家投票会如何，恐怕当选的只有十来人？这样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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