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
	作者：符杰祥 　　不久前，上海学界先生举办了"中国古今文学演变"及"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两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们的议题并不完全相同，但却显示出相似的学术背景与思想动因，即在新的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中国文学研究如何认知、应对自身的困境，并实现一种新的转化?这其实也是困扰学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为此，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沙龙邀请部分与会老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现摘要整理如下，以期学界有进一步的反思与延伸。 　　刘起林：两次不约而同的学术会议，都旨在寻找本学科研究整体突破的学术生长点，以开辟新的学术空间。然而，古典文学会议着重探讨的是古今文学相通的有无与具体的演变现象；现代文学会议多半在表白全球化情势下我们应取的文化和文学研究态度。至于中国文学研究难以突破的症结到底何在，以及由此而来的具体运作等新的实践问题，却相对忽略。因而，本次学术沙龙，不妨从这方面对其加以深化和弥补。 　　唐金海："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的研讨会其实谈的是一个"通"的问题。学科之间的打通首先向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即学术研究者自身能不能"通"的问题。八十年代初，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朱东润、章培恒先生在许多大学已分设各层各类教研室的情况下坚持统合的观念，要求老师能开设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多门不同课程。回过头来想，这种慎重的考虑的确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具有更长远的意义。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通的。如果孤守一域，可能连自己一域也搞不好。 　　吴兆路：古代文学到近现代，形式上有了断裂，但文学的精神还在延续。古代文学研究到了一定阶段很难深入下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全球性的认识，视野不开阔。 　　武新军：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在前人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接着讲"而非"另起炉灶"。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的渊源》以及后来王瑶等人的著作，都在古今文学演变的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的开掘。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现在同时聚焦于这一课题，尤需注意对前人成果的汲取。 　　周敬山：如果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历史局限性对中国古今文学的研究都会更客观一些。以前的中西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比较文学研究，往往容易拘陷于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两种偏见。真正能够拥有全球化的视野、以人类共有价值为规范的研究范式，很可能是我们中国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王林：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在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支流，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学的推进是分不开的。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反思：如何使我们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达到世界文学正统的境界，并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来反观和审视中国文学? 　　郜元宝：几位的发言对全球化背景下学科打通的方法论革新意义都抱有乐观的展望。但我想举会议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具体运作的艰难。一位学者对海子诗歌与传统文化精神的关系研究、拓新精神可贵，但正如许多与会者所质疑的，海子诗歌潜流的思想实际上却是西方现代的东西。 　　刘起林：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球统一的文化价值标准到底是否存在，能否存在? 　　符杰祥：把全球化看作人类"大同梦"的即将实现，实际上还是一种乌托邦的善良想象。如果忽视了全球化背后强烈的文明冲突与文化差异，我们就不会正视文学研究此前早已存在的问题。因而，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差异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寻找适合于自己话语立场的表达方式来对话和交流。 　　杨学民：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是否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行为将决定文学研究的变化?这是否有一种近年来流行的"经济决定论"的嫌疑?是否会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与自身的规律。 　　郜元宝：面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学界都有一种期望和要求：希望中国学界能产生自己的思想。要区分两种思想要求：一种从具体的文学研究中提出一种体验，一种将西方现成的理论、流行的话语"拿来"，作为全球化的"绝对命令"，看上去是思想的要求，实际上是思想的命令。现在的绝对命令太多了。 　　刘海波：文学研究远离现实的状况的纯学术姿态，源于太多的历史教训。然而文学研究又怎能与现实分开?实际上，不管是钱理群以"现代性"标准来描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陈思和提出"民间"理论，无一不是超越了单纯的文学研究领域的思想史的事件。今天，文学研究越来越画地为牢、缩进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成为"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招牌，学术文章的最低要求日益由"真诚"蜕变为"自圆其说"。尤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学术立场正在影响着一代青年，让他们误以为文学研究就是剔除了良心、灵魂和关怀的谋生、娱己的游戏。要重新给文学研究灌注生气，首先就不能与现实分开，要呼唤一种鲁迅式的直面现实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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