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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荣/常立 对谈者: 刘志荣――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常立――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刘:王小波和王安忆、韩少功是同一代人,但他的悲哀在于:八十年代没有给他出头露面的机会,九十年代其实也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一直到他死了经过商家的炒作。商业对于文学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商业炒作,象王小波那样的作品也许传不下来,传下来也没有那么多人去看;但商业炒作肯定是有遮蔽性的,把他弄成一个流行的幽默作家,结果一些严肃的批评家都不去看,商业遮蔽了他很多严肃的东西。我想,我们不能让商业裹挟我们,但也不能让我们的洁癖遮蔽我们的眼睛,在商业面前实行鸵鸟主义。从纷繁复杂的流行之物中发现真正的好东西,这其实也是批评家的责任。 从各方面看,王小波其实是一个很先锋的作家,但这种先锋和以前的马原等人单纯在技术层面上的先锋不一样,我想用一个词来命名,就是"综合的先锋"。我们先谈谈读王小波小说的感受吧,我们两个都是喜欢王小波的,也有很多人非常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最初的阅读感觉可能是朦胧的,但时间长了,也能清理出到底有哪几点是最能打动自己的。你先说说你的感想吧。 常:王小波的小说有一种拒绝被归类的可贵品质,单用"另类"不足以形容这种品质,另类固然有"个别的"之意,但终究是物以"类"聚,综观当代中国小说,王小波的作品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对既存经典与写作规则的有意识的冒犯,既狂放恣肆又有条不紊,这种冒犯还针对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日常生活、阅读习惯等诸多方面。我个人以为,一部作品是否先锋,就取决于"冒犯性"的有无。这种冒犯性,不仅是对后来的小说作者,也是对文学批评家提出的挑战。 很多人不喜欢王小波,是觉得王小波的语言太粗,太白,太露,没有一种文学的纯净性,但是王小波有一个中篇小说《舅舅情人》,在这个小说里,他可能没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的非常优美的文学语言,几乎是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描绘一种诗意的意境。王小波非常擅长这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总是昙花一现似的?我觉得他是故意在与那种风花雪月式的大众的文学趣味为敌。 刘:刚才说到文学的纯净性,我觉得纯净性刚好不能作为一种最高的美学标准,也无法用来描述王小波的最大的特点。王小波的美是一种混杂的美,他能够把最直露、最粗鄙、最灰色、最饱受压抑的生活与最诗意的情感、喟叹、哀伤很好地做一种杂糅或者对位;表面上是最放肆、最荒诞的、最肆无忌惮的议论与想象,其实背后隐藏着对社会给人的压抑与割裂带来的沉痛感,正是这种混杂,传达出生活的内涵。你说的他的小说中的诗意的段落,其实很多。如果讲复调的话,它可能是在表面的轰轰烈烈的声响底下一种非常清澈、非常哀伤的旋律。 他的语言我觉得非常了不起,那是最没有造作的、很口语化、很直截的语言,但他除过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很粗鄙灰色的生活之外,也能够用它来表达一种非常诗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对现代汉语的美感的探索,贡献其实非常大。但这刚好不是一种纯净的语言――对语言表面上的纯净性的追求,正是新文学自五四以来的一种痼疾,亦即所谓新文艺腔,这也是包括王小波在内的所有优秀作家需要挑战的最浅表的层面。 常:有一点,我觉得王小波的挑战太多地指向了过去时。 刘:他的过去跟现在是分不开的,他的过去刚好指向现在。比如说,《黄金时代》里边,既写了文革时代那种直接的压抑,也写了现在的更加潜隐的压抑;又比如说《青铜时代》里面的三部小说,表面上是在写唐朝,但它们明显不是历史小说,它们所有的灵感来源都是现在,而且,他的小说里边写的历史生活的那种灰暗的基调,与现实生活中的灰暗无奈的调子是相通的,是一致的,象《红拂夜奔》中李卫公的处境,与数学家王二的处境,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一致的;包括他写未来的《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也是这样的,灵感的来源与批判的指向都是现在。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文学来。我想说的另外一点,除过这种混杂的美以外,王小波也表现出一种非常荒诞、非常奇特的想象力。有没有这种想象力,我觉得是验证一个作家是否优秀的非常重要的标准。王小波的想象经常到了非常荒诞的地步,比如《红拂夜奔》中洛阳城,洛阳城中人的生活方式――李卫公在洛阳城里拄着双拐,凌空飞翔;TAXI是黑人等等,象这样荒诞的想象,一般的作家偶尔会有,但很难达到他那样的密度,异想天开连绵不绝,通篇俯拾皆是。王小波说文学应该追求有趣,但是这样的东西的话,现在很多人已经忘掉了。这种有趣在他那里,一个是在叙述层面,这个我们一会再谈;另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对想象力的展现,包括《黄金时代》里的篇什,虽然面对的是比较现实的世界,里面的想象也常常表现出一种荒诞不经。 常:他的小说里的很多段落,就是单纯的对想象力的展示,有的段落他喜欢用大量的笔墨,对想象力进行充分的展开。你刚才说到王小波小说的同构性,但有些人读王小波,有另外一种读法,就是根本不看它的框架结构随便地翻,翻到哪一段就把这一段读下来。他的语言其实非常有节奏感,所以每一段读下来都有散文诗的感觉。他完全可以不管我们所说的思想层面的东西,读下来也完全能够收获到一种文学上的东西,一种语言的美感和想象的美感。 他的想象之所以有趣,在于他能够把人的好奇心激发起来: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作者下一步要展示什么,他又如何把那些荒诞不经的东西自圆其说,或者干脆不去自圆其说,进一步揭示这种荒诞。他会激发你这样一种兴趣,不像有一些作品,你看了开头,看了结尾,中间可以不用看了。 刘:比如说余华,余华的想象力跟王小波比就显得相当单调,像他的《现实一种》,里边就是一个图式;还有好多,比如说《活着》,也就是一个图式。他的想象力比较贫乏,不像王小波每一段都是活的。 常:王小波的小说想象力展示最丰富的我觉得还是《万寿寺》,在《万寿寺》里,他基本不考虑别的东西了,能用一个长篇的篇幅来展现这种想象力,我觉得还是比较罕见的。《万寿寺》其实就是一个故事,但在这个故事的不断讲述中,他展示了无穷的可能性。王小波曾经说他喜欢卡尔维诺,卡尔维诺要做的是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王小波也走在这条路上,如果天假以年,或许会比卡尔维诺走得更远。 《万寿寺》里有一个关于薛嵩红线的故事手稿,可与《寒冬夜行人》相媲美。其中只讲述了一个故事,但却讲述了22遍(不完全统计,很难统计完全),每次叙述都从方式到内容都迥然相异,又隐约相关,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关系设置、情节发展、逻辑因果一次又一次的被创造,而后被颠覆,再创造,再颠覆……薛嵩建寨,薛嵩成人,薛嵩抢亲,刺客来犯,黄蜂退敌,宝塔救女……这些故事场景被一次又一次的描写;薛嵩、红线、雇佣兵、老妓女、小妓女、刺客(们)……这些人物幽灵般出没于叙述的迷宫,性格随着时间、地点、环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如同古城长安的鹅毛大雪,遇物赋象,从风飘零,即令生死大事也随着各种情节因素的编排组合而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对于读者而言,面对《万寿寺》就如同面对充满交叉小径的花园,一切都扑朔迷离……我想我大体知道王小波想要做的事:穷尽可能性。 刘:《万寿寺》其实蛮像万花筒,就是那么一点基本的元素,但是你一转,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奇妙的新世界。 其实在王小波的小说里,这种荒诞的想象力,在他的比较现实的作品里边也很多,比如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杀人机器",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想象夸张是夸张,其实也是很有现实依据与针对性的。王小波的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想象世界,一个很夸张、很荒诞的世界,但同时又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让我们想起自己生存的世界里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最明显的是《红拂夜奔》:《红拂夜奔》里的世界非常完整,它的世界有想象力的乐趣,能够验证人的想象能力究竟能够达到什么高度,就跟建构一个数学体系,本来可能没有什么用,但它能够证明人类智力的高度。王小波在这方面很厉害,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单纯追求达到想象力的极限的作家。他的小说里的荒诞的想象,常常是对现实处境的夸张,一件普通的事物在极端夸张后,变得很荒唐也很有趣,同时也让人更加清醒,更加体会到生活的痛感。他的最典型的特色正在于能够把一种沉痛的东西用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他想象的李卫公造的开平方机,本来就是很荒诞的想象,但到最后终于能把它实现的时候,太宗把它买去当作一种杀人机器,因为开出的平方根是无理数,被惩罚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躲――这当然很有趣,但纯粹出于思维的乐趣的产物最后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这里面充满了悲痛。 刚才讲到王小波的想象力和强调有趣的问题,其实还可以强调一下他的小说文体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幽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胡说八道,瞎侃,从一句话扯下去,把它的荒谬性强调到极致,这貌似轻易,其实也只有思维很活跃、才气充足的人才具有这样的谈话风格和语体风格。举个例子,象说李卫公从波斯文转译《几何原本》,本来就是胡说八道,但是"我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这样的公设用文言文译成"直者,近也",这既是对文言的挖苦,也是进一步的胡扯,然后又说他为了凑字数,加上很多"不直不近,不近者远"的废话,而出版商为了畅销让他加上很多色情描写、春宫图等等把几何与色情结合起来,更加让人看不懂,到这里这个胡扯可以说已经到极致,同时也是对现实的讽刺。这种天马行空的瞎侃与想象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有的东西,王小波把他引入文学并且夸张到极致,可以对比一下《故事新编》,那也是以今例古,但是似乎没有这么极端。这是典型的北方式的瞎侃,但也经过了文学淘洗、升华,比起王朔的贫嘴来,二者想象力的高低马上分出高下。 有人说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完全是电脑文本,技术性的东西很强,我们要强调的是他刚好不是一个技术性的作家;还有很多人用"狂欢化"来形容王小波,我想再加上一句,王小波也不是个狂欢化作家,象拉伯雷的《巨人传》式的那种狂欢,绝对不是王小波的特点。在拉伯雷那儿,狂欢化充满了一种生命力,而王小波的那一句讽刺、哪一种荒诞的想象后面没有沉痛?表面上是很幽默很荒诞无稽,但在背后沉痛的东西却已经达到极致,象李卫公把几何和性结合起来,实属迫不得已,最后不得不怪叫两声一抒愤懑,这其实是对知识分子的处境的非常充满痛感的描述。这和我们刚才说的表面上是胡吹八聊、很直露的荒诞的叙述,但在这种叙述后面,那种沉痛、悲哀的小提琴的声音常常突然之间就浮了来了,而且到小说的最后常常所有的悲哀的声音以最大的音量响起…… 常:最典型的我觉得是《万寿寺》,结尾一片茫茫大雪,甚至让人感觉没有那个结尾的话,你会感觉这个小说会减色不少,就是有了这个结尾,你反观回去的时候,才会发现前面叙述的那么多不知所云的东西,里面充满了多少既欢乐又沉痛的东西,多少生命的快感和痛感,多少复杂的因素,那个结尾太悲哀太悲哀了,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前面很多看不明白的东西,看到这个结尾你一下子就明白了。读到这里你如果再回头读的话,你就不会象一开始那样大段大段地跳过去,而是仔细地体味每一句给你带来的东西,就象你知道自己的生命终要死亡的时候会仔细地对待自己的死亡一样,《万寿寺》就象现时代人的生命的寓言。 刘:所以我觉得王小波的小说有点象现在中国的诗,现在中国如果有诗的话,那种诗刚好就是这样的,那种诗刚好不是很单纯纯净的诗,而是王小波这样的混杂的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的过去,我们生活的现在,甚至是他悲观想象中的将来。 常:我感觉在不同的作品里面,王小波这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杂文里的王小波跟小说里的王小波我觉得是两个人,杂文里我们看到的王小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乐观的、带有一定的启蒙色彩的人,但在小说里,他就背离了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小说里的王小波更加真实,力度也更加强烈。 刘:这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在他的小说里表现的思想也是他在杂文里一再申说的什么常识、理性、思维的乐趣……杂文里他是坚定的、乐观的、理性的,在小说里他的另一面也表现出来,但这也不是背离,只是更加悲哀的一面在这里慢慢地表现了出来,知道理性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遇……王小波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也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只是对表现这一点来说,杂文确实不如小说更顺手。 我们说王小波的想象力是指向两面的,一面指向虚构世界,另一面跟现实世界息息相关,这也刚好可以联系到他的叙事策略。他的叙述态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常把很夸张的东西用一种很老实的语言说出来,这是他的幽默的特点;另外一点就是复调叙述。 常:他的小说里经常有那种情况,前面转换了一个叙述人,然后他又说,据谁谁谁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紧接着就是据另外一个人看来是那样的,对同一个事件,从各个角度进行解释,而且那些解释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但他就把这个东西摆给你看了。 刘:其实在很早的《黄金时代》里他就用复调叙述的方法,比如《黄金时代》里,他不断地插入"陈清扬说"等等,两个叙述人的叙述不断地转换,所以有的女性评论家可以从男人王二的"黄金时代"中解读出女人陈清扬的"黄金时代"。这种解读表面上出乎意料,实际上在王小波小说中是本来就涵蕴的。在叙述上他是非常精心的,他的小说你可以不管他的结构,他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结构,或者说他的结构就是他的叙述,随着叙述的进展结构自然地水到渠成。他的结构上的一些特色跟复调叙述也很有关系,比如说对位:将过去、未来与现在对位:这在《黄金时代》里已经很明显,它是用文革里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对位,《青铜时代》的古代和现在的对位就更明显,《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里也是用未来与现在对位。 常:在叙述上他对的无限的可能性的追求后面,也有很深的现实的焦虑。 刘:这里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对叙述的可能性的探索是80年代中期马原暴得大名之后,为大多数作家非常注意的东西。叙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叙述不能成为小说最终的东西。马原包括他们师从的外国作家在叙述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实验,当然可能还有进一步实验的余地――但先锋文学最终难以为继,可能跟这种过于技术化的追求有关。真正的文学的康庄大道、也是它最有生命力的、最有生长点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文学象巨人泰坦一样,其充沛的生命力还是要来自于生活的大地。在技术上做出极端的新花样,这肯定可以给文学提供很多新鲜的营养,但最后还是要和人生感受、生活质地联系起来,这一点是现在应该反复强调的,尤其因为到现在先锋文学作家的困境早已暴露得很明显。王小波在叙述上也作了很多实验,但是他显然志不在此,他的写作最后还是指涉着生活本身。 常: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问题,就是冒犯性的问题。我想特别强调冒犯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安身立命的基石。这种冒犯不光是在文学写作具体实践中技术上的冒犯,而是对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冒犯。如果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很精粹的作家,当然也很好,但我们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对他保持敬意。 刘:你说得很好。这种冒犯确实不限于对文学传统的冒犯――当然在这方面他很突出(比如说对文艺腔的冒犯,又如对单纯的技术性的冒犯),但更重要的,他也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权力秩序、文化传统的冒犯,归结到一点,还是老问题,真正的文学应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文学不是要麻痹我们,而是让人更清醒,文学要恢复我们的感觉,恢复我们对生活的痛感……王小波不幸成为一个流行的东西,被很多人当作滑稽看待,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他的作品本来就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最深层的沉痛。应该让生活的所有的气息进入到文学中来。 常:是这样的。其实文学最大的东西也就在这里,你要找一个非常永恒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我确实相信在一定的时期内能够揭示生活的最深层和人本身最深层的东西的作品存在。当然进行技术层面或者单纯的想象力的展示的作家也很伟大,但是我总感觉有些高高在上…… 刘:于身不亲。这并不是要否定这两方面的探索,能够探索技术的极限的作家和展示想象力的极限的作家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类的文学作品积累了多少了啊,你要在这个层面上再进展一步都是非常困难的,要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作家的作家",那更是很了不起,它起码可以开辟一种新的高度和可能性,这是非常厉害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刚好要强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要强调一种技术、观念和生活上的冒犯的综合……实际上单纯在技术层面或者想象层面进行探索、做出很大成绩的作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常:不必要每个作家这样去努力,总之这样的作家也不是你刻意去做就能做出来的。有些作家可能也不是刻意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他最后就是达到了这样的东西,比如卡夫卡,我就不相信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想过很多要进行技术上的创新,要刻意去搞什么表现主义……他就是找到自己特殊的方式把自己生命中的感受写出来,但最后就恰恰在各方面都成为大师。我们要反对技术主义,也反对工具主义…… 刘;其实象博尔赫斯,我们也不能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虚构大师,他的虚构故事背后有他的世界观,虽然可能是神秘的世界观。所以归结到一点,是中国文学发展到现在,是不应该再局限在单纯的技术的东西,而早应该在综合的层面上再上一层楼了。我们要强调一种综合的冒犯的文学,要讲冒犯,必然在技术手段和人生感受上都构成一种统一的冒犯,象这样的综合性的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很少,但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中国文学真正更加大气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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