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自然中的哲思
	作者：李建国 　　人与自然的对话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即已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对话史及对对话的认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用并展现于人类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文学艺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此前在文学的研究阐释中经常有人涉及这一话题，但专书专题的论述，这本《人与自然的对话》似乎是第一部。并且不同于以往的著述，此书既可目之为古代文学艺术研究，亦不妨看作文化研究，甚至可称之为哲学研究。这三者在本书中交织并存，不同章节有所偏重，从而使全书既有哲学思辨的理性抽绎，又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宏阔视野，并落实为文学艺术之文化意蕴和审美趣旨的阐释。 　　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章《人与自然对话的原始发生》。作为解读人与自然对话行为的文本对象是神话，"神话是哲学的史前史"，通过对神话的透视，可以深入了解其哲学蕴含，发现主、客体的早期关系及其转变。正是有见于此，作者入笔擒题，从对主、客体关系的阐释出发，深入辨析了创世神话中的自然宇宙观、自然神话中的自然崇拜、英雄神话中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在以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还原人与自然对话的原始情境及其话语机制的同时，从哲学层面确立了人在与自然对话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理性抽绎，为下面的文化学、文艺学阐释奠定了基础，并在最后一章得到缘于现实思考层面的回应。 　　既然人与自然的对话是在诸多层面展开，并显现人类文化各个空间的，则研究者的视野便不能不跨越学科乃至民族的畛域，力求宏博和通达。在《对话》中，作者广泛吸收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以及泰勒、布留尔、弗雷泽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将之熟练地运用于原始文化的剖析，实现了将人类学层面的研究提升到哲学层面的意图。第三章"人与自然对话的生命参与"，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审美关系的心理学基础；通过对中西时空理论和文化史的爬梳，从不同方面探询了在时间、空间两大领域人对自然的理解和自然给予人的启示。第四章"人与自然对话的艺术结晶"，从建筑、画境、音乐、文心四个方面详细解读了人与自然对话的特殊意蕴，展示了全方位的艺术修养，仅就其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和园林建筑的研究而言，就远非一般门外谈艺者所能及。作者在第二章归纳出的人与自然对话的"神话、哲学、艺术"三种范式及具体解说，亦正是建立在他们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水平之上。人与自然的对话是全人类共同的行为，因此作者在研究之中也注意将西方文化纳入视野。如果说中国神话的先天不足是作者在神话研究中观照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客观原因，那么在关于人与自然对话的哲学方式，负性的生存空间，建筑的文化背景，岩画的研究中对西方哲学、宗教及文化艺术的涉及，就是一种自觉意识了。虽然这些内容所占的份量略嫌不足，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力求从全人类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对话的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人与自然对话的三种范式中，作者认为最本质的无疑是艺术方式，文学又是艺术方式中蕴含最丰富的一种形式。而在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情怀尤为亲切。因此作者将大部分篇幅用于从人与自然对话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使得生面别开。比如"《诗经》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屈原的部分作品亦"有意识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传达出以人为本位追求自然的特质"，以及陶渊明、谢灵运在面向自然时追求与理解的不同等，这些论断对相关专题的文学研究不无启发意义。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只是作者的手段而并非目的，作者的目的在于借助文学考察人与自然对话的途径和形态，从中发掘其蕴含的文化意义。从作者对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人在自然中感悟到的时空意识、生命意识以及时代意识的探寻，不难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诗意的关系。在作者看来，这种关系建立在人对自然和生命体悟的基础上，表现为对自然的一种"诗意的观照"、"审美情感的倾注"，表达着"要求在自然中安歇的企图"，这种文化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陶渊明。作者在不少章节都着重分析了陶渊明的作品和其生存样态，指出陶的文化意义在于："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生态度的择取，缘于他对更高的自由精神之广阔开展的要求，缘于他对自然那无条件亲和并以艺术眼光审视自然的态度。可以说，陶渊明的出现，既是前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也为后人与自然的对话建立了一个范式。"（第237页）陶渊明成为一个文本，一个人与自然对话理想状态的文本。后人对陶渊明的拥抱就是对自然的心灵依偎。就此一点而言，似乎可以说本书的研究其实又是文化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 　　人与自然的对话是发生着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学术研究也体现了历史追寻和当下关注两大意图。对历史的追寻不仅体现在作者将人与自然的对话追溯到它的原始发生，更表现在对许多文化现象注重溯其源流。如从原始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开始，经过对《诗经》、屈原、汉代之抒情小赋、正始永嘉之山水诗、玄言诗，最后到谢灵运和陶渊明，清晰地展示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发展过程及人类精神向自然的复归。同样的研究还体现在对建筑和绘画艺术的分析中。正是对历史的全面深入理解，才使作者得以把握住中国文化之奥义。 　　仅仅停留于历史无法实现深厚的人文关怀，研究的落脚点必须指向当下。可以说，正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严重危机这一当下情境，促使作者思考并写作此书。在第五章"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思考与审美修复"中，作者反思了当代社会由于人类进步发展造成的自然的沉沦及其报复，同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境界--诗意的栖居。综观全书，这一理想并非简单搬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理论，而是逻辑分析和理论走向的必然归依。无论是在哲学层面，还是在文化和文学层面的阐述中，作者都透露出要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去建构和谐对话的思想，这一思路甚至可以从书中那些诗意化的表述中传达出来。 　　和氏之璧尚有微瑕，任何著述都不可能完美，本书也不例外。笔者感到的遗憾约有两点：其一，后记中所讲的"既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涉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这一设想在首章以后虽有涉及，但体现得不够充分。其二，对历史的梳理偏重于上古中古，使得人与自然的对话史缺失了必要的后续环节。这两点缺憾可能使人与自然对话的整体建构受到一些损害。当然，受丛书体例限制，作者曾于《对话》出版时将两章约十余万字忍痛删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两位先生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方面能有新的著述出现？(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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