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文学本身也制造强迫症
	访上海作家施蛰存、王安忆、格非、孙甘露 　　作者：张英 　　张：当前的写作有两种，一种是写作者和评论研究结合得很密切，在文学刊物提出的口号、打出的旗帜下参与写作；还有一种是写作者和外界隔离，独立写作，这是写作的两种状态，您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您的写作吗? 　　王：也许不应该这么简单的区分，因为情况比较复杂。现在各种刊物打出各种旗号，也不完全是编辑和批评家的标新立异，这当中有很多因素在互相作用，比如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时代的精神趋向等等，甚至也不排除商业上的考虑。当然，你所说的两种写作状态在当今文坛上还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想过为某种潮流、某种旗号、某种社会需要而写作。我觉得写作是从个人内心出发的，是写作者心灵的内在需要。但我不能说我对外界的某种潮流、某种理论氛围甚至物质环境无动于衷。 　　张：记得在很早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有人向你提一个问题：你和你母亲茹志鹃这两代作家的创作有什么不同?当时你说你母亲那代人创作时有人下命令，向左或者向右看齐，整个写作处于被指挥状态，而你这代人写作时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当时我听了就觉得你显得有些乐观，对整个社会潜在的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认识还不大清楚。 　　王：我同意你这种解释，很对。 　　张：这种强制性可能对作家心理造成一种反感，或者说作家与生活在沟通上有些困难。所以创作中的热情就比较容易冲淡，您能就这种态度谈谈吗? 　　王：这个问题比较大，有些难以回答。因为事实上我还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写自己的作品，我不大爱注意别人，也很难对别人作出评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社会干扰不了我，写作环境的变化至少对我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这一点我很清楚，对别的作家有没有影响我不知道。 　　张：从你的创作来看，在写作风格上变化很大，从儿童文学到知青和知识分子题材，你一次一次给人很多意外，连评论家都难以预料。 　　王：在创作上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至于我的写作风格变化很大，这也是自然的，没有一点特别意外的。以前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位也不是那么准，在我开始写作时说我是"儿童文学"，其实我也只是写了几篇儿童题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我是知青题材作家，其实我也极少写知青题材。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 　　张：从我的感觉上，有一些女性创作生活层面，感觉创作上附着比较多，创造上缺乏超越。而你的《流逝》、《小鲍庄》等作品则突破了传统文学的理性，比较深厚很有分量，对人类对文明对生存价值等在叙述上可以看出有很深的底蕴，这是与她们不同的，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自觉的追寻。 　　王：这是肯定的，也很自然，想把作品写好就得不断地思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目标，总是想越写越好，这当然一定要思考。我觉得现在有些作家写作没有什么变化，恐怕就是因为他们写作不动脑筋，如果动脑筋就会有深入，要深入就会有变化有进步。我的写作直到现在也没有评论家所说的突变，写作同样也不存在着突变。 　　张：作家有两种：一种人的思考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易受影响；而另一种人的变化是间接的，他们从阅读出发，自我思索，又有一些新的艺术思想在创作上得到反映，你是这样的吗? 　　王：不，这不一定。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张：理性作用我认为不是很大，你是不是经常从生活里面吸收一些能丰富你思维的东西? 　　王：生活是非常简单平常的，没有一点神秘，如果有也是无意识的，就是自己勤勤恳恳地写，写对于作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我神秘，在创作上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认真地写，一部会比一部好，对于我来讲，写作极为重要。如果非要找出一点那就是我很爱写小说。如果说王安忆与别人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区别。 　　张：现在确实有这种状况，很多人写作只是为了某种目的某种需求，在写作中感受不到快感和乐趣，因为写作不是他的第一生命。 　　王：他们的快乐是在小说成功之后获得某种回报后产生的，而当社会存在着许多机会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他们可以当歌星当演员下海经商等。这同样可以实现他们的欲望。现在社会可以实现很多追求，这与我们当年从事文学创作时的背景、环境不同，当时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一种场景，80年代初，生活即充满希望又单调枯燥，所以有很多人走了文学创作这条小路。青年人都有一种浪漫的想法，做梦的年龄搞文学创作是顺理成章的事。许多人开始写作，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了很远，但当社会环境发生转变、变化时，能坚持写作就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他们的快感消失了。 　　张：在文坛上存在着另外一种作家，他们处境困难但仍然坚持写作，如当年的周克芹、路遥等。 　　王：农村的作家负担都比较重，他们承受的压力非常大，非常辛苦，这大概也是路遥这类作家早逝的一个原因。对现在的写作者而言，写作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张：在你的作品中，《纪实与虚构》被认为是你写作过程中一部大胆的结构实验性小说，它展示了一种老练的智慧和纯熟的写作技巧。在这部作品中，从情节推进和语言表达上只能欣赏成熟的理性和从概念出发的结构，就是说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灵气"，整体读起来比较沉闷，同以前的《小鲍庄》相比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你自己怎样认为? 　　王：什么叫灵气，这是一种无法确定含义的概念。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流水三十章》是我写的最难懂的一篇，看起来比较吃力，这部小说没有阅读的快感，可以说是我小说写作中的一个极端，实际上，这种极端是从《小鲍庄》开始的，文字的费解达到了极点。自从《流水三十章》之后包括《纪实与虚构》，越来越好读。我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没有多大变化，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渐进的变化。 　　张：现在文坛上女作家非常活跃，在写作上女性作家对语言的把握、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比男作家做得要好，而且特别轻松。 　　王：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在作家总也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张：现在许多作家纷纷转向专栏写作，写些散文随笔小品，有时候几个作家拟好一个话题，一块儿写一块儿发表，你自己写吗? 　　王：这是一种流行，约稿很多，但我不写。 　　张：80年代初以来的一群女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和现在的女作家不一样。如张洁的《方舟》，她不是靠历史、哲学或深思一个历史真实，而是从直觉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良知，对社会文学异化有一种排斥感，她力求深化自己，对社会表层有较强的排斥感，但现在走红的女作家与那代女作家相比是大不一样了，她们失去了一种姿态。 　　王：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有一个特点，非常明显，不仅仅是张洁等。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实小说"那一派。两性作家极其相似，他们的作品、理论不是文学很好的理想和表现目标。不过那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我觉得方方比"新写实"作家都要好。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写作能力很强，语言非常利落。这批作家的差别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同评论家的想法有关。 　　张：那你觉得评论家提出"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文化关怀"等口号的目的是什么呢? 　　王：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好的，大概是评论家觉得文体太寂寞太冷清，想制造一些文学运动推动文学的发展。但评论家的这种想法和归纳方法缺乏理论依据，是不科学的。 　　张：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的这些更为年轻的新生代作家? 　　王：他们的具体作品我看过一些，他们现在还没有定型，很难做出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代"的标准很难划分，不能仅仅以年龄为划分标准。 　　张：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作家的写作不能有太多人为的干扰因素，现在是作家一出点新东西，评论界马上就大造声势。以致一些作家本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正常发展，结果却受到负面影响，这种现象真令人担忧。 　　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母亲那一带人写作，是靠命令。而今天这代作家其实也有命令，而且这种命令比那代作家的命令还要强。如电视电影、广告、市场、消费、需求都制造着一种强迫症。文学本身也制造强迫症，如新潮、先锋的永远是吸引人的。现在的作家谁都不愿说自己的作品是传统的，其实好作品是不分前后、新潮传统的。 　　张：常看文学作品吗? 　　王：不是看得很多，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品写得特别好，蛮喜欢的，就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现在有位部队作家阎连科，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很好，有沉痛感，他写作很有感情。反观别的作家，大概是写多了，故事、文字、情节、语言、技巧、文体都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情。 　　张：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涌起一批女作家，但对于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批评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以前都是中性批评，照着社会一个大的方向进行批评，倒是现在几个女评论家的批评很不错。 　　王：对，季红真、戴锦华等人的批评都是很中肯很不错的。但可惜的是她们现在都转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了。 　　张：我个人感觉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理想新的生活模式、生产方式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新的能够符合环境、社会、时代的变化的秩序都还没有形成，可能这个时期女作家难以适应，人要有一种持久的激情，还是需要一种相互呼应的氛围，女作家们也许意识到，环境社会现实个人无法改变，这也许是她们创作缺乏热情激情的原因? 　　王：我想还有一个原因，社会生活也有假象，社会生活表面看起来很丰富，在现在一批年轻作家的笔下，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种都市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也许他们自己都迷惑了。从农村到都市的作家，有两个写得比较好，莫言和刘震云，但个人的风格本质完全不一样。莫言是不可调和的，农村和城市尖锐冲突的痛苦感永远无法调和。 　　张：这是不是和地域文化口号有关系呢?几年前上海一批学者提出"重建人文精神"，后来上海文学界就有两种提法："文化关怀"和"新市民小说"的出现；北京一批学者开会提出"后现代主义"，后来北京文学界又出现了"新体验小说"，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各种观点和提法，在这些提发确定以后，出现了一种为评论家而写作的现象。对这些作品，你怎么看? 　　王：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感觉他们"后现代"得不得了，这种现象是比较可悲的，第三世界文化都会出现类似现象，都是在向西方文化靠拢。 　　张：从世界背景来看，许多"新"的东西已变得非常缺乏价值，比如表现主义小说曾在日本国内轰动一时，但放到国际上看，与卡夫卡他们一比就看出那只不过是翻版是模仿品，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王：这很可悲，什么叫第三世界?就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那些强民族强国家侵略弱民族弱国家，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标准去消耗别人的民族文化，把他们的观念标准强加与人。 　　张：这也包含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关键在于他们帮你做了选择。 　　王：这种情况非常像台湾的70年代，他们的文学界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乡土派作家，当时我还不懂，最初看陈映真等人的作品不知他们的情绪为什么那么激烈。当时我只是从文学表面文学本身来看，到今天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种种类似景观，我突然明白了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 　　张：这是不是可以说台湾的文学发展可以成为我们大陆的一种参照? 　　王：对，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又无可奈何，连知识分子都随波逐流了。 　　张：陕西文坛这几年一直很热闹，作家出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也有一些评论家在为他们解释、奔走，这种地域文化风情小说的兴起，是不是也可以看做是讨好西方的方式? 　　王：我认为这种文化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迎和了强文化的需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的侵吞，这就是第三世界的处境，生产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被消耗。 　　张：在你的写作中，《流逝》被认为是分水岭，你自己怎样认为? 　　王：《流逝》这部小说是我12年前写的，我自己不这样看。 　　张：有种观点认为你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作家，但你的作品却不是很畅销，你怎样认为? 　　王：这是很自然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来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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