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智慧投入到写作中
	--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 　　在不久前闭幕的六次作代会上，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这是继５０年代陕西作家柯仲平之后，西部作家再次荣膺此职。面对着光荣与艰辛、名誉与责任，陈忠实这位刚硬的西部汉子，依然表现出一如往昔的平和、深邃。 　　记者：您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这对陕西乃至西部文学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盛大的荣耀，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荣耀？ 　　陈忠实：这应当是国家以及中国作协对西部的重视，对西部文学的艺术大关怀。这个荣誉对我也是莫大的鞭策。我由此首先想到作家的智慧这个老话题。作家的职业本能是写作，作家的全部智慧都应用于写作，而不是其他。人的智慧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开的过程，作家如果对自己负责的话，就应该把自己的文学智慧不断开发到最大的效益，就是力争写出最好的作品来。这是作家生命价值的全部意义所在。至于社会荣誉，这些都是因写作而带来的，写作的上目的本不是为了追求这些，而是为了展示作家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 　　记者：西部向来是中国文学的重镇，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请您就西部文学发展的历程及走向谈谈自己的看法。 　　陈忠实：解放至今５０多年，西部作家的创作在新文学中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就西北五省而言，解放以来出现过在全国都非常有影响的作家，领一代风骚的诗人闻捷，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甘肃也出过非常有实力的作家和剧作家。新时期以来，西部作家的作品也在当代作家中占重要位置，宁夏的张贤亮、陕西的路遥、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甘肃和新疆也出现过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尤其在近年间，西北又崛起一批青年作家，这更给人以希望，像宁夏的"三棵树"，刚刚荣获鲁迅文学奖，是继张贤亮之后极具实力的一个小说创作群体。西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这些作家各有其艺术特色，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人就是一片风景。正是这些不同个性的作家，组成了西部文学这个壮观的森林，文学发展本来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以个性而生存。 　　现在国家大力开发西部，西部人也劲头十足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西部作家而言，认识西部、理解西部，继而反映西部，这些都会对西部文学起促进作用。尤其令人感奋的，现在有一批３０至４０岁的青年作家已崭露头角，陕西、宁夏、青海都出来了一批，他们完全以自己的新的文学形态展示到了中国当代文坛上。 　　记者：在著名作家和陕西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之间，您更喜欢哪一种角色？今后，行政性事务是否会分割您大量的时间和空间？ 　　陈忠实：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我，承担了这个角色。就会努力尽到这个角色的责任，就得对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成长负一定的责任。我多年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今后还会何做这个工作。当下这个体制下的文学事业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工作，现在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我就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我会尽我的能力做好，尽量能够建设一个健康、活泼，有利于作家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成长的比较好的文坛气氛，这也是我工作的意义。 　　记者：世纪之交，文学已经在社会、经济等多元力量的浸淫之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大牌文学期刊也都在文本企划、视觉包装、关注指向等方面进行调整。您对文学期刊在新文化格局下的种种变革如何看待？ 　　陈忠实：全国的文学期刊，都在做着适应市场的调整，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包装，有的甚至改名。像《天津文学》改名为《青春阅读》，《湖南文学》改名为《母语》。《天津文学》原来发行千把册，改名后增至４０００册，《湖南文学》改名的效果却是每况愈下。这有些期刊把原来的版本换为超豪华版本，包装设计、版式设计都更精致、更新颖，这些都是促进刊物发行的措施。但是尽管这些刊物做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没有明显的订数的上升。我认为刊物最重要的在于抓到好作品，要促进刊物走出困境，加大发行量，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文学界还需要努力。坚守一种文学精神，保存一块文学园地，也是难能可贵的。 　　记者：不少作家和读者认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就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一生的生命价值，您是否也这样认为？今后，您在创作上有哪些新的设想？ 　　陈忠实：我不敢说《白鹿原》就是经典，它也需要经过历史、生活包括阅读历史的检验。只能说截至到现在，读者比较喜欢，这我当然也充分感受到了。我也从来没想过写这一部书就满足了，我还是要尽我的能力去写作品。我也从来不以为我写的这本书是一个高坎，我自己再也跨不过去。我这两年更多地写了一些散文，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多与少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形成体验后就把它写好。如果写滥、写没有多少内容的泛泛之作，这也是我所认为的对作家生命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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