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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地书写 |
作者：吕约
历史有多种多样的隐秘开端。但任何一个开端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赋予这卑微的开端以意义，统治者总要隆重地举行某种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书写者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历史要通过他的手，把开端的卑微记忆抹去，将一种宏大价值镌刻在事件上。也就是说，由于历史和权力的介入，书写这种反遗忘的行为，突然变成了遗忘的加速器。
所以，书写一开始就带有权力的印记。
不妨将书写活动的精神性内涵暂且搁置起来，把它看作人类诸多活动（如体力劳动、体育竞技、手工制作、工业生产等等）之一种。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许多更有趣的发现，比如，工具是怎样改变着人的。
对于这个问题，什克洛夫斯基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说：“工具不仅使人的手臂延长，而且还在人的身上获得延伸。”他举例说，“盲人的触觉延伸到他探路手杖的末端”，“机枪手和低音提琴手是他们手中工具的延伸”，“司机的变化与汽车马力的大小相应”；他还援引了《战争与和平》中一个生动的细节，描述一位胆小、不起眼的士兵图申是如何置身于他那门大炮所创造的幻觉之中的，“他把自己想像成一个体格魁梧、力大无比、双手举着炮弹向法国人掷去的伟男子。”最后，什克洛夫斯基干脆宣布：“物改变着人。”他还提醒我们：“人怎样对待物，物就怎样回敬人。”关于物是如何改变着人这个主题，罗兰·巴尔特的分析可谓不厌其烦。但令人不满的是，我们似乎很少看到他们对于书写工具与人的关系的描述。真正的原因是他们都死得太早了，死于个人书写的钢笔与打字机时代，而没能赶上书写的电脑时代。
工具与人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人创造了工具，利用了工具，其实，事情可能正好相反。工具一旦获得存在，便像人一样获得了自身的意识，它似乎不满足于单纯受支配的地位。在与人的争斗之中，谁能说它没有赢得自己的胜利？它使用了人，并改造了人的意识。刻刀与竹简；毛笔与丝帛类自然织物、呈现出纤维状的宣纸（对应的是西方的鹅毛笔与羊皮纸）；钢笔与平滑的现代纸张；电脑与磁盘——在书写工具的变迁里，隐藏着书写精神嬗变的惊人秘密。
【刻刀与竹简】
由于材料的不可浪费性、书写运动的艰难程度，对应的是一个以纪录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特征的书写时代。书写不是个人一时冲动作用下的结果；书写活动的真正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历史。这种书写，最为有效地运用历史理性，遏制、埋葬了书写者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
忠实于历史，是史官（太史）书写的最高道德准则。个人对于历史的抱怨和非议，只能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近似于一声微弱的嘀咕，只有精明的人才可能察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书写美学，与其说是对书写者个人智慧的奖赏，不如说是对这种智慧的规训和限制。左丘明，这个史官时代的英雄，其肉身形象是一个面目严峻的瞎子；司马迁则更为悲惨，由于他的与史官身份不符的过度膨胀的诗情，他被阉割了。这种肉身的阉割，指示的是权力、历史理性对于个人诗情的阉割。
可以说，刻刀与竹简标识了一个书写的镌刻时代。历史在这里镌刻着它权力的诗篇。字字千钧，一言九鼎，是镌刻时代书写的最高美学风格，也是历史的最高美学境界。在刀（权力）像笔一样诗意书写的年代，供人书写的笔就相应地转变为刀。在“刀笔吏”（指那些笔法如刀、令人畏惧的人）这个称呼里，“刀”、“笔”、“吏”这三个字奇妙地融为一体，不是一种修饰关系，而是一种互为诠释的并列关系。我们发现，书写的人终于变成了他手中的刀（“是匕首，是投枪”）。书写者对于历史、权力的体验，就是竹简对于刻刀的体验。刻刀一笔一笔地凿进、掏挖，在书写者的肉体上镌刻下它的痕迹和咒语。
【毛笔与丝帛、宣纸】
毛笔与丝帛、宣纸开创的是一个书写的浸染时代。当权力泛滥成一种无孔不入的文化形态之后，刻刀竹简的残酷书写就转化为一种毛笔宣纸的轻盈书写。墨迹对于丝帛、宣纸的浸染，就是“文化”对于个人意识的渗透和浸泡（如同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那样，“浸泡法”这种针对“癫狂”的治疗法，帮助文明、理性治疗驯化了大量“癫狂者”）。文化像墨水一样，极易渗透一切网状组织。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水”的力量。
进入毛笔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降临了。帝国的皇帝们在黄绢上题写圣旨。有责任感的士大夫们，忙于在他们散发出兽皮和檀香气味的书房里挑灯夜书，连篇累牍地对圣旨作出回应。将责任感埋在心里、假装喝酒的诗人们，哀怨地、孤愤地挥动笔墨，他们的手指经常进入一种痉挛状态。
就连农民的孩子也忙于在田间地头练习涂鸦，以图有朝一日进入权力的书写序列——然而，孩子们的理想经常受挫。要知道，毛笔这种工具及其背后的一整套书写法则，可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罗兰·巴尔特在参观了东方的文具店，领略了毛笔书写的神奇（对于西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神奇的书写更能吓住他们的了）之后，用一种穷孩子羡慕别人家的饼的语气说：“（毛笔）它有自己的一套动作，就像手指那样……毛笔能够滑动，拐弯，提起来……这种笔具有手的那种人体的、圆润的灵活性。”他由此抱怨，“我们（西方）的古老的钢笔却只知道滞涩和流畅，并且在纸上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在这位西方人的眼中，毛笔书写是一种多么诗意的书写啊，而这也正是我们最引以为荣的：中国艺术精神。诗化人生。
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罗兰·巴尔特的这个发现中，有一处关键性的错误。“这种笔具有手的那种人体的、圆润的灵活性”，在我看来，事情恰恰相反。没错，毛笔是柔软的，它的锋毫甚至比人的手指还柔软，对于纸张的触觉也比手指更为敏感——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练习过毛笔的人都知道，一旦你抓住一枝毛笔，准备在铺开的纸张上书写了，你的手就进入一种紧张的状态，手腕在打抖，手指也一下僵硬了，几乎不听使唤；整个小臂以下仿佛变成一根僵硬的棍子，而柔软的毛笔笔尖也仿佛变成了棍子的尖端，落在纸上的笔触好像是棍子的乱捅乱划，完全失去控制——怎么回事？是什么使得我如此笨拙？是什么吓住了我？
只有那些经过长期刻苦训练的人，才可能把握住这种书写，才不致于在这种书写工具面前丧失自信心。他们铺毫抽锋，收纵自如，变化无穷；他们手指轻捏，手腕轻轻颤动，多么富有弹性。仿佛有一股源源不断的气从他们体内涌出，被他们逼到笔端，在那里变成液体洒落。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这近似于一个秘密！
只有悉心揣摩中国书法的“美学思想”，才可能揭开这个秘密。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考察了毛笔书写三个重要方面：用笔，结构，章法。首先是用笔。“用笔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等区别”；光会用笔还远远不够，如果对于字的结构没有心得，就只会用“呆笔”。“字的结构，又称布白，因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空白处应当计算在一个字的造型内，空白要分布适当，和笔画具同等的艺术价值。”想想看，一个缺乏悟性的傻瓜，怎么能捕捉这种“飞白”呢？更别说章法了。章法是字的个体结构原则在一幅整篇中的扩张，宗氏援引张绅阐释王羲之《兰亭序》的话来说:“自‘永’字至‘文’字，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人不能也。”宗白华指出，《兰亭》“全篇中有十八个‘之’字，每个结体不同，神态各异，暗示着变化，却又贯穿和联系着全篇。”——多么深不可测的美学，对于那些心智和手腕一样笨拙的人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羞辱和打击！毛笔的法则，与阴谋（做人、玩弄权术）的法则惊人地相似；对这套法则的操练，类似于一种阴谋的操练。一个五岁的小孩，一旦开始接受启蒙，首先就要接受这种复杂书写的训练。正襟危坐，意沉丹田，悬肘，虚拳……为了使他颤抖的小手维持平衡，还要在拳头的虚口处放置一只装满水的小酒杯。小酒杯里的水如果洒出来了，他就要受到训戒。“欲下先上，欲右故左，欲提故挫……”他口里念念有词。如果他一下忘了，想下就下想右就右，他的手心就可能要受疼了。在他漫长的学习、受惩过程之中，他终于成熟了，终于克服了对他手中的毛笔的恐惧，消除了同它的对立，与它建立起一种默契的关系。他成功了，毛笔也成功了。他终于变成一杆毛笔，韬光养晦、进退有度、虚实相生地书写。毛笔顺着他的手臂延伸，一直占据了他的内心。
【金属笔与道林纸】
19世纪中期，西方用金属笔取代了鹅管笔。19世纪后期，钢笔传入中国。那些急于炫耀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像变戏法的那样溜进古老帝国的皇宫，像变戏法的那样，掏出各色各样古怪的小玩意。王室的孩子们一下子给迷住了（末代皇帝溥仪，一直把钢笔挂在胸前，带进了集中营）。
传教士为他们示范自来水笔的用法，还有光滑的道林纸。那些苦于练书的王室子弟们，兴奋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钢笔攻占了皇宫，攻占了贵族书房，攻占了大学……毛笔的帝国遭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震惊打击，仿佛一位自以为是的没落贵族，碰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街头市民。这次相遇，在毛笔的心中勾起一种夹杂着轻蔑与羡慕的混乱的情感反应。毛笔陷入了焦虑之中。
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钢笔对于鹅毛笔的冲击，就是平民精神对于贵族心态的冲击，实用主义对于唯美主义、形而上学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在强度上远远不如钢笔对于中国毛笔的冲击那么剧烈。在钢笔面前，西方惯于使用鹅毛笔的贵族，比中国使用毛笔的农民都更快地戒掉了旧习惯。
原因可能在于，钢笔与鹅毛笔（又称鹅管笔）之间的断裂，远远不如与中国毛笔的断裂那么大。鹅毛笔，这个名字总是引起我们的误解，以为它跟我们的毛笔差不多，是用鹅毛来书写的：其实，它的笔尖是坚硬的鹅管，鹅毛只不过是飘拂其上的一种装饰品罢了。钢笔对于鹅毛笔的改进，更多的是一种吸水技术上的改进（顺便扯下了那根华而不实的羽毛），而不导致书写法则上的颠覆。
对于我们的毛笔来说，钢笔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颠覆。首先是书写的外部条件的改变。钢笔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抽出来使用，随便把纸垫在哪儿都可以书写；也就是说，它对于书写的外部条件并不特别讲究，也不对人的书写姿势提出必然的要求。而毛笔则苛刻得多，笔、墨、纸、砚这一整套书写材料不利于随身携带，而且，这种书写要求的是一间书房（最低限度是一张书桌）。灵活、方便、亲切，钢笔以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的优越性诱惑着毛笔，同时又引起了它的不适。相应地，书写的姿势也受到巨大的冲击。那种像练武一样拉开阵势、吐纳收纵的姿势，显得多余。钢笔更欢迎一种朴素、随意、直接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毛笔苦心经营的一套复杂书写法则，几乎遭到了破产的命运。除了那些用毛笔的心态运用钢笔、故意地为自己的书写制造许多障碍的人（“书家风范”的追求者），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在钢笔面前，感到多少规则和程式的压制。
钢笔在光滑的纸上轻快地前进，将我们带入一个书写的滑动时代，或者就叫做书写的实用主义时代。滑动带来了速度，带来了效率，大大拓宽了书写的现实空间。在那些细密的表格、文件、现代合同（区别于毛笔郑重签署的地契、房契之类的农业文明的“契约”）的空白处，钢笔如鱼得水般轻快地移动，找到了它最合适的文本载体。而一个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气息（与电脑所创造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不同）的年代，也在钢笔里找到了它表现速度的最佳形式。与电脑相比，这是一种有分寸的速度，既自由，又表现出节制。
遗憾的是，钢笔的这种令人愉快的理性、民主精神，在我们的毛笔国度其实并未受到真正的礼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年代。在那个年代，有谁在耐心地使用钢笔呢？就连小学生都不理睬它了。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的毛笔，转瞬复辟了。
奇特的是，毛笔这种素来追求“虚静涵养”的工具，突然陷入了一种与其本性相悖的狂热状态，仿佛一位修心养性的君子，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毛笔书写的大字报攻占了街头屋角，陷入暴力谵妄状态的文字符号，与漂亮迷人的毛笔书法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那些毛笔练得好的人成了英雄。整个国家似乎在开展一次毛笔书法竞赛。在一个狂欢的年代，书写同暴力一起，变成一种不需要任何条件的即兴诗。这种“即兴诗”还有一个最极端的变体，就是咬破手指，直接用血书写。这种书写行为，要么是直接宣示暴力，要么是通过宣示“以暴抗暴”来摹仿暴力。它把珍贵的血变成供人任意挥洒的墨水，在这一点上，正与暴力的逻辑相同。
20世纪末叶的中国，电脑对于钢笔的冲击，其实就是钢笔对于毛笔的冲击的延伸。或者不如说，电脑自以为是在冲击着钢笔，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冲击着毛笔心态。许多年纪大的人，还在用握毛笔的方式握着钢笔，毛笔心态还试图左右钢笔；有人甚至发明了一种介于毛笔与钢笔之间的书写工具：橡皮笔尖的自来水笔，接着又有人将钢笔尖敲弯，美其名曰“书法笔”。就在人们绞尽脑汁地为毛笔招魂的时候，电脑出现了。在这讽刺性的巨大打击面前，书写的真正断裂开始了。恐怕只有到了未来新的工具冲击电脑的时代，我们才能看清，这次断裂到底制造了怎样的景观。
书写方式的断裂，仿佛是对书写精神断裂的摹仿。“断裂”地带永远笼罩着一种暧昧性，任何一种清晰的判断，在这里都面临失效。
【电脑与磁盘】
在人类的和我个人的电脑时代，我仿佛一只老鼠，一会儿用痉挛的爪子在键盘上狂奔一阵，一会儿停下来，在我幽暗的洞穴里灵魂出窍。每逢这样的时刻，我的电脑就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似乎充满了怜悯。它仿佛一道理性的目光，提醒我：算了吧，还是回到我广阔的键盘上来吧——别让你的手指变僵了！
电脑将我躯体触觉的末端——手指，带入快乐的舞蹈；将我的视觉系统，带入在纷繁图像簇拥下的快乐舞蹈。电脑似乎将我的书写引入一个梦幻的空间。然而，这个梦幻空间的真正主人，并非通常意义上“梦幻”的源泉——个人激情和诗意想像，而是理性（我们时代最大的英雄），以数码、编程技术展示出来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一个用电脑用得入迷的书写者，他以为是自己在使用电脑，其实是电脑在使用他；他以为是自己在向电脑发布命令，其实，他只不过是在那些早已编好的命令之中作出选择而已。他的命运可能是：最后，他的肉体变成了电脑的一个零件，而他的大脑则变成一套电脑编程。
如果说，操持刻刀、毛笔之类书写工具的手，真正的主人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历史与权力、文化与暴力，那么，电脑时代的书写，就是理性之手的书写。并且，正如历史、权力经常变成一种类似于“诗意”的书写一样，理性（科技、工具、实用理性）也正在创造它自身的诗意书写。
在我幽暗的洞穴里，在想像之中，我不知疲倦地搬弄着那些各具魔力的书写工具。我抓住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就像抓住火星人的玩具。我与它们欢乐地私语，却召来了世世代代死于书写的幽灵。
书写，这个伤感的名词，这个欢乐的动词，拽住了我，将我拖进它所编织的暗影幽灵的序列……“书写”的欲望——混合着记忆的焦虑、遗忘的幸福——似乎为我带来一种受虐般的快感。唯一的言辞，就是欢乐而绝望的魔鬼的言辞：写，残酷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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