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阅读和流泪
	作者：老酷 　　--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读后 　　对于时下的文坛，我很少说三道四，因为可资认真发言的文本、文人和现象一直凤毛鳞角，而发言如果失去了认真的态度，倒不如不说。前几年我难得地放下了一惯超然物外的冷漠，热情洋溢地对几位写作者（我一直不认为中国出现过我所理想的那种"作家"，大家都是写作者）发了几回言。虽然当时力求客观和理性，但事后看来，当时的发言都存在着激情压倒理性的硬伤。也许是由于评论对象的激情感染了比较情绪化的我，凭着一腔热血，我发挥、演绎了自己对他们不无偏颇和放大的理解，写下自己理解的同时，我更多地夹带了自己对于他们的期待，这种期待还以夸大其词的预言形式表现出来，我期望他们成为我的某种理想的承担者，期待他们成为我真正意义上的同道。既然出发点本身就有偏差，那么他们后来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背离我的期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当他们在我所不希望和不喜欢的道路上昂首阔步时，我也只好恢复到过去的沉默中去，这沉默里，还多了些尴尬。 　　但在我做过解读尝试的几位写作者里，摩罗的性情和文字却仍然能让我感到欣喜和言说的冲动，除了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和兄长，我有些私心以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恐怕还是由于他的早年经历和非人体验跟我极为相似，而相似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又会滋生出些相似的希望与幻灭来。在希望与幻灭交替蹂躏下的写作，是最能逼近生命本质的写作，它不同于民族主义的帮忙式写作，试图用"中国人"取代"人"；也有别于自由主义者的帮闲式写作，用"美国人"来取代"人"。它每一篇每一句所关心的，都是人本身，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的良知，人的血性和人的道义，这个"人"，既不是大写的，也不是小写的，既不肯就范于中国思维定势的强奸，也不愿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诱奸。在这个意义上，摩罗还仍然承担着我对于中国写作者的某些期待。 　　在《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出版三年之后，摩罗一下子把《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和《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两本新著摆在了读者面前。以一个新的我来解读一个新的摩罗，感受自然也是新的。跟前两本书相比，后者所表达的思想和语言风格都有诸多变化。但这些变化跟过去是一脉相承的，许多写作者都容易出现的精神断裂和人格断裂，在摩罗身上没有出现，在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和假说时，摩罗原来的一些观点得到了深化、补充和细化。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真"、"善"、"美"三个维度上不断的追求者、发现者、开掘者和创造者，"真"是文学的写实功能，接近于新闻和历史，它强调的是现实关怀；"善"是文学的悲悯、抚慰、祈祷、宽容和超度职能，接近于宗教，它强调的是终极关怀；"美"则是文学的审美职能，它是诗意和艺术，强调的是审美关怀。在"美"这里，"真"与"善"得到了完全的渗透和融合。文学创作如此，文学批评亦应如此。 　　这些本是勿庸多谈的常识，然而在中国各种文体的写作者身上，"真"、"善"、"美"却是支离破碎的。中国写作者二十多年来所提供的绝大多数创作和批评文本里，最最缺乏的就是直面现实的"真"，对于暗无天日的历史与现实，他们要么指鹿为马，要么断章取义，要么王顾左右，历史上几乎天天发生、甚至当代仍在不断重演的种种暴力、愚昧、血腥、邪恶的惨剧、悲剧、闹剧，在他们笔下不是被过滤掉就是被掩盖住了。寄居于体制内部和学院深处的写作者们连最起码的"真"都远未达到，他们掌握着更为圆熟的文字和话语权力，然而他们的文字却未能发挥一些新闻记者甚至普通民众所能发挥出的写实功效。跟他们相比，后者更接近于真正的写作者，因为他们的文字行使了文学的写实功能。 　　在人文意识深入人心的法制国家和时代，文学是大可不必像新闻一样把真实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作家也没必要冲出象牙塔去跟记者抢饭吃。然而中国所处的现实状况却使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写作者先验的宿命，由于意识形态和"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文化的双重压抑，真正的新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当代包括新闻、文学、学术在内的多数文字、准文字都缺乏对于人、对于底层的最起码的现实关怀，甚至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这些写作者们都没能真正去追记下来。 　　在这样的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社会良知的角色无可推卸地落到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者身上，因为他们拥有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至少是心理空间）。他们可以不谴责，但他们不能不呈现。可惜的是，对此使命，中国的文人和学人绝大多数都做了策略地回避。共产运动血雨腥风雨，"十年文革"惨绝人寰，"八九民运"血迹斑斑，当今腐败的制度化和公开化，生死线上民众的绝望悲号……这一切在他们笔下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再现和表现。所不同的是，有些写作者回避得高明一些，有些写作者回避得笨拙一些，有的视而不见，有的睁一眼闭一眼。 　　对于这种种回避，摩罗的批判是特别尖锐的，他的态度也是特别大胆的。他自觉地行走在求"真"的道路上，出于对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的愤怒，他石破天惊地写出了"我们都是非人"和"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两个命题。严格说来，这两个命题跟鲁迅提出的"吃人"一样，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创见性。然而相对于这个最后的人文精神都已经消亡的时代来说，这些提法却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摩罗十多年前就已基本形成的"非人"和"耻辱"理念，都是中国文学界所无法回避的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我们跟"真"隔得过于遥远，而面对血的真实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又过于脆弱，只有在非人的境遇中咀嚼耻辱、反刍耻辱，我们才有可能认知"真"，表现"真"。 　　是不是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地追求"真"，并在相当深的层次上达到了"真"，在文本中呈现和还原了"真"以后，一个写作者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显然不是，因为这种"真"仅仅是行使了文学最基本的写实功能，还未触及它更高级的悲悯、抚慰、宽容、祈祷和超度功能，未触及它爱的功能。一个写作者的文字里没有"真"，诚然很可悲，但是如果他的文字里仅仅拥有"真"，却也仍然很可怜，因为他没有比现实站得更高、做得更多。作为创作主体而言，做到这些也仅仅是做了一个现实和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对于批评主体而言，做到这些也仅仅是做了一个现实和历史的抗议者和批判者。这种"真"如果不接受"善"的引导，最终很可能走向反面。五四时期一些求"真"的写作者未能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高度，就是因为面对"真"的时候，没有更多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最后走向了虚无和暴力。以一个人而不是以一个阶级的心理去读他们的文字，会时不时地发现，他们虽然不乏直面人生的大勇气，却少了些悲天悯人的大胸怀。他们的文字击碎了人们对于现实微茫的幻想，却没有给人们指出突破黑暗的方向，甚至连突破的可能性都未指出来。他们的文字让人疼痛，让人感慨，让人愤怒，让人深思，然而在发泄的短暂快感消失之后，读者却又落入了巨大的无物之阵。 　　而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基督教精神中吸取了营养的雨果、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则不同，大用笔无情地揭露悲惨肮脏现实的同时，他们也给了人们希望，这希望虽然仍然渺茫，但毕竟把我们引领到了比"真"更高的"善"的层次上，我们因为发现了这些作家的"善"，从而激发了自己的"善"。于是我们在血淋淋的悲剧之中，仍然能感受到"善"所带来的流泪的愉悦，我们身上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被唤醒了。即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绝望，但是只要发现这些"善"存在于某一本书里，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有继续活下去、爱下去的勇气，我们可以用这一点点善的火种点燃自己，照亮孤独的生命。 　　以"善"为标尺，我们可以苛求卡夫卡、苛求马尔克斯、苛求加缪、苛求西方的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可以苛求鲁迅。他们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为我们提供了"真"。然而，登上"真"的山巅之后，我们还要仰望天空，等待日出，感受八面来风，要不然，"真"就只是一个空气稀薄、进退维谷的高寒之地了。对于这种"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摩罗是有过切肤之痛的。当他在文字中尤其是在精神上达到了"真"以后，迷茫是难免的，而为迷茫而迷茫却又不是最后的出路，于是他在寻找着拨开迷茫的可能性。从"真"的沉重与压抑中，他突围了出来，从对于国人乃至人本身的现实关怀，转向了对于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他走出了在《耻辱者手记》中得到极好表述并在《自由的歌谣》中仍有些余波未息的激愤中走了出来，他发现除了对抗黑暗之外，还可以超越黑暗、悲悯黑暗、照亮黑暗。"善"的力量在他心中复活了。 　　在《因幸福而哭》和《不死的火焰》两本书中，以往义无反顾的激愤淡化了，诚然在处处压抑的环境中，激愤可以给我们一些阅读的快感，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而言，这种快感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在这两本书里，更能打动人的是那种含情脉脉的温柔，在《把敌人变成人》、《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让温情点亮男人形象》等篇什中，愤怒的指控变成了舒缓的叙述，如果前者给我们带来的是山崩地裂的震撼，那么这种叙述带给我们的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更让人欣喜的是，摩罗把"善"与"真"处理得非常谐调。在"真"的层面上，摩罗是一个精神战士，然而在"善"的层面上，摩罗却更接近于一个微笑着的神职人员，在微笑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轻轻的叹息："一颗纯净的心需要另一颗纯净的心的相互映照，一颗黑暗的心更需要一颗纯净的心的照耀与沐浴。或者因幸福而宁静，或者因幸福而哭泣。"如果说《耻辱者手记》像刮骨疗毒一样让我们流血的话，《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则让我们像听到了久违的鼓励和安慰一样情不自禁地流泪，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心灵并没有完全硬化，成为结石。 　　由于国人对现实洞察力的普遍缺失，写作者大都离"真"较远；由于国人对于爱的感悟力的丧失，写作者们所能提供的文本普遍"乏善可陈"。摩罗分析了当代文学所存在着的种种缺陷，并指出了超越这些缺陷的可能性： 　　"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 　　从现实关怀的"真"入手，在终极关怀的"善"上落脚，这是摩罗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主要标志。这让我感到欣慰之余却又生出些小小的不满，无论求"真"的写作，还是向"善"的写作，都还只是人文-社会学范畴的写作，离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和艺术都还有距离。 　　我们可以期待摩罗在创作和批评上将"真"、"善"、"美"天衣无缝圆润地融合在一起。这样说，也许仍然是个苛求，然而当更多的写作者还在体制话语的束缚中吃力地向"真"与"善"爬行，或者绕开"真"与"善"飞快地向"美"逃遁，可资苛求的写作者少之又少的时候，我只能将这些苛求强加在少数到达了"真"、并已经在"善"的道路上前进了很久的跋涉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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