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
	作者：赵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文化的内涵扩大到了日常平庸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因而也就有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乃至商业文化等说法。文化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语世界都大有成为显学的势头。当下日趋时尚的文化研究越来越侧重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解读。约翰·费斯克写于80年代后期的《理解大众文化》就是这样一本文化研究著作。 　　费斯克在今天已经成为这一类文化研究的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者。他曾在一系列独自撰写或与人合作的著作中反复阐述和表白自己的观点，其中《理解大众文化》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一方面，他口头上认可资本作为支配力量的存在，同时却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消费者和受众的所谓创造性的反抗和颠覆活动上。费氏宣称他的文化研究是乐观的，因为它在人们琐碎的日常消费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性，他因而也从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这样一种学理态度，被费氏策略性地称为"乐观的怀疑主义"。可是，读者应该不难看出，在这里盲目乐观是真的，怀疑则是假的。 　　费氏正是本着这种即便真诚也是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去解读流行文化现象的。穿美国西部牛仔装、观看娱乐性电视节目、阅读耸人听闻的小报、在商场里小偷小摸以及参与打架斗殴等，都可以被解释成社会中无权者向统治者进行的文化游击战的一部分。游击战士们在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时表现出的机敏狡黠、自鸣得意在费氏娴熟的笔下当然也是栩栩如生。两个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利用仅仅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去尽情尽兴地浏览高档成衣专卖店，将店里的衣服随心所欲地试来试去，却没有任何购买的意思。她们在镜子里和对方的眼睛里享受了自己"窃来"的动人形象，而后换了衣服从容而去。依照费氏的阐释，她们如此这般共同颠覆了店主和厂家赚钱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过内部摆设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等于在说，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的商品，那么，就请消费它的形象和影子。镜子里的烧饼也可以充饥！ 　　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因此，社会和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 　　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就费氏企图认识大众文化而言，其关键错误在于他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将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行使的选择权被当成同一回事，而无视商品的选择需要购买力支撑这一最简单的事实。"买不起的人"在费氏的解读体系中就成了"选择不买的人"，而且这些人仍然能享受到选择的快乐。如此这般的抵制、反抗和放弃在一些文化研究者眼里，就成了进步的亚文化的组成部分。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在这种理论诠释中彻底脱节，这恰恰是符号解读替代社会分析的结果。当然，符号学分析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向我们揭示了所谓能指和所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任意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社会里，这种关系往往已经或多或少被规定下来了，这种约定俗成相对稳定，迫使多数人墨守成规。因此，符号学可以为分析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一种工具，但它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分析，更不能对文化和社会现象提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诠释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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