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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文学秩序建构 |
——关于五四新文学的资源与机制分析
作者：曾四海
近代到现代，对于文学来说，可以看作是一个转型过程。它在这个过程中的发展，由于涉及到诸多方面所谓的现代性转换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资源重构非常复杂。而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学整体秩序(包括文学语言、理论、思想基础、传播、生产等方面的规定)能够在当时的复杂语境中取得明显的优势，并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地位，确实是耐人寻味的。新文学秩序建构，文学革命是关键性的事件，它直接关系到转型期资源以强力构建的特殊机制。但同时，即使是在资源重构被纳入到价值化机制的特殊情况下，却仍然包含了重构的诸种可能性、发展上的消长、以及文学发展的延续性（也即近代到现代的文学承接）等诸多问题。就秩序建构本身而言，转型期思想资源的重构应该是我们思考的关键。
这篇文字试图通过对转型期资源重构的诸种可能性分析，构建出当时文学发展的具体语境，并希望在对资源重构发展和制度性因素的分析中，找到新文学秩序建构（以文学革命为契机的一系列事件）的独特机制和其中的利弊得失。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所谓资源重构，是指社会思想转型中，在面临所谓的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文学资源自身的调适和变化，主要指各种文学主张的提倡。而制度性因素，主要指公共领域的促进作用，包括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学会和新的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等传播媒介的出现及其意义。
资源重构的诸种可能性及其集中表现
近年来，对五四社会思想转型的研究都比较地关注更深层次的合法性危机或者是认同危机问题。传统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朝廷、社会与儒教思想体系紧密结合的"一体化结构"，近代以来，在内外的作用下，与此结构相关的因素都开始出现严重的危机，但最集中而又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取向危机"。张灏说："普世王权的崩溃不仅代表政治秩序的崩溃，也象征着基本宇宙观受到震荡而动摇。重要的是：在转型时代，与这基本的宇宙观一向绾合在一起的一些儒家基本价值也在受到侵蚀而逐渐解体。"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的动摇，影响到了人的基本的文化取向的失落与焦虑，这是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合法性的论证资源，也即知识资源，它的重构的旨趣偏差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的转型过程就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也是我们考察资源重构的切入点。
中国文学尽管历朝都有一些创新的变迁，但总体上的儒家正统文学观的主体地位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实质就是文学系统中，充当知识论据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承载了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各种文本。儒家正统文学观是文学秩序的合法性论证的主要依据。当然，这里说的儒家正统文学观是一个概括的说法。简单一点来说，是指建构在"文以载道"基础之上的关于文学的一个基本预设，如中和之美，语言的典籍规范，以"征实"为文学的基本特征，排斥虚构、想象的作品，如小说、戏曲等。晚清到民国初期，桐城派是主要的文学派别，它们的很多观点都是遵循着儒家正统文学秩序而来的。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和词章，它以义法为中心的文学预设有古文经学的痕迹。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之有物'也；法即《易》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律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认为文应"躬蹈仁义"，也即躬行儒家之道。与此相似的，姚鼐也说，"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才合，则为文之至也。"这个思路，是典型的用传统资源作为知识依据的作法，表明了儒家正统文艺观作为知识资源的正当性。儒家正统文学资源是传统文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这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桐城派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儒家正统文学观的代表，在近代的延续过程被胡适戏称为："古文在那四五十年中作最后的挣扎的一段历史。"这个过程主要以曾国藩和吴汝伦为代表的古文理论，严复和林纾承其而来的翻译。曾国藩把"孔孟--程朱道统--唐宋八大家--桐城变统"接过来，加以演绎，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推崇宋儒，文学观是"明体达用"。他的思路是以儒家正统作为自己的知识资源，他的演绎，使桐城派古文在晚清出现了中兴的现象，影响极大。及至魏源、林纾的翻译，在文风上也多延用经曾国藩肃清过的古文。虽然，魏源等人的翻译在更深的层面上来说，是在传播新思想，但就文学而言，论证的依据并没有变。这种利用资源的作法，由于承接了儒家文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滞后性特征，在晚清民初具有较大的影响。胡适说："古文应用的方面当然比任何过去时期更多更宽广了"。周作人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甚至于说："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陈独秀、梁任公等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固守儒家正统文学观念，不触动其作为知识资源的主导地位，是文学资源在近代重构的一种主要形式。
随着中西进一步的冲突与融合，文学资源重构方面出现了另一个比较明显的思路，也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三界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倡导革命的主张。诗界革命，最初是改良派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前期，由于革命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为改革服务的倾向，1902年后，转为改良主义运动。梁启超所提的"诗界革命"，前后的区别主要以《汗漫录》和《释革》为表征。在《汗漫录》中，梁认为"欲为诗界之哥仑布，阿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里主要强调内容（新意境、新语句）的革新，而非形式（旧风格）。当然，内容又往往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相连，是为政治改革服务的。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里要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主张以"身之所为，及胸中之所怀，政治之议论"来"寄之于小说"。都和这种倾向有关。在１９０２年写的《释革》中，梁提出"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辞为革命，是又满政府变法维新之类，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明白标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标准，这是梁启超害怕当时激进暴力革命对文化可能有的破坏而作的一个修正。试图借用西文"revolution"意义上和平、渐进的方式对文化进行改良。这种转变，使前此不被他看好的黄遵宪的诗作，如《出军歌》重新浮现出来，作为新的原则，显示了整个"诗界革命"在旧形式上建构的可能。
关于这种改革的思路，一般地认为是以西学资源作为理据。自严复在《天演论》中首先介绍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等观念以来，它们便和中国的改革思潮紧密地联系起来，感慨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采取的应变举措都和对这些观念的接受与认同有关。黄遵宪和梁启超倡导的"三界革命"自然受到了这个观念的深刻影响。梁启超就曾认为文学的发展"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但也要看到，改良主义者借鉴西学资源作为依据的趋势是过滤了的，西学资源服从于更高意义上的传统的结构、知识功能。进化论等观念还无法支撑起文学在体裁、观念、功能、工具、内涵、应用等方面的建构，以"欧洲之意境入诗"明确的表达就是"用新的欧洲的意境入旧体的诗"，旧体诗的存在意义并没有受到挑战，只是认为在意境上需要改革。梁启超也正是在害怕激进革命对原有文化适成太大冲击的担忧而力倡"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他在《释革》中对"革命"的重新定义，实际上也就是申明他所倡的"三界革命"，是指事物的"变革"，也即渐进的方式。他有依托传统资源的良苦用心，而这种思路也一定程度上和后来胡适的作法有同谋性。对传统的文学资源作为知识依据的意义基本上取调适的态度。
晚清出现的诸子学复兴的局面是资源重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时，西学的介入和思想的革新凸显了诸子学的价值，具有知识建构意义的诸子学兴起，并广泛地渗透于学术研究。知识者对先秦的诸子的认识、评价都已较之前人发生了很大变化，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重视发掘非儒学派的思想价值，批判正统儒学及文化专制主义，提倡"古学复兴"。这里面有较为复杂的区分，比如梁启超和严复是从启蒙的意义上来说的，而章太炎、刘师培更偏向于"国粹"主义，但复兴古学并把其作为知识资源的用心却是一致的。邓实曾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章太炎在这之后一年撰写的《革命之道德》中说："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意思非常清晰，他们企图通过复兴诸子学来拯救"亡国灭种"的危机，这是古学复兴的一个基本指向。
就文学而言，对魏晋文学的重新发掘是复兴古学的主要方面。章太炎说："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主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取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章氏论文，扬弃了礼乐刑正、文德之操，在文章的修辞、持论、结构、音节、风格各方面，都推魏晋的文章。他在《自述学术次第》里，强调了自己扬弃秦汉、唐宋大家、桐城派以及曾经心仪的六朝骈文，最后"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并"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他的《訄书》、《国故论衡》在文辞上对魏晋文都有借鉴。他又是朴学家，周振甫说太炎文章论的一个特色，是站在朴学家的立场上来发论的。"朴学重实证，所以轻视吴蜀六士欧阳三苏曾王的文章，……朴学家立论，除了搜罗证据外，还注意综合分析的研究，所以批评汉代的议论文，对于名理方面的修养还嫌不够，又因站在朴学家的立场，故主张用书志疏证体来应用到各种文体上去。"章氏否定汉唐，批评"奥折奔放"的文笔，不满于桐城承唐宋八大家而来的文章，是把魏晋文学作为知识资源。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着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术，谓之文学"，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桐城所说的"文以载道"就会发现，这里面不仅是定义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价值取向的偏差，儒家正统文学自唐宋明清以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担当资源建构和合法论证的功能，章氏凸显魏晋文，实际上也就是凸显它作为合法性论证的功能，希望在非正统的传统文学资源中，挖掘出适应新变的知识资源。这个用心，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刘师培，邓实都有此主张，并影响到后学。黄侃、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对这种思路进行阐述和应用，并从正反两面影响到新文学的建构。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近代以来文学资源在合法性危机下对自身进行调适、重构的三种形态。进一步地研究会发现，首先，儒家正统文学主导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知识资源的担当打破了单一的局面。借助西学对传统进行调适、拓展非正统的传统资源，使资源重构出现了蓬勃的生机，为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其次，虽然资源重构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式，但传统的资源担当合法性依据的事实依然存在，改良派和"古学复兴"派的做法，标示了资源本身的巨大变化，但仍没有溢出传统（以非正统为主）结构和其作为知识论证的功能。这和以文学革命为基本契机的新文学的秩序建构，通过变更合法性论证资源来达到确立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旨趣的差别才更可看出新秩序的本质。
新文学秩序的建构机制及其意义
资源的重构以及辛亥后资源的集中变化已经显示了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且，资源的延续性同样会使事件的发展变得复杂化，但新秩序依赖文学革命事件，在和已有资源的冲突中迅速地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个变化是非同小可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出，纯粹的资源建设是不足以使事态的发展出现这么大的转机，一定有更为深层的原因支撑。
新秩序建立的环境养成有赖制度性媒介和社群媒介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是其集中发展的平台。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后改为北京大学，严复、马相伯、胡仁源、蔡元培分别担任过校长。大致上说，民初后，主持者多为开明学者，有较大规模的整顿、改革使其趋向于近代式的大学，这个过程使官学、传统的儒学逐渐解体，更多的思想资源开始进入，并发生冲突，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派之争。清末，先后主持教习的是吴汝伦、张筱成，严复是译书局总办，林纾是副总办。严复早年受业于桐城门下，又与吴汝伦关系密切，他的译笔直承了桐城文风。林纾也与桐城有不薄的交情。当时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汪凤藻、马其昶等都是桐城派的嫡传。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桐城派的文风主宰了北大，儒家正统的文学资源仍然具有一些较为稳固的基础。1912年，何僪时、胡仁源先后担任北大校长，他们都是浙江人，不满桐城势力，有意改变桐城一统的局面，聘了黄侃、沈兼士、钱玄同等章太炎的弟子入校。章门弟子所讲的朴学和魏晋文学，重实证、重本源，批判性地回击了桐城所宗的唐宋文的空疏和不切实际。这股力量的进来，很快就分化了桐城派的势力，扭转了桐城文风独占的局面，并逐渐在事实上占据并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事件的变化太快了，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校长，他一向以"兼容并包"和"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作为自己的用人原则。以办《新青年》而闻名的陈独秀，提倡文学改革的胡适以及一大批的新派学者都进入该校，北大文科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资源分化。
新派知识者被延揽入校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按照张灏的说法，现代知识阶层多半脱离了乡土社会，依靠报刊杂志、学校学会等制度媒介而生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有较多的游移、暧昧性和矛盾性，但同时又由于与传播媒介的密切关系而对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力。陈独秀等《新青年》知识群体，胡适等欧美留学人员对传统文化作为知识资源的可能性基本持否定的态度，章清说："五四时期，无论新知识份子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肯定，但坚持认为传统不再能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的合理性判据，这无疑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钜变。"传统被进一步地抽象化，只在学术资源方面具有引述的可能性。具体到学派之争上，新知识者与章氏弟子虽然在表面上能相处一校，但却立即促成章门弟子的分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很快就转向了新文学的阵营，使文学革命得以更为广泛地发展。
"革命"一词，最早是武王伐纣的一个典故用语，《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疏："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辞海）"革命"在源流上多指政治意义的急进的变革。到了近代，经由日语的翻译，包含西方revolution（改良、更新）的意义与之碰撞，形成了不同的使用情况。陈建华说："中国革命话语突破其传统语境而进入世界革命的洪流，开启了革命话语本土性和现代性之间相斥相成的历史壮剧的序幕。"而它与文学的接触则有赖于梁启超的使用。梁氏提出"诗界革命"，这样的搭配，已包含新的语法结构，指"一般意义的变革"，而且含有"进化色彩的历史命令"规避政治革命而启动思想革命，更多地蕴含和平改良的理想，是近代"革命"在文学上使用的一个新用法。
胡适一开始并没有很刻意地提"文学革命"，到了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即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时，警惕地用了"文学改良"。他自己说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文学革命'的旗子"。在胡适和梅光迪等人讨论的时候，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常常是并提的，并不是很在意在它们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梅光迪1916年7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改革"和"革命"是同样的意思。又如叔永在7月24日的信中说："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用法与此类似，同时也与梁启超意义上的用法相似。胡适他们的分歧的焦点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革，胡适说："梅任诸君都赞成'文学革命'，他们都'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他们赞成文学革命，只是一种空荡荡的目的，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下手的途径。"胡适自己是在演进的意思上来界定"革命"的，"革命潮流即天演进之道，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但当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1917、2）上提出《文学革命论》时，这里面的旨意开始发生变化。"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在他这里，"革命"是"革故更新"，文学革命也即"明目张胆地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他甚至鲜明地指"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居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陈独秀和胡适的提法显然从本质上来说是异大于同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陈独秀这里才具有制度方面的意义。胡适曾多次指出过这种差别，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1932年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接地提到了陈独秀作为革命家对整个事件的影响，"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明显的，陈氏所凸显的政治伦理意味使事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文学改革运动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讨论，并引起反对者的意见。
我们知道，中国独有的儒教依附于皇权的结构使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次序迥异于西方的先启蒙后革命的次序。只有在辛亥这样激烈的政治革命之后，从实质上瓦解了皇权（清廷）在"一体化结构"中的主导性作用，思想上的改革才能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和它之后的思想的急剧变化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同一运动的两个方面。陈万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不仅不是辛亥革命之外的力量，而应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由于普遍地对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的失落，先期的革命者在这个时候都积极地转向于思想启蒙。《新青年》知识群的出现无疑是这个变化的代表，并在改革的导向上大致形成了趋向于反传统的思潮。清末民初，这个反传统思潮主要以历代以来知识的权威--儒教，作为批判目标，形成了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范式来促进政治社会改革的基本预设，在知识资源上，传统逐渐被抽象化，失去作为社会合法性论据的功能，西学资源开始大量地充当社会论证的理据。这种反传统的思潮，讨论的范围也较为宽广。通过对这时候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检索可以看出，《青年杂志》的一到六号，讨论的多是青年教育、教育方针、人生目的、国体问题；《新青年》二卷六号以前，集中于反孔反儒、宪法与孔教、政治伦理等问题。文学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突出，这在量上就可以看出。而且，即使讨论文学，也多是翻译，《新青年》在文学方面只是翻译了"屠尔格涅夫"、"王尔德"等人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和理论方面的言论几乎没有。据阿英的统计，1875-1919年间，翻译小说多达600多种，而且翻译小说在开启民智方面的用心是比较明显的。基本是可以断定，反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是这一阶段的中心。
就文学革命而言，首先，陈独秀是从政治伦理上来使用"革命"这个词的，包含强烈的"欲革新政治"的企图。再次，由于思想革命居于主导地位，陈自己也不是文学家，不可能单单会对纯粹的文学更感兴趣，实际上他是把文学革命纳入了思想革命的运作。
林立伟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白话文运动的起来作过分析。他通过对《新青年》杂志翻译的计量研究，发现：文学类翻译第四卷后开始下滑，九卷后达到低谷，而政治、社会类则不断上扬，同时，第三卷是翻译的低谷，创作中十五篇是反儒反孔，伦理比重较大。第四卷翻译加重，全是文艺类，同时使用白话，可见白话文运动是在伦理革命之后。他得出结论说："白话文运动是由伦理革命引发的，……继伦理革命后的第三卷后出版的第四卷，译文字数比第三卷增加一倍，其中文艺作品接近九成，从此白话文学席卷全国。分析其内容，更可看到白话文学涌现的内在动力，知识分子用他来支持伦理革命。"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文学革命的发生是被更为重要的思想伦理革命所推动，并进一步地为其服务。在发生的机制上具有明显的非自主性，与政治伦理思想革命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是非自主性的伦理性促发，处于文学与伦理的两难之中。
伦理的促发使得文学革命迅速地发展起来，白话文运动也在壮大之中，但秩序的建立还需要在更重大问题上，也即与传统的关系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出了文学革命与新秩序建立的机制。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传统资源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别，而且还经历了一个史学化的过程，单纯地说"反传统"是不确的。而且，我们在文学革命的运作中，确实发现了它对传统的复杂态度。粗略地说，首先，胡适等人针对的是"近世文学之弊"，集中于儒家正统文学观所统摄的范围。《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谓的"须言之有物"、"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都是针对"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钱玄同更是直接地归纳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而且"选学"本身也由于章太炎的关系，多局限于"尊崇六朝文"者。否定的是正统资源作为知识理据的可能性。其次，使用传统资源作部分的论据。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从非儒家正统文学中发掘资源，汉初民歌、魏晋文学、唐初白话等都被他用来论证白话文学的合法性。又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相同"，干脆把明末"公安三袁"倡导解放的主张作为文学革命的源流，钱钟书早年还评论过他这篇文章，认为他是为新文学寻找根据，后来又说他是"事后追认前驱（préfigurationrétroactive）"，从创作上来说，鲁迅与魏晋文学、周作人与陶渊明及六朝文学的关系正逐渐清晰起来。革命派诸君大致上对传统是有所区分的，并不是像我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反传统的一面。
新派知识者在为新文学立论的时候，喜欢使用"正宗"这个词，这当然不是个别词句的使用问题，而是更深层次上的结构问题，也是传统在转型期作用的复杂所在。"正宗"这个词，最初是佛家语，初祖所传之嫡派日"正宗"，后来出现了正统的意思，指学派、党派等凡嫡系相传者。儒家文学观常常是强调自我中心，正统意识非常强烈。胡适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又可断言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又说："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陈独秀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答胡适之》）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意思比较明确，那就是白话文应该为正宗，古文不再是正宗。以古文为正宗者，是违反常识，不需与之讨论。这里面，正宗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白话文，说明新文学在资源利用上确实与传统的差别很大。但另一方面，正宗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新知识者借助了传统的结构力量来完成身份的确认。
论证方式上的传统文化特点和受深层结构支配的倾向，使新文学的机制更为特别。学界一直都比较认同于"进化论"对文学革命所起的巨大作用，而且当时的知识者也多信奉"进化论"，直接地用其作为立论的根据，如傅斯年说："过去文学，乃历史上之出产品，其人不全容于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后明。"但实际上，这些根据的使用是有限度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被替代。胡适说历史进化，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它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具体的论证过程则借助于其它的结构，比如上面所说的"正宗"。又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面，胡适大多是用"死"和"活"来论白话和古文的，"进化"是死、活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在判定"进化论"等西学资源对新文学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就评判的标准而言，确实是大量地使用了诸如"进化论"等观念，这个标准是被运用来判断新旧文学的合法性问题，表明文学的最深层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秩序开始出现。而就论证的结构来说，则仍是采用传统的儒家正统论的"正宗"说，试图重建文学的中心。这个结构的使用，使得文学革命的机制更为特别，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的秩序的建立，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事件的发展更趋偏激和简单。
秩序建构的资源论证
新秩序的建立总的来说是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地位，依据于"正宗"结构以及为伦理服务的功能性机制，使得新文学在思想的论域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进一步的确立还需一系列的论证和面对各种力量的调整。就其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建构来说，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就是强势群体的"工具和内容的革新"；二就是参加建构并与主流群体有所区别的思路，也即鲁迅对新文学的意义；第三就是从林纾再到学衡派的反对意见，这是反思的一个重要参考。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延续了的资源重构思路与新文学的复杂关系。
"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是胡适对新文学运动中心理论的概括。这两个观点在事实上大致能够描述新知识者的主张，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新知识者区别于以往资源建构的基础。关于"活的文学"，胡适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的。一就是死文字、死文学；另一就是活文字、活文学。文言文不能更好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不能有更广泛的交流性，故是死文字，而"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这样，"二千年来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反之，活的文字（即白话）产生活的文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白话做的，故是活文学。他得出结论，认为"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性质……但已死的文言只能产生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胡适自己把这个理论定位为"文学工具革命论"，主张把白话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并引傅斯年说法进一步完善。"第一，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必须先讲究说话；第二，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语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胡适的用意是建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并最终实现"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和"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把白话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和"白话文学为正宗"在这里是同义的，也就是"活的文学"的关键。
"人的文学"是新知识者认定的"内容革命"的代表，由周作人最先提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和他自己所理解的"人道主义"相关，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又是从'动物'进化的"，故人有自然性和精神性两面。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强调个人主义。余虹先生据此认为，周作人的文学，基本上讲的是一种"个体自由主义的文学"，在周作人的眼里，新文学要提倡这种"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
就形式而言，撇开论证过程中的主观臆断和虚构，"白话文作为唯一的工具"确实在资源建构方面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在理论上为新文学的动作思路立下了一个总的原则，并暗示了新学统的形成，即以白话为中心的文学系统。白话文彻底颠覆了古文作为传统文学系统的知识理据的可能性。知识者在论证的过程中，大致摆脱了诸如"体用之争"、"中学西源"的限制，不区分近世学者在资源利用上的歧义，不再关注传统在知识建构上的意义，以问题得到证实为取舍标准。胡适在论证白话文的合法性的时候，既说："在那破坏的方面，我们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又说："这种思想固然是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化也会有很能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意气的限制较少，多凸现问题。又如钱玄同，胡适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的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从古文中出发的策略自不用说，但他并不限于此，"知道凡事总是前进，绝无倒退之理……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之当改革。"新的做法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也造成了事实上的偏激和简单化，并进一步使得新秩序的资源建构出现了抽象的痕迹，二三十年代以来就遭到了严历的批评。"五四时期没有提出系统的坚实的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文艺上，新的园地里开了许多花，但它们的营养都不是五四的"，这些论调在当时的各大文艺刊物反思和纪念五四的专栏中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北斗》、《文学》等，虽然这些论调本身也是从偏激的层面上提出的，但源头在五四时期既已显露却也是事实。
鲁迅对新文学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们看清了新知识者在资源建构上的不足。鲁迅在师承上，虽然也笃信进化论，相信"文学救国"的思想伦理意义，而且，在白话文问题上，他支持钱玄同，肯定文学革命的白话代文言，"白话在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但他在文学思想上，他承章太炎而来追慕魏晋文学的事实也早就为论家所注意了。鲁迅是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的弟子，《记太炎先生二三事》集中地谈到了他在东京受业的情形，怀念章太炎"战斗的文章"，陈平原说："求学时所接受的具体知识，或许真的'一句也记不得了'，可学术趣味的潜移默化，却顽强地有所表现。"当然，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是在鲁迅自己对他的思想超越之后的一个选择。他对当时新文学的看法"以为灌输正当的文学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可见他注重思想启蒙和内容建设，这其中最关键就是与"六朝文学"发生的关系。他承接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两家，大致上精神、旨趣方面偏于章太炎，崇尚魏晋人物的个性高扬，行为的独断、清峻、通脱。刘半农的赠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先生自己也是不反对的。在研究上，文学史以及对"文学的自觉"的体认上，则偏于刘师培。鲁迅曾在评价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说："我看到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鲁迅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明白标示参考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两者之间的师承渊源不难理解。鲁迅在民初到五四前，大量辑录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的著述、碑刻，特别是一直坚持校勘《嵇康集》，写有大量的考、序、跋，并在人格及文章上推崇嵇康，并考虑到他这时候与章门弟子的密切往来，不能不看出他承章、刘而来的与魏晋文学相当深刻的联系。鲁迅的作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明显的，他在资源利用上与胡、陈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于魏晋文学的发掘，是延续了前其章氏等人拓展传统资源的作法。也是他超越强势建构的努力。如果我们进一步地考察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虽然早就有人指出他前期作品对俄国、东欧、西方现代派等的借鉴，但他坚持一贯的小说史研究对于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他自己曾暗示我们"此后（指《仿徨》集）……技巧更为圆熟，该画也稍加深切"，这里的原因当然和他的古小说钩沉大有关系。对文学的看法也注重"文采和意象"这些古小说的优良传统。鲁迅这个时候对文学审美本质的强调大致是一个事实。
鲁迅在事实上的成功以及其对新文学的巨大影响为我们反思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突破口。鲁迅的创作实绩，使新文学在面对各种反对力量的时候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据。同时也得力于鲁迅的努力，使新文学不断地吸引着一大批的赞同者，为它本身的地位确立作出了贡献。傅斯年曾说："《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实在是《新青年》里的一位健者，至于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章，是当然不必怪的。"傅斯年是当时学生中的最优秀份子，傅的这个说法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鲁迅对新秩序建构的意义，胡适、陈独秀等人都一致肯定了鲁迅对于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但问题的另一面也是明显的，鲁迅虽然被论述的比较重要，但实际上他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地抽象化和价值化。而他在知识的建构中采取的更为本质的作法，似乎也并没有被看作一个重要的事件来对待。"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之，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鲁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意识、"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的方法在强势知识者激进主义的主导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
新文学秩序的建立，得益于制度性因素和激进主义的作法，从反对派的迅速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力量的主导作用。前期的反对者，林纾、黄侃等人，由于在舆论、媒介、人事上逐渐被新派知识者取代，导致了他们的迅速失败，有人甚至称他们的作法"都是意气，都是成见"，"大学既然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像林琴南这种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写信来责难，大学应该好好开导他"他们的失败是历史趋势的原因，和大环境有关，也可以从另一面看出文学革命起来的力量的巨大和当时思想革命的气势宏伟。
"学衡派"的复杂之处即在于他们所自许的"兼取中西、融贯古今"的客观和公允，吴宓说："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责，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大致指的是这个意思。"学衡派"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曾留学哈佛，有宽广的知识结构，他们与文学革命派的分歧在于他们希望用白壁德主义和欧洲古典主义文学来建设文学。他们的理论从字面上来看做到了论据充分，思路清晰，比文学革命派似乎更为可信，但问题是他们的主张却没有影响到新秩序的建构。李怡说他们的失败在于对创作的轻视和过于从理论上来探讨，并进一步认为这种事实是历史应有的偏颇。但就我们所论述的问题来看，新秩序建构的强势是一个方面，它的偏激以及过于强调在伦理革命上的作用又是一个方面。
新知识者依据传媒、制度等非自主性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初步的地位，它在观念建设方面的诉求导致了新文学一系列的秩序建构事件，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联盟这些重大的机构都是这个秩序的实际维护和建设者，文学逐渐走向有序和制度化。但另一面也是明显的，文学的功利和程序化得到了大大的强化，而这样的建构现在正逐渐被学者们认为是导致百年文学缺少经典的重要原因。当然，考虑到当时的种种具体环境和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我们并没有可以过意指责这种建构的权利，但建构本身在某些方面应得到清理也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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