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有多少人在寻找意义？
	作者：吴志翔 　　"更加珍贵的东西"--意义，是与"良知的焦虑与烦恼"相伴同行的，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作品以一种"文化的物化"代替失去了的"焦虑"，造成了写作缺乏深度，也造成伟大作家个人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消亡。 　　然而，真正的写作是在对意义的寻求中诞生的。可以这么说，写作是一种自寻烦恼。写作面对人类生活的辽阔与狭隘、辉煌与平庸，面对人生中的欢乐与悲伤，个人享有的尊严以及无法逃脱的残缺和孤独。写作是一种没有回答的追问，追问本身即为生之答案。加谬说过，万一这世界是清晰的，艺术便不会存在了。 　　１、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写作？"或者说"写作意义何在？"写作是被当成一种消遣，一种语言游戏，一种自我私语，还是一种实用工具？在现实的写作背后是否潜藏着形而上冲动？今天这个问题越发凸显出来。 　　我们注意到当代中国很多人文批评家和作家在此问题上普遍保持了低调。王朔把写作称作"码字儿"曾招人诟病，但他的那种解构态度在今天获得越来越广大的市场，王朔本人也对自己的先知先觉深感得意。有的把写作视为"一门手艺"，认为写作跟一个木匠干活差不了多少。另有更多的年轻作家把写作纯粹当成"技术活"来做。写作越来越成为操作感很强的营生，写作意义感模糊并且丧失了。 　　这种丧失可以在潘军小说《海口日记》中找到见证：小说中"我"原来是一个作家，有一天却跑到海南岛当起了出租车司机，并且很能自我满足，这位主人公在朋友提出请他再写作时回答："我说我跑到这儿来写小说是不是有点傻×？我说我现在不想写。写作太复杂，我想做些简单的事，过简单的日子。"小说中流露出一种这个年代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文化疲惫感"。而作家潘军本人也确实有过下海从商的经历。 　　２、写作意义感的丧失与生存策略有关，也与有学者说的"底气不足"、"地气不接"密不可分，其中更包含了写作者一种时代性的价值选择，用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来说，即"躲避崇高"。如果说在"人文精神"倡导者那儿，"非知识分子化"表现为知识分子话语向市民话语中心的趋近，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文操守和精神性内核，那么在"躲避崇高"论者眼里，所谓的"非知识分子化"其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化"，由于对权力话语的疏离（即"过缘化"），知识分子从本质意义上获得了自己的身份。 　　"躲避崇高"的选择之所以能广收人心，其缘由就在于所谓"崇高"价值的普泛化在历史上确实给个体带来过压迫感，对"人"的丰富性、自主性和基本欲求的合理性造成过惨痛的侵犯。他们认为，在"反乌托邦"名义下的"躲避崇高"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人本欲望的解放，就像启蒙主义时代人从上帝的眷顾下解脱出来一样，逃离神圣，逃离终极存在，逃离上帝逼人的眼睛。这本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可是问题在于，人欲的泛滥、个体消费需求的过度张扬并不能使"人"真正回到"人"本身。卑微地匍匐于神性拷问之下的个体无法体验生命的愉悦和自由，在欲望的沃土上同样培植不出人性的尊严，"人"只不过是从上帝的仆人变成了欲望的奴隶罢了。正如奥依肯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一书中所说的："富足，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并不足以使我们幸福……真正的文化决不会有助于仅仅是尘世的富足这一意义上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躲避崇高"论者反而指责一些知识分子的现实批评言论是对健康人文生态的一种损害。他们指责张炜、张承志们的名堂是"反市场经济"、"坚持极左思维"等等。这种发难是不公道的，因为尽管张炜等人的高调呐喊有着理论上的缺失，但这是针对极度恶劣的人文生态所作出的过激反应，这种反应同样是价值天平明显倾斜的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存在及其写作的制衡意义、守恒作用正是体现在这里。今天，当文化书写者甚至已经开始刻意回避"理想"、"青春"、"爱"等字眼的时候，当写作在题材选择、情感质地、审美旨趣等多方面都趋于整体退步的时候，多提提"崇高"有什么过错吗？ 　　３、实际上，"崇高"本身绝不是什么坏东西，"乌托邦"也只有在它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时才变得丑陋、恐怖。作为一种价值也即一种精神向度，它们不该被随意践踏。王小波是一位对"乌托邦"和"崇高"十分小心提防的作家，他认为"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但他贬抑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乌托邦"，他摒弃的是那种"虚伪的崇高"（"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而不是作为一种诚恳价值的崇高。事实上王小波这位最不像"知识分子"的边缘作家是最具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和使命感的地道"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从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理性的立场出发讨论社会，"把价值的立场留给别人。"（一方面他又承认："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只是他拒绝接爱"硬塞给我的"、所谓"普遍适用"的信念）。 　　所以，当很多人已不再追问写作意义的时候，王小波作出了这样的承诺："我还以为，知识分子应该自尊、敬业。我们是一些堂堂君子，从事着高尚的事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看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小说家也不该例外。"不但王朔们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就是现在一些"正经写作"的作家也要哂笑此番言论的"高调"--这正是问题之所在。通过王小波所作出的仍清醒的理性认识和价值选择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对"乌托邦"的警觉和对"崇高"的躲避并不能构成拒绝追寻写作意义的正当借口。 　　４、对写作意义的追寻其实与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同质。狄尔泰说："诗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通过体验生活而获得生命价值超越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写作"与"为什么活着"同质。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过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可人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的停留，不管是否找到了答案。毕竟是行动构成了人生而非思想，尤其是这一似乎无涉于血肉之躯的"彼岸冥想"。但是当人们告别了哈姆雷特式的忧虑，同样也就离弃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向上的动姿"。"热爱生命"这一经典的生命伦理观念，只有在生命具有超越"活着"本身的意义时，才是天经地义的。如果生命仅仅是一段肉身在现世的欲望之旅，它根本不具备值得我们加以热爱的理由；如果生活仅仅意味着"今天"而无涉于"昨天"和"明天"，它也不可能具有那种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让人坚持让人感激的强大魅力。对当代众多作家来说，不再有寻找意义的驱动力，也就不会再经受绝望感和虚无感的折磨，他们以一种解放的姿态接受现实的安慰。正如托马斯·沃尔夫在其短篇小说《遥远的失落者之家》中所说："不知怎么，他似乎出于忧心忡忡的谨慎小心把门锁上，又把钥匙扔了--在丢失更加珍贵东西的同时，也丢失了大部分人都有的良知的焦虑与烦恼。" 　　"更加珍贵的东西"--意义，是与"良知的焦虑与烦恼"相伴同行的，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作品以一种"文化的物化"代替失去了的"焦虑"，造成了写作缺乏深度，也造成伟大作家个人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消亡。 　　然而，真正的写作是在对意义的寻求中诞生的。可以这么说，写作是一种自寻烦恼。写作面对人类生活的辽阔与狭隘、辉煌与平庸，面对人生中的欢乐与悲伤，个人享有的尊严以及无法逃脱的残缺和孤独。写作是一种没有回答的追问，追问本身即为生之答案。加谬说过，万一这世界是清晰的，艺术便不会存在了。 　　５、当代中国作家中对于生命本质体悟极深的史铁生，二十出头即遭双腿瘫痪的命运，他对于生命有着非常深刻的悲剧性体验，在尚未接受命运强加给他的一切之前，他也经历过可怕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体现在他对生命合理性的怀疑和质问。在《我与地坛》、《命若琴弦》、《原罪·宿命》等许多小说中，他都体验到了生命的荒谬感。加谬说过，荒谬感常常像阳光一样很随意地在街上打在人们的脸上。史铁生的生存荒谬感如鬼魅相随，便得他一次次地产生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无穷无尽苦难的念头。而史铁生之所以并未轻率地摆脱苦难，可能因为他不忍伤母亲的心，也可能是因为认识到苦难是生命的本质，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找到了一种值得一试的活法，那就是写作。 　　在史铁生，最初的写作可能被逼无奈聊以自娱，后来就逐渐把写作当成解命运方程式的一种企业图。他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他还说，一个人应该"在心魂的引诱下去写作"。《务虚笔记》是他在九十年代中期竭尽全力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里他还是把所有的智慧、激情全副压上，用纸笔参悟生死，诠释存在之谜。后现代主义者曾经以为解构可以清热解毒、败火消气，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救赎的通道"，事实上那种上吐下泻、末世狂欢式的"救赎"只能是又一次的"沉沦"；真正的救赎只能在寻找意义的途中实现，比如史铁生就是以极具形而上意味又富于人间情怀的"天问"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 　　作品中总是凝聚着炽热生命感的韩少功在回答"我为什么还要写作"这一问题时，否定了视写作为"消遣"、"一种职业"、"为了开心"、"为了谋生"、"为了出人头地"等形而下理由，并说抱着这样想法的作家将被他从心里"一刻不停地除名"，他明确宣称："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韩少功也在九十年代后期捧出了一部《马桥词典》，这部拥有共时性结构的小说展示了人类命运的一种境况，小说中并没有石破天惊的残酷，却有着一份处惊不变的从容。这部小说中流溢着一种伟大的对于生命的激情：罗伯的被蒙蔽及他的死，盐早的变哑和眼泪，水水之疯，铁香之私奔和死，复查之衰败，明启之可悲，仲琪之可怜（偷肉自杀），兆青之眼泪和死，房英之伤心出嫁，魁元之死……这是一部"苦难词典"，小说中有着对于生死的刻骨铭心的理解，理解那些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很少惊奇的经验和记忆。理解所有的生活--我们所有的生活。理解苦难，理解生长了我们的土壤。理解至今还在我们体内呼应的生命节奏。韩少功在书中有多处激情难抑，关于盐早的泪，关于马桥的泥土，关于伤心人和伤心事，一贯比较克制的作家却是几乎无保留地进入了抒情状态，读来令人动容。这正是写作所具有崇高本性，不管写的是多么底层、多么"老土"的内容，作家对于写作本身怀有的赤诚之意都能使作品获得一种高贵的精神质地。在我看来，史铁生的"笔记"和韩少功的"词典"都触及了苦难这一存在的内核，最体贴人性的文学因而闪现出了神性的光辉。 　　６、作家张炜整个九十年代一直以一种愤怒的姿态出现，他也从未停止对写作意义的思考，他认为："作家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家，对生活的本质，对真理，都有执著的追求。""人的写作必须依赖信仰"、"写作就意味着进入了很漫长的一场思考，欢乐富于艰苦之中。""写作的长处是能把觉悟和理解活生生地举起来。"在他的心里，写作是有"出发感"和"归来感"的。相对而言，张炜对时代性精神困境痛苦感受更加尖锐，从而把写作置于一个"拯救者"的位置："现在正是需要文学的时代。需要文学来拯救人、启示人，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和危机以及它们在这个时代里的具体表现。"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文学"必须化为生命的追求"，他甚至认为："文学帮助人民寻找信仰。文学就是信仰。"从早期轻灵抒情的《童眸》到凝重理性的《古船》，再到九十年代把自然、大地和质朴品格奉为神圣的《柏慧》、《九月寓言》等创作中，张炜对写作的那份真诚和热情令人感动。虽然他不具备对"新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社会现实和人文生态加以批判的理论眼光，他以于信仰的维护和坚守显得有些偏执和意气用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纯文化书写和现实批判方面没有取得实绩。 　　总体上来说，张炜在强化写作神圣性的同时，对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定位是清楚的，并没有陷入过度的狂热之中，而是突出了"人民性"。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在深层上是结合紧密的，无论从外部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最艰苦的劳动者，他们是手中没有镐头的苦力。"从他的写作和言论中，可以发现真正的写作总是在终极关怀与人间情怀这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展开。 　　７、确实，最有生命力的作家从来都是执著于追问意义、同时承受"道德压力"和"审美压力"的人，其作品必然具有一种崇高的属性。还是托马斯·沃尔夫，他在《写作和生活》一文中提到这么一件事，有人问他："现在有多么多的事情要干，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兴趣去写书呢？"他开始认真思考，他说当他看到一些穿着破烂的人在街头讨一毛钱时，看到流浪汉们只能挤在厕所里安置自己时，一种意念在他的心中爆发："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哪怕写上几千页、几万页，永远不可能会印成书，也永远没有读者去读它。"他说他的记录要"带着我的生命、呼吸和工作，血液和脉搏渗透进来。"从现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来看，语言本身是"存在之家"，语言的本质是"诗"（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持根斯坦）；语言是"能创造并设定一个它自己的世界之力量"（恩斯特·卡西尔）。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永远都无法逃离对于灵魂的寻觅，永远都不可能只是一项技术活，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游戏，一个娱众项目，用韩少功的话说就是不能只用手来写作，而是应该"用心血的心魂，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动心的回忆和向往。" 　　写作是人类一种独特的精神创造活动，它不可能跟许多日常活动等同，如果忽视了写作的精神性，而一味突出其娱乐性、游戏性，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内在依据，就必将轻易地被其他品种越来越丰富的娱乐、游戏项目所取代。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人有"低级需要"，也有"高级需要"，人的"低级需要"强于"高级需要"，但是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高级需要就会自动产生，人们会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写作一方面是一种"高级需要"的产物，因为写作本身跟许多创造性活动一样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马斯洛说："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变态的趋势。"写作能令人更接近自我实现。 　　所以，对写作的热爱和痴迷乃是一桩值得骄傲的事，就像追求幸福是天经地义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对写作的健康意义和价值遮遮掩掩。当然，如果只是把写作视为一种游戏，或者仅仅是用来为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提供脚注，使它沦为附着于物质商业文化机体上的装饰的话，那么，跟作为达到现实利欲之满足的写作一样，它因为失去了创造个性的平庸复制和杂乱拼凑，已不能带来高级需要的满足，自然也没有幸福感、宁静感和丰富性，而只有"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的满足。 　　８、有这么一句话："艺术创造的纯粹冲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本能。"如果说写作作为一种高级需求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作家们会在非常困窘艰苦的现实条件下仍能坚持写作、许多文学青年在衣食无着屡受挫折之后仍能坚持那个贯穿整个青春期的文学梦的话，那么，把"精神本能"概念引入"为何写作"这一讨论中显然有助于提升文学创作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能够彰显它的诗化性质。作为"人类精神的纯粹方向性"，写作与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史铁生就是通过写作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救赎。所以说，对写作意义的探讨其实常常是与对生存困境的忧虑交织扭结。 　　一本名为《艺术本体论》的书中引述了许多外国作家谈写作意义或价值的话，如：写作在于"揭示出真理的线索"（萨门·拉什迪），是"觅求真理的唯一手段"（让·马拉凯），"我写作，则我生存"（雨果·克络），"我写作，是因为我认为谬误、堕落与不公道不应该是合理的；我写作是为了生存；我写作是因为我写作。"（维吉利奥·弗雷拉）。日本的村上春树则说，他写作是因为他想打开人生的一个个抽屉，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在许多世界级优秀作家那里，写作与"真理"、与"生存"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可是我们很少从当今中国作家那里听到"真理"、"生存"这样的概念。他们谈得最多的顶多是"故事"、"经验"、"反映"、"有趣"等，写作的现代性品格之一-"追问"，追问人活着的意义，追问世界的真相，追问现实的丑陋，追问人往何处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真正的写作者从来不会停止对写作意义的叩问，通过意义的叩问，作家们成就了自己，如米兰·昆德拉说的那样--"作家把他自己铭刻在他的时代、他的国家的精神地图上，铭刻在思想史的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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