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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我们离大家有多远 |
作者：冯秋子
在第六次作代会上，我们发现了更多年轻的面孔。这是文学复兴的征兆。
青年作家与老作家一样，经历了上个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年轻的面容上几乎都烙印着更多睿智和成熟，透露出真诚的对自身创作的不满足和深刻检索，他们内心的埋藏愈加赋予人性、理性，愈加深厚、宽广，而传达出来的心声愈加地和社会的要求、人民生活和民族精神息息相关，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日趋完善和朴素。从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深感因为有过全身心的投入，现在他们自觉地理智地探索和寻找着更加长久朴素的适合自己也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有益的创造方式，便是极自然的事。在会上，记者接触到的青年作家，绝大部分仍是业余写作，专业作家所占比例不多，但很多人都携带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从莽撞、躁动和形式上的反叛，一天天走向自觉，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甚至携带着比老作家年轻时候更多的沧桑和感知，回归到各自的原生基地，回归到心灵，回归到前所未有的朴素、自然和传统。
新年在即，青年作家们的身影和话语更显得清晰、真切，因为在他们身上凸现着中国文学的希望。应该让青年作家来推开新年的大门，走进大门，我们将看到中国文学新的辉煌。
毕飞宇：我们缺少深入的洞察力和勇气
才学深厚的青年作家毕飞宇，曾以《青衣》等作品备受注目。作代会前夕记者在一个下午电话打到南京毕飞宇家，他正全神贯注写作，身心跳出写作，与记者说话时发现身体不适，原是工作过于投入，一直没顾及钦用食物和水造成。
在作代会上见到毕飞宇，他已然神清有力，但确实一直关心着生活里最基本的内容。他对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许多青年作家的写作不甚满意，虽然他们在知识积累、艺术准备上卓有成效，但存在一个致命的毛病，即走出校门以后缺少与现实生活的有力接续，当与生活面对面发生碰撞时，他们时有偷机取巧和肤浅表现。其实生活给青年作家提供了直接面对以及深入进去的实践可能，可惜一部分人放弃了，另一部分人则择路而走。在他们笔下，当代题材无非是写一些混混，写一下酒吧和性，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到底有多紧，生活的本质是否就维系在这些内容上面？毕飞宇直言表示怀疑。他说，他相信读者一定明确知道青年作家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读者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广度超越了作家，所以读者不理睬我们的写作。
关于自己的写作，毕飞宇说他很焦虑，状态时好时坏，最大的问题还是学习，一是向生活学习，一是向书本学习。谈到体验生活，毕飞宇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生活不仅仅是个观念、理念，它在本质上是实践。从写作本身看，生活就是人情世故，人的基础生活、基本方式、内心动态，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人是什么，生活是什么，小说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目前的作品，一旦切入当下，总显得底气不足，作家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毕飞宇说，他非常渴望有这样一部作品，读者读了会说：书中的人物就是我们，书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人物内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昼思夜想的。就像当年人们看了鲁迅的《阿Ｑ正传》说：那不是我吗？这一代作家缺少的不是才华、想象力，而是深入的洞察力和勇气。这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的原因。他说他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结果如何，能不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东西，也不敢盲信。
徐坤：我们离大师就像永远那么远
学者型作家徐坤，一边读博士学位，一边从事研究和写作，她的短篇小说《厨房》最近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谈到上一次参加作代会至今五年时间里自己的思考时说，江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确定了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对广大作家、评论家、理论家都是极大鼓舞。他说，处在技术发达而艺术想象力相对匮乏时代的我们，大可不必因与历史上的大师距离遥远而忧虑。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大师表示崇敬和景仰，同时尽自己所能，达到同时代人中的最好。大师和他们的作品，一旦出现既成永恒，成为永远不可超越，不可企及的标尺和巍峨大山。我们离大师，就像永远那么远。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宝贵的贮藏和生生不息的鼓励。她对自己和同时代其他青年作家，抱有很大信心，她说每一天，都在想自己的问题，为的是明天怎么做，怎么做得更好一些。
孙甘露：以心灵为尺度：写作和责任
孙甘露近年出版作品不多，而把很多时间花在读书、学习上。他说他想清理一些想法，从广义的文学的角度来看待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认为如果能够深入地思考，把写作上的经历、经验和教训以及热情、能量结合起来，可能会使我们的写作发生变化。当然从"文革"以后的２０多年看，很多作家已经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中国文学的面貌、格局已经有相当可观的变化。但是文学跟其它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能够用某一种指标标示或者描述出来的，它是跟心灵相关的一件事，而心灵是永远有渴望，永远有需求的，永远向着未知的领域开放，它是向着内心深处，向着未来，向着未知开放的最可能的生成源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应该是具有很多可能性的。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学和自身有更高、更苛刻的要求，无疑我们身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足，有很多可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有改进的余地。这个余地是指心灵的余地，而不是指能写出几本书的余地，这种写作永远存在。
热情、幻想、冲动、激情，对文学来说是必须的、可贵的品质，而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在青年作家身上保存着，新的文学面向未来的因素更多的是在他们身上，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能够一生都持续地保存这种创新的热情和冲动。但是希望肯定是在更年轻的人身上。青年作家确实任重道远。
陈染：从反叛、偏执回复朴素、自然
陈染回味着时间对于她的特别意义。她说现在，心态越来越平和。二十几岁时比较躁动，在小说创作上也有很多偏执的东西，回过来看，有时候都脸红。写作在不同年龄阶段状态是不一样的，岁数越来越大，肯定是越来越平静、沉淀、老到，那些极端的东西会磨得钝一点，但这不意味着个性的消失，钝可能是更有冲击力、更大气的东西。过去那些针针刺刺的东西看着很有锋芒，很有刺激，其实是比较脆弱的。在形式上以前喜欢求新，探求一番之后发现最朴素的是最结实，最符合自己内心的方式。近两年就想多读点书，读一些被承认和没有被承认的、自己心目中的大师的作品，找找自己的问题，创作上可能会比过去更朴素一些，从那种比较求新、求奇过渡到简单、大气、朴素的方式。这种写作心态的转变，亦即审美情趣慢慢完成的过程，从讲求形式到没有形式，并自觉选择最简单、朴素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它所负载的东西可能是言说不尽的。陈染选择的显然难度更大。事实是，她已经实实在在走到这条路上。
说起不似从前那样偏爱叛逆小说，陈染坦言，不是不喜欢反叛本身，是不喜欢那种以反叛的形式，粗浅表达对生活的玩笑。她说，近期有些作品很贫、平，动不动就上床啊什么，真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幽默，反觉挺肤浅的。当然社会需求是一回事。但她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内心还是应该有一种很深的追求，用责任这个词，其实也有它的道理。就是你负起这份责任来，就是你对自己的内心负责任。原来一说责任感就是假正经，它其实就是你对得起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一种责任。
石舒清：避开枝叶而专注于根的建设
从小生长在宁夏西海固，石舒清长久地为农民艰难的生活苦恼，他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开始的。石舒清是一个好独处而常有自责的人。这位回族青年作家刚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清醒地认为与自己所心仪的好作家差距很大。他常想，怎么样才能退回到一个被别人忽略甚至弃置的地方，以退缩而得到别一种完整，在立锥之地求大。我理解，他说的是回到属于他的内心里的西海固，回到能看清生活、保持独立的思想，远离喧嚣，并能抗拒自身惰性的地方，写出他熟悉的艰难而有诗性的土地和人。这位坚韧、虔敬、自尊的西北作家回答记者关于作家素质建设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素质建设是一个作家根本性的建设，可以忽略枝叶，着意于根部。根部的培植是最重要的。如何使自己的根上有许多延伸向各个方向汲取一切有效养分的根系，对一棵树来说，是再重要不过了。有了一个可靠的不断深扎和壮大的根，枝枝叶叶自然就蓬蓬勃勃生出来了。因而素质建设自始自终应该是一种避开枝叶而专注于根的建设。
青年作家最主要的还是实践。石舒清说，生活时时刻刻被我们体验着，充实是一种体验，空虚也是一种体验，我们的错谬处是常常不把空虚作为一种体验，而这是一种更深透更难以承受的体验。每个人都是体验者，作家的不同是他在体验的同时成了一个言说者和反映者。体验仅仅是人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一个因。作家的作用是用这个因结出一只果来。在这个由因至果的过程中，也一一展露了一个作家的才情、个性、表现力、想象力、领悟力等等。
鲍尔吉·原野：是孩子们让我们更诚实
鲍尔吉·原野是蒙古族新一代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当散文写作长期以来充斥着脱离正常人、正常事的习惯性虚假表述时，他真心地传达一种生存意味。他的作品，犹如一个孩子的破衣裳最需要而又正好找到的一块合适的补丁，让人看到生存的人们的美好和尊严，让土地里的操劳生发梦想。他在作代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像蒙古老人在日常生活里念诵诗语一样告诉记者这样几句话：吸引我们的是梦想。譬如说让孩子们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实的。不管小河流水，或白云青山。是孩子们让我们更诚实，更坚定。在这样的承担中，文学排斥了谎言。他的话语在一种悠久的情境中，而不在所设情境内，如他的散文，在无边际的草场，牧人漫不经心赶路，却在一个人人忽略的时刻，跑成一个将军。这位想着将来的青年作家，信守自己的创造须对将来的人负责。在他眼里，也许老人和孩子都是大家？
苏童：与外部环境建立一种融洽、美好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多读者越来越变得内行，对认可的作家的阅读也日益挑剔。苏童主动迎接了读者的挑剔，对自己的写作十分严苛，以为写作是一件不仅仅与自己，更与未来、与很多人相关的事情，于是越来越不敢懈怠这件事。关于时下写作的困惑，他说，每个时代的写作都会有每个时代的问题，这跟社会背景等因素有关。艺术上姑且不说，他以为比较重要的是自己怎么能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比较实在的办法是面对，并且与外部环境建立一种有利于更好地认识环境的融洽、美好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确实发现自己存在一些薄弱的问题，但发现并不意味着改变，因为自己可能还不具备改变问题的能力或办法。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感到有些被动。这些问题仍存在他正写作的长篇小说里。但苏童会继续摸索着往前走。
梅卓：在两种文化的交替中传承最好的东西
来自青海的藏族女作家梅卓对民族性与文学性有切身的感受。梅卓及所属创作群体以往一直被界定在少数民族作家范畴内，她认为这种界定忽略了文学纯粹的意义，不像汉族作家一写作就是作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就是民族的作品，这就被限定了。民族作家对写作的文学意义认识不够，也被认识得不够。比如她自己，事先并未想要写一个民族的作品，但作品出来，马上被界定是民族性的，把文学的意义给忽略了、掩盖了。她认为有些藏族作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文学水平，和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一样出色，他们的作品一部分现在已经被公认了，还有一部分因为文字表达上的限制，还不被认识。
梅卓个人写作的困扰，一是叙述上的，好像越写越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有很多事想去写，是一些很宝贵的材料，但不知道自己的笔能否达到那种境界；二是如何在两种文化的交替中传承最好的东西。她说，自己还不能称上一个很好的作家，所以要在文学修养方面补充营养，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出自己对于藏族文化的深刻理解。藏族文化有非常修久的历史传统，她已把大部分精力放到这方面来，如研究《格萨尔》学，就对她很有帮助。谈到使用汉语写作，梅卓说，汉语是她惟一的选择，从小学汉语言，上大学也上汉语言专业，目前看，在运用上没有太大障碍。而且最初她是从汉语言接触到文学的，一直非常钦佩汉语言的博大精深，也能从汉语言的方式里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她感到幸运，能够同时感受汉、藏语言的魅力，在倾听或者表述的时候，被这两种语言往前推动。
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曾获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新年后，她将着手准备一部藏族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
刘亮程：一个人和一个村庄
遥远新疆的乡村野马刘亮程，突然奔驰进文坛时，文坛愣怔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顺着他的散漫诗意，了望久违了的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带给人们的既简单又复杂，既通俗又神圣，是一个人和一个世界的关系。他将目力所及当成村庄事务，执意介入其中，来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他正是想以自己熟悉的大地上的东西去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写作，是把千年积蓄的诗写在纸上，纵然是浓烈的悲喜，深挚的爱恨，惨痛的得失，也已化解成简约的存在。他的《一个人的村庄》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人们说他写农村非常真实，而实际上，他写的是一些离村庄无限远的东西。这个祖籍甘肃，生长在新疆沙湾县的汉族青年看到的，是人人可能看到而又可能丢失或者漠视的东西，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作家要做的不是读书，而是发现。
他以为现在作家创作环境和自由空间挺大的，眼光可以再放远大一些。比如底层生活，可以多去了解，多去感悟，而现在做得远远不够。很多青年作家与生活处在两层皮的状态，青年作家要回到底层生活，就是回到生活的根本处。一个作家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相融和的时候，就比较接近生活的本质了。
新的一年，刘亮程的散文写作将告一段落，专事一部长篇和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他仍要不断地去完成自己的村庄。
吕新：让每一个新小说超过以前的
生长在山西雁北地区的吕新，从小看着来自内蒙古的骑马者驰骋进他的土地，后来马车和汽车一样多起来，北方人和南方全都往这里走，带进他们的东西，拉走吕新老乡煤。这个教师的孩子，跟着一群人走到这里，走到那里，经常乐而忘返。他的县成了北方一个开放的城，他心里也盛下了这块特殊土地漫长而艰难的世事。后来吕新迁到晋中，但一直埋头写他的原生土地，十多年时间已有三四百万字发表，仅长篇小说就有《抚摸》《光线》《梅雨》《草青》等六部。
１９９３年，吕新来北京领庄重文文学奖，和肖亦农、路远一块到我家，大家就说到他那双虎虎有生气的眼睛，有那种恪守信念、心无旁鹜的人才有的光亮。这次作代会上见到，他的目光一样专注、明亮，只是想法更如落地的石头一般短促、坚定、结实。
他说，离心目中的好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好多方面，距离遥远。他始终在写，想的是尽量让每篇新小说超过以前的。写到今天才发现，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能把自己战胜了，就很不错。
吕新热爱写作，他说，除了这个再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写作对他最有吸引力。他只想好好写，认真地写，当然要写的是应该具有文学意义的东西。
新年伊始，《花城》将刊登吕新的新长篇《风为殇雨为佩》。
迟子建：不要忽略本民族的文化
迟子建刚以《清水洗尘》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她是一个内心世界比较安定的人，大概与她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有关。过去一直生活在闭塞的北方，只有想象能帮她飞起来……
她说，和老作家相比，青年作家欠缺生活经历和知识积累，但是跟老作家年轻时候比，因为社会环境不同，青年作家心理更成熟一些，接受的东西更多一些。但青年作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忽略本民族古典的东西。现代人，包括作家，生活缺乏情调，以为情调就是酒吧、咖啡厅，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是趣味的提高，是一种时尚性的东西，而不是精神上净化的需要，相反更多了一层躁动。中国小说应讲究中国的语言和情调，应把本民族的东西挖掘得更深一点。在商业化时代，文化多元、多变，更应该坚持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中国的很多作品，与世界名著相比，一点都不逊色，文化意味很浓，像《红楼梦》，饮食、服饰，甚至那里面下的很多中药方，都有文化意味。
迟子建说她更喜欢大众的，有平民立场、民族情结的东西。虽然对外国作家的许多东西非常喜欢，但一直没间断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学。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困惑的东西很多，比如知识、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等方面，她想坚持不懈，多读书，更好地去写作。
完成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以后，她写了一些中短篇。年后状态好的话，写个小长篇，它需要做很多资料准备，也不纯粹是历史题材小说，只想用一段历史表达一种文学愿望。
刁斗：拉开距离的操练
以现实都市生活为主要创作资源的刁斗，近年佳作不断，已有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等出版。他对现实生活有敏锐、出色的反应力、再造力，在一种距离之外，惯于施展老辣、机智、反讽，然后有耐心地磨练他的人物，观赏他的人物。他是一个特殊的写作者，即从一开始就和他的人物保持清醒距离。所有的聪明、才智，都在这种距离中游玩式地被他调运，而且在此过程中，他分辨游戏高下的能力也日渐高强。他总是这样说新写的小说：挺好玩儿的。
刁斗说写着写着，常被困扰，一没有美感就会跟自己着急。每一部小说，都想做到是自己现在所写最好的。参加作代会前，刁斗刚写完一个长篇。新年过后，准备写几个中篇小说。
红柯：西去的骑手
红柯在每一种需写简历的作品前都写"曾去新疆十年"字样。十年西域生活的经验对红柯确实不同寻常，使前后红柯发生了质的转变。去新疆前，红柯已开始写诗，他崇尚徐志摩、戴望舒，写出不少阴柔的抒情诗。在新疆哈萨克自治州技工学校当教师期间，他接触到不少充满少数民族智慧的好书，在他看来这些书可与孔子的《论语》并驾齐驱。从此他把带过去而已经把握不了的经验放下，把前袭的日益困难的诗歌写作了断，悉心领会他所依傍的土地，体察草原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他的内心在剧烈的磨擦中经受历练，声音竟随内心的建筑那样慢慢变得高声大气。于是喷涌出小说《哈拉斯湖》《美丽奴羊》。１９９５年底，红柯举家回到陕西。十年没回过家，没看望过爹娘，不是不想家，是家里太穷，爹娘告诉他，攒下路费最后回来一齐交给爹娘养家餬口。这个有了不同见识的农民的孩子，心里装载了许多不易，埋头去写自己的史诗，又有中短篇小说集《跃马天山》《黄金草原》，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等出版。获得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一个人发现了一个世界。红柯就是这样。他说越写越觉得自己笨拙，越不敢怠慢这个职业。以后有可能，他还想再去学术机构当两年记问学者，看一些资料，自学蒙古语言和西部其它少数民族语言，那样他学起来会更主动，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
庞天舒：人和地球在她心里
１６岁就开始发表作品的军旅女作家庞天舒，创作上的跨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纯期；第二个阶段，１９８４年赴老山前线而对生与死有了深刻理解，写下《少女眼里中的战争》等中篇小说，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到军艺上学，沉淀自己，并开始研究本民族满族的历史，写出军事与满族历史相结合的长篇小说《蓝骑兵巴图鲁》，创作有了很大突破，之后所写长篇小说《落日之战》荣获"八一"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满族文学一等奖，后有长篇历史小说《王昭君出塞曲》，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生命河》；第三个阶段是近年，集中研究人与地球等人文科学问题。她说，２１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这对于青年作家是一个新的课题，她选择用人文关怀的笔调去关注地球。
记者十多年前见她，她是一个带着战争烙印返回北京探亲的漂亮女孩；将近十年后，听到他随科考队进入死亡之地罗布泊的消息，知道她已然有了坚实的走进未知世界里去的脚力。又是四年过去，在第六次作代会上再见，她告诉记者，投入到这些天地里以后，文学在她心里一下广阔起来，她再看世界、看文学就不像原先那么单薄。地球经历了那么多沧桑，人类的互相倾轧在整个地质的意义上微不足道。她准备写几年地质的历史，再回过头来写人的历史，尤其是满族的历史。
曾哲：我寻找
十年来，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表达精神和心灵的东西，这样我就需要心灵上的感受，这种东西我在城市里感受不到，所以三十二三岁就开始往外跑，８０年代出去一年多，在云南边境、缅甸一带，感觉特别好。有很多东西在那种环境下，在那种陌生的地域里，对我心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故事太多了，你走到那里去，就感觉有故事，非常精彩，也写了一部分，确实也有人觉得还好。但这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精神化的东西，可能是最后选定一个民族然后来完成。刚开始，我觉得我在漂泊，后来明白，实际上我是在寻找一个民族，它能代表人类一种漂泊不定的心态。再后来我发现不用找，每个少数民族都在漂泊，都不稳定，比如独龙族，游荡到缅甸那边的叫日旺族，比在中国这边的人多，我们这边四五千人，他们那边两三万人，还在往下走，我就特别想再回到独龙人群中去，去日旺族那边再熟悉一下。深入一两个民族，就是我一生想完成的作品。到今天，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为我最后要写的一本书做准备和铺垫。
所以我好像出去这十几年，突然不爱多说话了。在独特的作品面前，没有大师，所以还是脚踏实地地去做。过去如此，今后还是如此。
张继：没有比不是一棵玉米更可怕的了
山东青年作家张继这些年以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党员金柱有点忙》《男妇女主任》被文坛关注，是新一代写作农村题材的一把好手。
张继说，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人群，是他的关注方向，是他从中汲取新东西的源泉。他喜欢有故事，有很强的情节性，以此为载体，表达想表达的东西，写一些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东西。他要求自己写的东西首先要好看，其次是不雷同。他认为上一代作家，比年轻一代作家严谨得多，年轻人表现得有些浮躁。他说他现在考虑的主要是提高个人艺术修养，多读好书，增加社会责任感。
张继只上到初中毕业，后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一年，他觉得自己没受过系统教育，就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和补充，并去生活底层呆着。他每写一部小说，都用很大力气，但还是有些遗憾。比如刚出版小说集《人样》时，他所在的枣庄市和周围几个城市读者反应热烈，觉得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写的，很亲切，而他的村子2000多口人，一年不会买一本书，更不会有兴趣读他写的村庄。张继说，农村人渴望外面的花花世界，不买作家写农村的书。这是他面对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他的困惑。农村青年现在没有明确信仰，总想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城里人一样，而城里人又觉得他们很可笑。生活的纷繁复杂总是超出作家的想象，张继于是要求自己更深入地去考察农村。这么我年来，张继就这样被读者推动着一点点往前走。
张继就像一棵茁壮的玉米，在中国大地上拔着节生长。如果把这棵玉米嫁接成花朵，不一定能活，不一定活得长久，而且即使活下来也不再是一棵玉米。没有比不是一棵玉米更可怕的了。张继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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