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找不到对手的孤独"
	最近刚刚"重返中国文坛"、又因多篇文章引发争议和关注的朱大可，最近接受渝州服务导报记者采访，以"孤独"自居，露出退出文坛的打算。 　　批判对余杰有好处 　　麦灵：最近千龙新闻网记者报道，余杰的文章涉嫌抄袭了你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而余杰又在一些传媒上发表声明，为自己的"抄袭"辩解，认为自己只是"借鉴"。甚至他过去的导师钱理群也破天荒出面为余杰辩护，声称"随笔"不需要注明观点来源。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文坛的一大焦点。但人们至今还没有听到你本人对此的正式看法。 　　朱大可：抄袭在过去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余杰的文章是"借鉴"还是"抄袭"，这应当让公众去判定，我不想在此妄加评论。余杰还年轻，我相信经过一些磨炼，他会懂得如何更妥当地写作。自从与中国作协翻脸之后，他的文章日见犀利，而且有更多的独立见地。他对王安忆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生活正在打造每个人的面目。 　　麦灵：文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你对新生代批评家采取了宽容和鼓励的立场，你给葛红兵的《我的Ｎ种生活》以较高的评价，因此遭来了一些批评，认为你纵容了葛红兵的自我膨胀，助长了文坛的无耻之风。 　　朱大可：葛红兵的《我的Ｎ种生活》是他所有著述中最好的一本，但他的其他文章我并不喜欢。由于多年在国外生活，我对新生代的认识需要更新。总的来说，新生代批评家比我们这一代更加忽略思想和语体，更加注重外部形象的塑造。这是商业主义时代的文化特征。 　　再看鲁迅与王朔 　　麦灵：王朔一直对你有很高的评价，他公开声称"我的批评不如朱大可"。而你又是如何看待王朔的？ 　　朱大可：王朔是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他的文化批评非常粗糙，但他的批评产生了一种有价值的回响。我曾经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上发表看法，以反讽的语体支持了王朔。我认为，王朔就是那个揭发了皇帝新衣的顽童。可惜这家报纸的网站弄错了，把另一篇批评文字安到我的头上，引起人们误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表明我的看法：王朔就是文化董存瑞，他是进行文化爆破的英雄。但他的文化批判却被人们误解为痞子行为。当然，在一个文化颓败和价值错乱的时代，珍珠和鱼目总是被人混淆的。误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本性。 　　麦灵：自从有传媒报道你的"复活"和重返中国文坛之后，你的文章一直是大众关心的热点。你对余秋雨散文和卫慧小说的批评文章被广为流传。你的"文化口红"的比喻，成为２０００年文化批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也有人批评你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被指责为对鲁迅先生的严重亵渎。 　　朱大可：我从小就很崇拜鲁迅，现在也不打算"谋反"。我在本质还是鲁迅线上的人。他对我的影响仅次于马克思。我尤其喜欢"野草时代"的鲁迅，犀利、灿烂、充满对生命的绝望和热爱。但晚年的鲁迅显然出现了问题。他的"仇恨话语"是需要深切反省的。对鲁迅的反省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反省。在我的文化批判中，仇恨话语时常会冒出来，像野草一样。我害怕这点。我最大的敌人来自我的内心。 　　在孤独中隐退？ 　　麦灵：媒体和网络近来流传着徐江的《中国文坛足球队最新集训大名单》，把你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批评家，而你也一向以咄咄逼人的才气驰名文坛。显然你已经成为某些人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指的是实力）。现在有人以打倒你作为目标，你对此怎么看待？ 　　朱大可：与许多人不同，我喜欢收集和珍藏那些骂我的文章，就像有人喜欢收集关于他本人的漫画一样。可惜至今为止还没有读到一篇有水准的骂文。与上世纪８０年代不同，中国文坛现在是个庞大的垃圾站，被各种骗子和庸人所把持，我正在考虑再次退出江湖。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为我被骂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钦佩的对手。这是所有孤独中最深切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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