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的"撤退"与写好"中国小说"
	这里要说的是小说创作，而且要从莫言的长篇新作《檀香刑》说起，但我还是想先涉及"全球化"的话题，因为现时的中国文坛，谈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很流行的风景--实际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概念，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趋势，一种无可抵挡的大潮，即不想"全球化"也得"全球化"，否则就没有出路。就我的理解而言，文坛上所发生的对于"全球化"概念如此迅速的"活学活用"，只能算是收获了一个比较新鲜的说法，其中的意思仍在倡导世界性的文化对话或文学交流，总不可能是号召中国作家去摹仿或尾随西方文学吧？其实，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始终在进行，只是输入多、输出少；尽管如此，中国作家的受益还是很可观。这也说明了，文学交流与作为经济发展规律的"全球化"毕竟是两回事--若说从中有所启示的话，那就是在"两回事"之中还有一点儿类似的地方，即任何形态的交流，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只有在同等实力的状态下才可能趋于公正平衡。经济领域是如此，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交流也只能是如此。假如中国作家缺少一流的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文化传承特色的文学创造，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中国作家的个性与独立性，那所谓"全球化"的愿望及理念设计，弄到最后只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单相思。 　　我想，这不仅仅是推断，而且是一种无须论证的事实--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及其优秀作家不是依仗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依仗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及创造性，而最终成就可供人类交流的文学财富或文学气候的？所以在我看来，与其在小说界轰轰烈烈地大讲"全球化"，还不如脚踏实地倡导写好"中国小说"。当然，"中国小说"的说法并不新鲜，甚至还有点平庸，但它意义重大，因为只有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小说，才可能保证我们的文学创造在全球文学合唱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最近读《檀香刑》的重要收获之一，或者说，作为一种盘旋了很长时间的想法，我终于在阅读《檀香刑》的感受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印证或确认。《檀香刑》虽是现时中国无以计数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但它的成功及可能产生的意义，也许会极大地超越作品本身--作为一部地道的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的"中国小说"，它能让人生长出很多关于当下小说创作的联想，尤其是在观念方面。 　　不难察觉，《檀香刑》是莫言苦心经营的结果，或是他多年来最下功夫的一部小说，其中不只是积聚着他的生存经验与新的文化透视，以及那种历史回忆中所包蕴的沉重与忧虑，而且泛现出一种对小说创作的重新思考及选择。如果我们仅仅把《檀香刑》看作是一部与"现实"无关的所谓"历史题材小说"，那或多或少有些轻慢了作品所可能的审美价值。小说的描写对象是中国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只能或只配描写中国人），其中有最底层的芸芸众生，也有捧着朝廷饭碗的官吏，但地道的"中国小说"的含义绝不止于小说描写了中国人。当然也不止于小说叙述方式的传统化或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趣味--尽管这一点对于造就"中国小说"很重要，但就《檀香刑》的叙述方式而言，无论是风格还是技巧，实际上是选择了尽可能顺应传达的"为我所用"的小说艺术路数：其间有传统的沿袭与革新，也有一些几乎与传统伎俩无关。在我看来，《檀香刑》之所以能被称为地道的"中国小说"，更重要的缘由在于作品可靠而又艺术地理解与把握了中国人（且同样作为人）的生存状态，并由此而表现了被传统文化反复熏陶过的人的精神世界，以及那种无可选择的充满凄苦悲哀的生命旅程。由此及彼，我们便可发现，这部小说的苦心经营被体现于各个方面或层面，从人物个性到人物关系，从调子、旋律、韵味到情节推进的方式，都有着精心的设计与安排。特别是人物，几乎每个重要人物都是一种灵魂的写照，一种精神状态的独特符号。 　　在《檀香刑》的叙述过程中，"猫腔"或明或暗地始终起着领唱、定调或起伏旋律的作用，而"檀香刑"则是小说情节推进的线索与契机。正是在"猫腔"与"檀香刑"的配合牵引下，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才得以登场亮相，如孙丙、眉娘、钱丁、赵甲、小甲等。而人物的"亮相"，最终亮出的都是各自的灵魂，即在这些人物的个性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揭示了构成中国社会生态的人的各式各样的精神风景。我觉得，用"可歌可泣"来概括孙丙的一生是最合适的：他不是"英雄"，但他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他仅是一个民间艺人，一个盲目的反抗者，可就维护人的尊严而言，却要比权势者们高贵百倍千倍，即便面临"檀香刑"，也要把生命的终结当作大戏来演唱！而他的女儿、即以"浪语"出场的眉娘，虽有一种异样的美，一种为人性自由而抗争的不屈精神，但也不乏灵魂深处的市井式的媚俗品性--她那一厢情愿且又受到制约的"爱情"追求，也许可以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世俗生活的象征。可以说，孙丙父女的命运是被注定了的，可谓虽惊心动魄而别无选择。然而，更让人感到惊愕震惊、并不由自主产生无穷联想的人物，还不是孙丙及其女儿眉娘，而是钱丁与赵甲。钱丁是知县，其道貌岸然是很容易感觉到的，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却需要细细捉摸--倒是他的师爷替他道出了做官的真谛，即"您这官，是为上司当的，不是为老百姓当的。要当官，就不能讲良心；要讲良心，就不要当官"。钱丁的绝路就是由这种做官的"哲理"铺设的。待他在"执刑完毕"（即"高声报告"）之后，才在"反躬自问"之中意识到自己是"行尸走肉"，所谓论勇气不如戏子，论义气不如叫花子，而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一个委曲求全的孱头，"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在上司和洋人面前谀言谄笑"，是一个"媚上欺下的无耻小人"。如果说钱丁是"小人"，那刽子手赵甲便是一条两眼放光的狗了，且是一条受到朝廷恩宠与表彰的狗，或凝聚着统治者杀气的狗！赵甲的职业宗旨是"行行出状元"，他把杀人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并有一种向洋人炫耀的自豪。从赵甲的行为及心态中，潜藏着难言的中国人的智慧被糟践被异化的大悲哀，而其中的思情容量的丰富性，对《檀香刑》的价值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撑持作用。 　　《檀香刑》中的这些被重点描写的人物，其个性或"人的过程"的独特性，以及被充分的"中国化"，在中国的小说人物画廊里是从未有过的。应该说，这是对世界小说艺术的一种贡献，而从另一意义上说，《檀香刑》中的人物的独特品性，也绝非因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沉积，而独特到只有中国才有。实际上，此间也弥漫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哀，譬如作为官吏的钱丁，作为反抗者或作为维护人的尊严的孙丙……在我们之外的其他地方，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同样也有着他们的影子，就如某些世界杰出小说中的人物也能在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发现他们的人性踪迹一样。当然，《檀香刑》中的人物之于我的冲击，还在于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即感觉到这些人物至今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是穿着、谈吐及职业不一样了，或生活方式变得"现代化"了一点……不过，我想表达的还不是对小说的具体评价及分析，我只是想说明，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小说，即"中国小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若不从深层处或从世界文学交流的角度考量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出路又在哪儿呢？我已经说到了，任何摹仿或尾随所谓世界潮流的创作路数所可能抵达的，绝不会是"全球化"论者希冀的彼岸。 　　这是一个涉及小说创作观念的问题。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很坦率地说："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语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他说，他的创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是"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撤退"正是创造"中国小说"的一种观念上的自觉，一种扎扎实实的进步或实验--其中也包括着对假贵族或假洋鬼子式的小说形态的强烈不满及忧患。事实上，不管是传统的古典文学还是民间文学，若要在创作中获得相应的继承及革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说到："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檀香刑》引入"猫腔"的韵律及调子，便是一种独创；而独创的根柢，便在于作家的素质，在于对各种形态的古典的或民间文化艺术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对中国人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群体的了解，大约是创作"中国小说"最重要的前提--任何空泛的"人类意识"及不着边际的"人性"观念，都无助于优秀小说的创造。首先得从中国人开始，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生存状态或精神世界，以及中国人的"现实"；否则，我们的小说创作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存在理由，更谈不上所谓"全球化"的对话与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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