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更无情面地是解剖我自己－－"（鲁迅语） 　　－－代题记 　　中国是个盛产孔庙的国家，曾几何时，一县一座，无所不在。对此，鲁迅说，孔夫子"死了以后，我以为命运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来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所以，他又说，"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或为别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对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 　　始料不及的是，不知何时，在大家的眼中又有了一位"鲁圣人"；在人们的心里则多了一座"鲁庙"。这是始终相信青年一定胜过老年；后人一定超过前人；未来一定好过现在的鲁迅未曾想到的。与被"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子和有形的"孔庙"相比；；没有"谥号"的"鲁夫子"和无形的"鲁庙"却更为神圣、更为威严。至少，用鲁迅的话来说，当"孔子被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在中国，历代反孔者，代不乏人。鲁迅，就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健将。而专找鲁迅"缺点的论文和作品"，不仅迄今尚未"出现"，简直就是闻所未闻，大逆不道。 　　二十年前，提倡解放思想的时候，有人斗胆在公开场合说了句，"鲁迅是伟人，但不是完人。"此言一出，闻者无不大惊失色、噤喏寒蝉；说者也是后怕不已、心里七上八下。好在那时对"伟大领袖和导师"都已经三七开了，在肯定其主要功劳的同时，也指出晚年确实犯有错误。在那种背景下，说者躲过一劫。要是再早几年，不说掉脑袋，牢狱之灾是绝对免不了的。不过，真的再早几年，他也不敢说了。 　　转眼间，就是所谓新世纪了。对鲁迅的评价，也由"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一举进步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论孔子"也是人"的水平。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人们说话写文章，尤其论辩的时候，只要祭出鲁迅的话，那输赢就出来了。事实上，鲁迅的话，比真理还真理，其实就是"公理"，具有"最高证据力"。公理的意义就是用来对照、衡量和评判一切是非的规范和标准。而真理尚需辩论，愈辩愈明，真理是辩出来的；真理还需要检验，"实践是检验理的唯一的标准"，真理是检验出来的。 　　其实，鲁迅生前不过是一个常为欠薪发愁的职员；一个为了挣外快到处兼课的国文教员；一个羡慕美国高稿酬，抱怨中国稿费低的自由撰稿人；一个如果自己的利益受损也会耿耿于怀的性情中人；一个为了生存颇为圆滑的"世故老人"；一个自己也坦白承认自己身上就有自己所抨击的"劣根性"、所批评的"阿Q精神"，苦于摆脱不了"古老鬼魂缠身"的过来人；一个最终有经济能力在当时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城市－－上海（仅次于纽约、伦敦），过上流社会生活水准，沐浴到现代物质文明光辉的成功作家；一个勇于、善于和巧于与旧思想、旧文化和旧势力作战的文化战士；一个关切苦难中国、中国苦难的，从而总是忧愤深广，一脸"不良表情"的思想家。怎么就有了一道无形的禁区，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只被崇拜，不被"解剖"；只能信仰，不能怀疑的"鲁夫子"了呢？出现这种情况，是鲁迅的成功，还是鲁迅的失败？ 　　在鲁迅空前的成功的表象下面，反映的却是鲁迅几乎完全失败的事实。 　　鲁迅的失败，是鲁迅精神的失败，是文字的失败，是中国人的失败。被嘲笑和愚弄的，不仅是一个鲁迅，而是大大小小的所有的"鲁迅们"。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人性使然，文人也不例外。在英国，萧伯纳轻视丘吉尔的相位，他自认为自己在文艺王国中，比丘吉尔更崇高；在法国，巴尔扎克将写有"拿破仑！拿破仑！你（用剑）不能征服的地方，我用笔可以征服"的纸条，套在巴黎拿破仑铜象的手指上；在中国，李敖将司马迁与汉武帝相比，把自己与蒋介石比较。这些，都是文人头脑发热时的自我解嘲、自我意淫和自我捧场罢了。 　　在国民党的势力围内，蒋介石被尊为民族救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位从大陆就追随国民党，一直追随到台湾的有个人写了篇文章，讨论蒋介石的功过。文章中有八个字，"自以为是民族救星"，结果一个字一年，判了八年刑。同样，台北警察局决定用罚款的方式禁止市民随地吐痰，大家以为这下改变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有希望了。谁知蒋介石知道后，下令禁止。他说，要以德服人，只可以劝告，不可以罚钱。此举立即夭折，而台湾报纸、电台等马上异口同声地喊：德治比法治好，动不动就罚钱，只会招来民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不文明著称于世的华人在新加坡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该国就是通过严管重罚整治社会风气；用严刑峻法打击犯罪获得巨大成效的典型。今天，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七，是亚洲唯一跻身前列的国家。如果说，香港、台湾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赚钱，那么新加坡则证明了中国人只要肯老老实实当学生，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繁荣和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虽然说武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但文人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大家一个劲地美化、拔高和独尊鲁迅其人其文；其实是在淡化、弱化和小化鲁迅。鲁迅精神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与时俱进、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鲁迅被"绝对肯定"的地方，在鲁迅之后，没有鲁迅精神的传人。反而是在鲁迅被否定的台湾，诞生了李敖等几个有良知、良心，有人格、人性的作家，继承、发扬了鲁迅精神，新文化运动精神。 　　和我们一样，鲁迅也是个浑身是毛病、缺点和不足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人人如此，并不以鲁迅为然。鲁迅对此也常有自嘲、自讽和自解。鲁迅评人论事，也常有偏见、过头和不当之处。但就是有人连鲁迅生活中的每个方面、每件事上，都要将鲁迅"粉饰"一番。别的不说，在待人接物，对待不同意见者方面，鲁迅的胸襟，就远远逊于胡适。 　　就以他们二人论，鲁迅和胡适是《新青年》同人，北京大学同事。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有来往，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交往密切。后来因政见相左，彼此逐渐疏远。这以后，鲁迅在提到胡适时，虽然未进行过正面的、直接的和尖锐的人身攻击。但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冷嘲热讽，却是有的。而且，鲁迅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 　　在后来温长的人生旅途中，完全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胡适，却竭力帮助过自己明明知道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进入社会谋职；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同意了千家驹关于翻译《资本论》的建议，使千家驹、吴半农有条件顺利译出该书部份，后因商务印书馆不敢出版，导致这项工作中途夭折。对于鲁迅，胡适始终保持着敬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 　　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与胡适已成了活冤家，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 　　"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了（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良工译出了，其书是未知我和鲁迅之小说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份浅单可笑。说鲁迅抄袭盐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五十年代，正如胡适在大陆被否定一样，鲁迅在台湾也被否定。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题，发表演说： 　　"我们那时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创造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创造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结果，他们觉悟了，古文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这个运动，他们兄弟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 　　特地指出这点，并非是为了丑化鲁迅，意在用实际行动，诠释对鲁迅"也是人"的理解。 　　北大建校百年，在各种纪念活动中，有一台校友自编、自导和自演的话剧《蔡元培》，主人公有句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百年寂寞的，又何止蔡先生。鲁迅的知音，又在哪里？ 　　救救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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